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眼睛跨劇團的《女武神》的角色在地化,和當今台灣的處境可謂無縫接軌。
黑眼睛跨劇團的《女武神》的角色在地化,和當今台灣的處境可謂無縫接軌。(黑眼睛跨劇團 提供)
特別企畫(二) Feature 2014表演藝術回顧/現象觀察 現象7:社會時事比戲好看,劇場還能做什麼?

「政治正確」剝奪想像 放下宣言開始提問

這一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已經讓街頭比劇場還有戲劇感,連藝評人都想提名「太陽花運動」角逐台新藝術獎;面對這樣的狀況,劇場人還能怎樣在劇場裡演「政治」?有人在演出中呈現當下預言未來,但其實是展現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有人改編史詩小說翻轉寓言,但卻流於扁平;也有人透過在經典中置入在地情境,帶動觀眾的提問與學習能力……

這一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已經讓街頭比劇場還有戲劇感,連藝評人都想提名「太陽花運動」角逐台新藝術獎;面對這樣的狀況,劇場人還能怎樣在劇場裡演「政治」?有人在演出中呈現當下預言未來,但其實是展現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有人改編史詩小說翻轉寓言,但卻流於扁平;也有人透過在經典中置入在地情境,帶動觀眾的提問與學習能力……

當社會運動演變成空間占領,我們很容易從眾聲喧嘩的場面,感染一股狂歡節的氛圍。可是這種狂歡是脆弱的,運動的狂歡裡總是潛藏著憂鬱,因為抗爭很可能造成犧牲,政府可能不惜發動血腥鎮壓,被壓迫者也可能以絕食、自焚等自殘的手段反制。甚至抗爭本身也會被抗爭者所犧牲,例如學運領袖成為談話節目的名嘴,使得抗爭被媒體所消費,或是前朝的受害者頂著光環,改朝換代之後成為升級版的暴君,那更是歷史中一再出現的暴力輪迴。

因此,狂歡與憂鬱就像運動中的光和影。只不過我們通常喜愛追逐光明,更勝於環顧包圍我們的黑暗。政治如此,藝術亦然,從今年幾齣回應反服貿、占領立法院這些事件的劇場作品,可見一斑。

被政治正確剝奪的未來想像

先談一片好評的《玫瑰色的國》。讀演劇人的這齣戲,一開場就是二○三四年的台灣,一群大學話劇社的朋友久別重逢,廿年前他們一起在排演場內重演四六事件、野百合學運,在排練場外碰上了太陽花運動,並且一路經歷了人傳人禽流感、核五興建、台獨公投失敗,有人進核電廠工作到變成廢人,有人當上無良縣長、山也BOT海也BOT、翻臉不認舊日的同性戀人,有人把自己賣到中國當台勞。總之,這齣戲有熱血有冷血,有夢想有幻滅,有微遠的過去又有近未來,無怪乎劇評人鴻鴻稱讚它「展現了大膽的史詩企圖」、「不斷逼迫觀眾重新思考自己的意識形態盲點」,藝評人陳泰松說它讓「歷史的審判預先到來」。可是,有嗎?戲中所預言的那個核汙染愈來愈嚴重、台灣愈來愈依賴中國的未來,其實早已到來,根本不是預言;它對於開發主義和恐同的批判,也並沒有指出什麼盲點,完全就是當今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本身。

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難道說,台灣獨立成功就沒問題了嗎?要是鬼島再度淪為美軍基地呢?要是政府因此追加國防預算,然後說服老百姓,建核五才能擁有核武呢?要是你被迫在獨立建國和非核家園之間選擇一個呢?話說回來,不正是為了面對這些誰也無解的現實疑慮,我們才迫切地需要想像未來嗎?

魏瑛娟的《西夏旅館.蝴蝶書》,也是一樣把史詩格局壓縮得同樣扁平。論者多已指出,這場華麗的改編有些落漆,比方林乃文就從駱以軍的小說逐條審查,認為原著裡那座混雜著邊疆民族的古代史、邊陲島嶼的近代史、夢境和時事的文字迷宮,變成劇場裡「西夏文字藝術節」加「台灣之光攝影比賽」的廉價商演,統治者加反抗者的投影平面。尤其這齣戲把上半場稱為「陽本」,下半場稱為「陰本」,卻在最後謝幕時,讓演員上台自報什麼台灣之光。陰性書寫了六小時,結果是比男性作者更陽剛的民族主義。不過,這裡也要幫魏瑛娟說句話:文創商演之類的通俗手法未必就不好,畢竟戲就是在松山文創園區裡演出的,文化的商品化本來就是鋪天蓋地的現實,而且這一招若是用得夠高,魏瑛娟還有機會一舉揭穿「台灣之光」本身就是一個商品。可惜她沒把握住這個機會。

回到革命前夕的學習時代

相較之下,由鴻鴻策展的「華格納革命指環」,挪用北歐神話的敘事架構,套入台灣正在發生的社會抗爭,等於透過我們所疏離的,逼近我們親身經歷的,算是以史詩劇場反省當下的成功案例。譬如黑眼睛跨劇團的《女武神》,藝評人陳漢金誇讚它對華格納歌劇的社會學式解讀,把契約之神佛旦在地化為大到不能倒的核電廠老闆、女武神政治化為起身反抗的工廠女工,和當今台灣的處境可謂無縫接軌;然而,這齣戲之可貴,更在於它的見縫插針,特別是當齊格蒙這位英雄誕生的場景,在觀眾和英雄之間插入暗中窺伺的諸神,提醒我們老大哥的監視無所不在;還有,女武神用學語者的咬字表達對舊神的背叛,處理核廢料的工人學著自問舊世界是不是唯一的選擇,這些情節,都把政治藝術的重點,從意識形態的宣傳和思想教育,導向了不斷提問和學習的能力。

如果學習是革命前夕的必經之旅,再拒劇團的《諸神黃昏》大概就是少了這個。這齣戲還未開演,入口就有人發放抗議傳單,這邊有人高唱國際歌,那邊有人拿大聲公喊口號,儼然把廣場上的群眾喧嘩再製為劇場裡的噪音交響。騷動的街頭總是很有劇場感,再拒則讓劇場混亂得很有街頭感。接著,就是那段古典音樂電台的精采模仿,主持人說出那段經典名句:「反資本家是左派,種族歧視是右派,如果某人討厭猶太人資本家,那他是左派還是右派?」這個政治極不正確的不左不右之人,當然就是華格納,三言兩語就為藝術家解套意識形態的綑綁。然而,它的犀利,它的沛然莫之能禦,也差不多只到這裡,之後就是台詞、call in、電音、歌曲、電視轉播逐漸混音成一片無差別的聲響,堆疊出劇終諸神毀滅的大爆炸。

本來,如果我們能夠學習聆聽,聽這些各自竄出的聲音如何彼此叫囂、對抗,我們便可以重新思考運動所激化的不同立場,分辨哪些聲音裡的憤怒,後來變成了空虛,又有哪些聲音裡的理性,後來變成了暴力。如何在抗爭的激情之餘學著辨識隱憂,剩下來就是藝術家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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