PAR 表演藝術雜誌

這一次觀賞《醜男子》讓我特別狐疑：這座禮堂劇院厚重的鏡框究竟給了導演多少壓力？──如果我能更情緒化一點地埋怨，「導這齣戲該爽的都讓導演他爽去了，觀眾能要什麼？」全劇壯觀的紅色狹長舞台、震懾視覺的魔術機關與奇幻詭異的影像處理，應該全然滿足了觀眾對劇場娛樂性的期待；然而我，像親見暗戀對象被其他的追求者甜膩地保護著，只感到意外，竟沒有妒忌。

處處都顯露斧鑿之痕、刻意之嫌

坐在不適切的中山堂光復廳裡看戲，讓我必須旁觀創作者與劇本之間的交歡，我無法動心體會，只有以有限智商解碼答題的困窘。為什麼是這樣疏離的表演方式？為什麼這樣轉換場次？為什麼要用這麼一座狹長的紅色舞台？的確，魔術很好看，但為什麼要變魔術？為什麼劇終前導演能允許舞台工作人員大剌剌地（不然能如何？！）扛出電動升降梯、不怕打擾觀眾看戲？

馮．梅焰堡（Marius von Mayenburg）的劇作意念凝鍊精確，從原劇舞台指示「手術後演員臉上不應有任何改變」閱讀，顯見編劇試圖將全劇最精采的魔法施諸觀眾的想像與詮釋，而建立整齣戲虛擬敘事背景，便得依賴四位演員的表演技巧與情感。偏偏「不見痕跡」的轉場與角色的變換，又是導演面臨的挑戰；編劇完全不解釋為什麼這一場兩個角色的對話，會直接就在下一句「跳躍」為不同的場景，變成另外一個不同角色。於是，導演不採寫實的表演肌理，也不讓演員放空中立，除了飾演角色列特的演員吳昆達，其他三位演員幾乎是清楚地以一種「嘲弄角色」的態度在執行表演，尤其飾演芳妮的演員蔣薇華最為明顯──這點，可以主角列特在開場後不久與妻子對談時的場景為例。「嘲弄」的表演態度深化了觀賞的疏離，清楚地看見演員對這個角色的態度，同時，也不禁擔憂是否在每個節奏轉折下，演員也沒有說服自己的「所作所為」。看起來，導演刻意不經營表演與台位的細節，將以視覺與聽覺的呈現，作為傳達詮釋的策略，整齣戲在文化隔閡之外，竟也多了「歌劇」般的氣質。

為了更大的票房訴求，當然不難理解導演為什麼在每場增加一個特別客串的角色──一位典型的手術或魔術美女助理；夾子小應與特別客串的演員，應導演要求高唱劇中特意安排的主題歌曲，使我在觀賞當下，腦海裡完全無法融貫劇中這許多呈現的元素，一番娛樂的美意，竟成干擾的「噪音」。這整齣戲的表演呈現，充滿了創作者的「評論」（例如小應處理角色謝夫勒的方式便擺明了這個角色是個「壞蛋」），偏偏此刻卻又要觀眾跳脫看戲的邏輯，欣賞小應這位演員的歌唱魅力？！在這麼一齣角色服務創作意念的演出中，演員竟然能獲得導演允許「破繭而出」，這是慶幸？還是犯了禁忌？一齣戲該有的「渾然天成」，處處都顯露斧鑿之痕、刻意之嫌。

和劇本「若無其事」的轉場風格大相逕庭

我不認為梅焰堡的《醜男子》是齣毫無瑕疵的傑作，但也不認為創作者必須使盡渾身解數，將詮釋「做滿」。開場前，四位演員以裝模作樣之姿登台，又學雞犬的動作轉化台位，戲劇性的鋪陳與節奏停滯在演員的象徵動作裡；狹長的紅色舞台，也像是對刀俎與血腥有所影射，或為了補救這座「厚重鏡框」與觀眾觀賞的距離，然而，卻造成演員移動與道具上下的障礙，這似乎又和劇本「若無其事」的轉場風格，大相逕庭。

請原諒我對劇場藝術的固執與笨拙。但以過來人的經驗來說，何苦為了所謂「藝術節」（或觀眾）而膨脹或扭曲劇本之外所有無謂的枝節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