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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益增的攝影作品「家的妄想」,將與阮劇團共構一齣紀錄劇場作品。(莊益增 攝 2015臺北藝術節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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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影像、表演 述說回家的想望

阮劇團《家的妄想》 紀錄劇場形式取材在地故事

在臺北藝術節總監耿一偉的撮合下,長期在嘉義耕耘的阮劇團,與莊益增、顏蘭權合作,以「家的妄想」攝影計畫為題,探訪嘉義東石沿海一帶,藉紀錄劇場的形式,探問人與環境的關係。藉由田野調查,創作者帶出一個分崩離析的家,家中四個無法團聚的角色,牽引出「墳墓」、「頹圮」、「四散」等莊益增的攝影作品幾個不同的主題。演出將透過「文件」的選裁,創造劇場「互文」的可能性。

在臺北藝術節總監耿一偉的撮合下,長期在嘉義耕耘的阮劇團,與莊益增、顏蘭權合作,以「家的妄想」攝影計畫為題,探訪嘉義東石沿海一帶,藉紀錄劇場的形式,探問人與環境的關係。藉由田野調查,創作者帶出一個分崩離析的家,家中四個無法團聚的角色,牽引出「墳墓」、「頹圮」、「四散」等莊益增的攝影作品幾個不同的主題。演出將透過「文件」的選裁,創造劇場「互文」的可能性。

2015臺北藝術節《家的妄想》

7/31~8/1  19:30   8/2  14:30

台北 水源劇場

INFO  02-25289580轉191-199

頹圮的磚牆、荒蕪的廢墟、無人的所在,這是以《無米樂》、《牽阮的手》等紀錄片,引發土地與歷史關注的導演莊益增、顏蘭權,在二○一四年推出的攝影展「家的妄想」,畫面捕捉了台西沿海河岸一帶破敗的家屋景觀。「『家』是一個概念,現代人是沒有家的;另一方面,『家』卻無所不在,『家』是一種妄想。」莊益增如是說。

從真實情境出發  鋪陳《家的妄想》

二○一五年,長期在嘉義耕耘的阮劇團,與莊益增、顏蘭權合作,以同名攝影計畫為題,探訪嘉義東石沿海一帶,藉紀錄劇場的形式,探問人與環境的關係。導演汪兆謙表示,在臺北藝術節總監耿一偉的撮合下,他與兩位紀錄片導演從去年底開始碰面,原本想延伸《無米樂》的議題,但莊益增無意重複,於是把焦點轉向了他的攝影作品。

汪兆謙說,以「家」為主題,呼應了阮劇團的成員選擇回故鄉落地生根的想法。「回到嘉義,我們常常會反省自己,是否不自覺地帶著一種知識分子的傲慢,對土地的思考帶有太多偏見。在這次的作品中,希望可以呈現我們對自己的省思。」

劇場是再現的媒介,真實建立在虛構之上,和紀錄片的表現形式完全不同,彼此如何磨合?汪兆謙認為,紀錄片著重在拍攝現場的真實。紀錄、訪談真實的素人生活。相對於影像,劇場更是一個「現場」的時空,可以運用的媒材也相當多元。因此,他選擇以紀錄劇場的手法呈現,有別於一般紀錄片著重在平實的影像內容,紀錄劇場在表現的語彙上擁有更多可能性。「劇場導演與影像導演的想像與出發點非常不同,這應該是討論過程中花比較多時間調適的,也是這次製作上的挑戰。」

除了影像與劇場導演的跨界組合,《家的妄想》更找來作家許正平參與編劇工作。劇情設定從真實情境出發:阮劇團受邀臺北藝術節演出,不得不去東石作田野調查。藉由田野調查,帶出一個分崩離析的家:被泡在水中墳墓的鬼魂,離家的遊民老爸,剖著蚵、守護著家的外配老媽與不回家的女兒。從這四個無法團聚的角色,牽引出「墳墓」、「頹圮」、「四散」等莊益增的攝影作品幾個不同的主題。

汪兆謙強調,劇中角色與情節來自阮劇團與莊益增、顏蘭權密集到東石田調訪談的記錄。他們一路造訪了喪葬業者、撿骨師公、蚵田婦人、村落老人及同輩的嘉義青年,聽到了很多鄉野奇談、也聽到了底層生活的不得已與無奈的心聲。

文件現身舞台  傳達演出概念

有別於過去阮劇團的經典在地化移植與搬演,著重在角色與情節的經營,《家的妄想》不走傳統敘事,汪兆謙認為,紀錄劇場運用的媒材是「文件」,通過文件的配搭與選裁,創造劇場「互文」的可能性。在舞台上,無論是視覺、影像、演員與空間,將彼此互為文本,形塑、表達出演出的概念。

阮劇團成軍十二年,核心成員幾乎是土生土長的嘉義青年,過去他們北上求學,陸續從戲劇相關科系畢業後,回到故鄉定居、專心經營劇團。除了演出之外,他們也深耕戲劇教育與推廣,從舉辦得有聲有色的「草草戲劇節」、「劇本農場」到「偏鄉演出計畫」,都企圖擺脫台北思維和城市觀點,將戲劇的種子深植嘉義。《家的妄想》將是他們首度取材在地故事,對土地與生活場域的回饋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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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錄劇場 重新定義劇場的真實

紀錄劇場(Documentary Theatre)泛指各種使用真實「文件」(document)的劇場作品,舉凡檔案、訪問、照片、影像、數據、個人史等。所謂真實的文件並不代表就是客觀,素材的選擇、剪裁、使用往往表現出創作者對現實的態度,因此紀錄劇場有很強的政治意味。

「紀實」的追求常出現在社會氛圍多變不安的時刻,由於變動的氣氛,促使社會以不同的觀點看待自身的歷史與記憶。劇場的紀實風潮表現出創作者迫切思考如何突破劇場既定的世界,處理當代與現實的關係。紀錄劇場的多元發展,重新定義了藝術和社會的關係,同時發揮劇場的公共性。

過去,紀錄劇場的主要訴求仍在檔案本身揭露「真實」的力量,當代的紀錄劇場創作者與真實的關係則更為複雜;他們清楚地意識到真實背後的建構與權力關係,以及表演本身對訊息接收的操作和影響,展現的時常並非是客觀的真實和歷史,而是真實的建構及對特定歷史的當代記憶。(廖俊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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