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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家陳界仁將戲劇景觀設計成一個由鋪天蓋地的廢舊報紙堆砌而成的舞台裝置,人物就生存於其中,活動於其中。(許斌 攝)
戲劇

絕望之為虛妄 正與希望相同

《荒原》無疑是王墨林近年來所編導的最為成熟的作品。鋪滿整個實驗劇場台面的廢舊報紙,幽暗而明滅不定的燈光,營構了一種寥落、沉鬱的氛圍;詩性的台詞產生一定程度的抽離作用,防止演員情感過分沉溺於其中;生命行將走到盡頭的緊迫感,促使作者和他筆下的人物,更加急切,更加專注地叩問:何為人生意義?何為終極信仰?

 

《荒原》無疑是王墨林近年來所編導的最為成熟的作品。鋪滿整個實驗劇場台面的廢舊報紙,幽暗而明滅不定的燈光,營構了一種寥落、沉鬱的氛圍;詩性的台詞產生一定程度的抽離作用,防止演員情感過分沉溺於其中;生命行將走到盡頭的緊迫感,促使作者和他筆下的人物,更加急切,更加專注地叩問:何為人生意義?何為終極信仰?

 

新點子劇展—五節芒劇團《荒原》

2010/12/1719  台北 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王墨林挪用艾略特傳世長詩《荒原》的意象,為自己新近編導的小劇場作品命名。艾略特將醉生夢死、傖俗猥瑣的人生喻為精神的荒原,王墨林則以荒原喻示台灣左翼知識分子的精神困境和現實的政治生態。《荒原》可以看作是對充滿浪漫激情的八○年代不堪回首的追憶,也是後革命年代知識分子心有不甘的救贖儀式。

劇中兩個人物:柱子和阿彬,曾是八○年代反體制運動中同一戰壕的戰友,後因政見不同,分道揚鑣:一個參加了又右又獨的「新潮流」,一個參加了又左又統的勞動黨。只是他們所宣揚的理想都與現實政治發生極大的抵觸,在革命教義轟然坍塌之後,或置身度外,或悄然身退。然而,歲月恍惚,人生多舛,當年的青春鬥士,如今疾病纏身。同行者一個個遠去,留下一串模糊的身影;激情四射的抗爭,剩下若真若幻的記憶碎片。只不過,他們都沒有真正放棄極端自由的烏托邦幻想,對歷史的告別也是對歷史的銘刻,對自我的詰問也是對時代的批判。

舊報紙堆裡的幻滅理想

知名藝術家陳界仁將戲劇景觀設計成一個由鋪天蓋地的廢舊報紙堆砌而成的舞台裝置。舞台正中靠後處是一個由鋼管搭成的鐵架,上下左右堆滿了破舊的紙箱和一捆捆的舊報紙。零亂的、揉皺的舊報紙堆成小山,飄灑遍地。人物就生存於其中,活動於其中。歲月掩沒了無數盛世或亂世的悲歡故事,這難以計數的變成舊聞的「新聞」,只有被當成回收的廢品,才有些微的再利用的價值。柱子在這廢紙回收場中進進出出,在鐵架上爬上爬下,像打撈遺失在歷史長河中的記憶碎片般,不時剪下一片半片舊時的新聞報導或文章。沒有預設的目標,沒有詳盡的計畫,彷彿只是一種沒有意義的習慣,一種消磨時光的遊戲,最終都逃不脫被付之一炬的命運。難道這就是理想的歸宿?歷史的終結?

值得探究的是,在這樣一個髒兮兮的單一場景中,兩個半老男人近兩個鐘頭的絮絮叨叨,為什麼還能打動觀眾?在我觀看的兩場演出中,當柱子和阿彬因對往事評價不同而扭打在一起,尤其是柱子慨歎「統獨,統獨!在我們身上到底變成了怎樣的詛咒呢?」「阿彬,我打你,其實是在打自己。」每當此時,我總是聽到臨近觀眾席上的唏噓歎息與啜泣聲。觀眾中,有不少四、五十歲人,他們可能是當年反體制運動的參加者或同齡人,更多的是一些八○後、九○後的年輕人。顯然,族群嚴重對立,只有立場,沒有對錯,任何議題都無法順利進行全社會整合的政治亂象,深深地碰觸到知識分子內心的某一痛點。激情的消退,思想的衰竭,都不足以動搖人們的生活信心;族群情感嚴重撕裂,社會前景一片迷茫,才真正讓人們感到錐心之痛。

扮演柱子和阿彬的李天柱、陳文彬,均是當今小有名氣的影視演員。他們本色化的表演,拉開了兩者的距離。正是這種不同個性的差異,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舞台張力。

個人生命的懺情告白

不必一一考據人物的成長歷程、婚姻變故、癌症病史等現實依據,柱子和阿彬的思維習慣與情感模式,都帶有王墨林濃烈的個人色彩。與膚淺的政治宣傳劇不同,《荒原》摒棄了標語口號式的意識形態語言,將台詞的思辨色彩與情感經驗揉合在一起。人物觸景生情,回憶的碎片帶著個人的體溫,流蕩的思緒夾雜著歷史的風煙。社會的變革與歷史的走向,被壓縮為向左走或向右走的個人選擇。期約無定,往事成空,一個時代的轉向,留給這些過來人的,只是歷史過客的生命浩歎!這既是《荒原》的長處,也是《荒原》的短處。長處是所有的議論都植根於個人經驗,歷史維度帶著生命質感。短處是過分執迷於個人的得失成敗,難以超脫個人格局而趨近於更為深廣的社會歷史。若要真正理解這段歷史的話,無法迴避對思潮史、社會史、文化史的複雜辨析,因為歷史畢竟不能歸結為演繹者的主觀意願與個人歷程。

《荒原》無疑是王墨林近年來所編導的最為成熟的作品。鋪滿整個實驗劇場台面的廢舊報紙,幽暗而明滅不定的燈光,營構了一種寥落、沉鬱的氛圍;詩性的台詞產生一定程度的抽離作用,防止演員情感過分沉溺於其中;生命行將走到盡頭的緊迫感,促使作者和他筆下的人物,更加急切,更加專注地叩問:何為人生意義?何為終極信仰?

王墨林在談及該劇的「創作概念」時寫道:「八○年代的世代過去了……烏托邦已成了一片荒原……記憶只剩下一隻殘臂,或一個頭顱,甚而只有一片空洞的遺忘;而生命的虛空性就是從遺忘中顯現出來。」柱子說:「現在我對生命一無所知,在那黑暗的心靈世界,是一片沉默。」阿彬說:「我們根本跨不過解嚴與戒嚴、新與舊、過去與現在的鴻溝……八○年代的反抗記憶漸漸變成了一灘臭水,大家唯恐避之不及。」

演出中,在舞台左側還安排了一個小型歌隊,三位音樂系稚嫩的學生,彈唱著自編自唱的小調。對他們來說,卅年前的戒嚴/解嚴,都不外是茶餘飯後的談資(編按:談話材料)。連「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的國際歌,也不過是一些好玩的戲言而已。

在失望中麻痹自己能獲得救贖?

我並不否認現實政治佈滿陷阱與假象,也不否認至善的烏托邦的虛幻性。我的疑問是,用一種歷史悲觀主義代替對玫瑰園(天堂或美好社會)的設想,在失望中麻痹自己,真的能夠獲得自我救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歷史是一個無窮無盡的過程。人類爭取一個更合理的社會和更健全的人性的鬥爭永不會止息。王墨林和他筆下的人物,都輕忽了歷史的多重性。八○年代不是一代人的墳墓。對八○年代的多元反思也不會完結。

魯迅先生在《野草.希望》中寫道:「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荒原》作為精神世界的象徵,我希望只是一齣戲的意象,而不是無所歸屬一代的讖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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