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可以給我們什麼樣的對應與思考刺激？曾造訪歐洲考察劇院經營與劇場生態的導演許哲彬，透過本文介紹歐洲德語區與英國劇院的公共性面貌，在創作、活動企畫上，如何與社會緊密互動……
疫情尚未發生的2019下半年，我得到國藝會海外藝遊計畫的資助，前往歐洲與英國考察劇院經營與劇場生態。接近旅程終點之際，我在蘇黎世和曾來台演出《夜半鼓聲》的德國導演克里斯多夫．魯賓（Christopher Rüping）碰面；剛離開慕尼黑室內劇院（Münchner Kammerspiele）、正準備加入蘇黎世劇院（Schauspielhaus Zürich）新團隊的魯賓在排練空檔和我沿著河畔蹓狗，一邊回答我丟出的種種圍繞著「劇院」的問題。
「那，台灣的國家劇院的『Representation』是什麼？」魯賓突然回拋了一個問題過來。
我卡住。想著這個詞究竟該怎麼翻成中文來理解詮釋的同時，近兩個月來走訪的劇院與訪談對象們所分享的內容毫無防備地衝上腦袋、堵住正準備吐出答案的嘴⋯⋯
德語區劇場：提供人民思考與討論的場域
台灣的劇場創作者與觀眾，對於德語區劇場（德國、奧地利、瑞士）的印象通常是其激進的表現形式與議題內容，或是既大膽又昂貴地令人瞠目結舌的舞台美學。表面上，這令人生羨的創作條件看似因為德語區劇院大約有百分之80左右的預算來自政府支持，創作者與劇院才得以專注於藝術核心而非票房壓力；然而，追根究柢起來，德語國家如何看待「劇院」於社會中的存在，才是關鍵之處。
劇院，在德語國家的傳統裡，被視為與學校、醫院類似的公共性機構；學校傳授人民知識，醫院醫治人民病痛，劇院則提供人民思考與討論的場域。比起娛樂民眾或經濟效益，承襲啟蒙主義時代精神至今的德語區劇場，更強調反映政治現實、批判社會現象、引發觀眾反思等戲劇的社會性功能。光是全德國就遍布著超過180座「公立劇院」，而其中構成當代德語區劇場面貌最主要的「市立劇院」（Stadttheater）們，從合作藝術家名單、劇季論述、劇院定位、駐團演員（Ensemble）組成、教育活動設計等諸多面向互相競爭、經營各自美學路線；與此同時，也齊力建構出德語區觀眾所處的地區／城市／國家與他們之間的關係。這般百花齊放的劇院風景，也是剛見證結束表演藝術圈「兩廳院獨大」階段的台灣觀眾所難以想像的。
2014年起接任柏林高爾基劇院（Maxim Gorki Theater）的朗霍夫（Shermin Langhoff）不僅是德國公立劇場史上第一位土耳其裔的女性總監，她與戲劇顧問背景的聯合藝術總監希列（Jens Hillje）將高爾基劇院定位為「後移民時代劇場」（Postmigrantisches Theater）。在這裡，所有的演出和相關活動都與移民、身分、族裔、社群、城市議題緊密扣合，朗霍夫一改以往白人當道的劇場正統性，開放了更多元族群背景的創作者進入劇院，甚至成立了「難民駐團演員」（Exile Ensemble），並且在劇院的每一場演出都配置英文字幕，回應柏林這座國際城市的觀眾需求。演出之外，「高爾基論壇」（Gorki Forum）則是定期的主題講座與研討，由劇院常設的戲劇構作部門規劃，邀請各領域專家、社會學家或政治家，針對特定議題與觀眾討論，而非服務單一製作演出的周邊行銷活動。
瑞士蘇黎世劇院則是一個反映了德語區劇場如何面對觀眾人口老化、藝術疆界液態化、劇院如何作為公共創意中心、即時回應當下社會等問題的一個有趣例子。2019年甫上任的兩位新藝術總監——導演史特曼（Nicolas Stemann）和戲劇顧問布隆柏格（Benjamin von Blomberg）邀請了8位包含視覺藝術和當代舞蹈背景且國籍與文化背景多元的青年創作者擔任駐團導演（In-house Directors），將劇院定義為藝術發生地而非劇場空間，重新論述劇場與年輕世代的關係。
除了創作，這些駐團導演們也被賦予其他「任務」：視覺藝術底子的吉榭（Alexander Giesche）重新打造老舊劇院的大廳；戲劇教育背景的居勒（Suna Gürler）則身兼劇院的教育部門經理來為青少年規劃戲劇課程與活動；而2020上半年疫情爆發之際，劇院被迫暫停現場演出，導演魯賓則根據奇士勞斯基的電影《十誡》改編為9集的線上直播展演，回應疫情下的人類狀態。
無論是高爾基劇院明確地將自我定位落實在藝術面與經營面，或是蘇黎世劇院的體制內藝術家們不只在作品中回應社會，也必須面對結構內的公共責任，皆體現了德語區劇場所實踐的社會性功能。
然而，（從創作者角度看來）彷彿烏托邦般的德語區劇場，對於缺乏深厚社會脈絡的台灣是否太過於理想化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