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作為表演空間，國家兩廳院也自許成為為產業創造對話的場域，從3月下旬開始的「NTCH Salon 劇院沙龍：劇場．議場」，第一個系列以「思辨機構」為題，邀請產業裡的各種角色開啟對話，用各自的立場闡述，檢視、思考藝術機構在文化生態裡的公共任務，在時代快速的演進中，各機構又該如何轉型。
此系列首場的題目為「機構體系下的創作生產」，邀請蘇品文、洪千涵、許哲彬與鄭伊里4位藝術家，分享自己在與場館或機構合作創作的經驗中，對自己與機構角色的看法與思考。
時間：3月20日下午
地點：台北 國家戲劇院4樓交誼廳
策畫暨主持人：林人中
與談人：蘇品文（藝術家）
洪千涵（藝術家、明日和合製作所核心創作者）
許哲彬（四把椅子劇團藝術總監）
鄭伊里（作曲家）
林人中（以下簡稱林）：兩廳院將邁入35周年，而新興的公立劇院與美術場館也陸續成立營運，面對生態急速機構化，我們邀請4位崛起於2010年之後的藝術家，來聊聊他們如何踏入表演產業，及近期如何意識到機構化現象與他們作品生產之間的關係。
許哲彬（以下簡稱許）：我們這世代做劇場的人有很多補助和機會，當2008年臺北藝穗節出現，藝術家出道的門檻降低，可以多被討論、跟其他人交流，《團團圓圓》演完後，臺北藝術節跟我們接洽，我直覺的感受是「哇～被看到了！」當時資源還集中在上方，看待機構是抬頭仰望的。2011年新點子劇展是第一次跟兩廳院合作，在協調檔期和預算時，我們覺得有些討論不該這樣進行，但作為年輕藝術家還是告訴自己接受，這就是華人的陋習，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一次經驗。
以前當前輩找我們合作時，常會告知「我在給你一個機會」，現在這個需求是互相的、有意識地被改變，很多單位都想跟國內創作者合作，平台變多，創作者也有選擇權。我覺得場館和團隊，像還沒搞清楚對方興趣就急著在一起的情侶，大家急著做以前沒做、做不到的事，機會、對話變多，但細節、內容還沒在同一水平。過去10年有很多社會運動影響我們看待威權、體制的視野，但還是蠻「奴」的，都要先做做看，才發現其實不想。
洪千涵（以下簡稱洪）：2010年北藝大畢業後，我從外表坊和人力飛行劇團開始做創作，因為在外表坊的製作而被北美館邀請合作，當時也是「哇～被看見了！」念完研究所回來，我投「新人新視野」沒上，後來參與中國烏鎮戲劇節得了第一名，被關渡藝術節邀請，這好像是一種步驟，沒有一開始出來就被別人看見的。這10年來我對文化政策、補助機制抱持正面看法，知道文化部、國藝會可以申請補助，也明白這不是理所當然，蠻感激的。前輩們創造出可以跟隨的歷程，我們的身體好像就沒有抗爭的體感經驗，要爭取資源就是坐下來好好談、寫企劃書。
2016年創立明日和合，第一個作品打開領域的界線，劇團申請國藝會的補助，不是做戲劇作品，而是在寶藏巖做三個展覽。剛開始有很多可能性，也許有平台，但要自己去創造，才有機會被看見。之後在2018年新點子、2019年TIFA跟兩廳院合作，近年則跟北藝中心合作《家庭浪漫》、《祖母悖論》，談到生產結構，當委製的邀請進入一種慣例狀態，有時我會覺得不太健康，沒時間思考自己想要做什麼、學什麼。
鄭伊里（以下簡稱鄭）：我2018年投「新人新視野」也沒上，後來計畫持續發展到現在，投了臺中國家歌劇院的駐館藝術家。我是受古典音樂訓練、作曲學院派出身，這10年不管是我、場館或世界的變化都很大，我原本是鑽研音符跟演奏，後來發現自己在音樂表演時是有身體在動、其他樂器在發聲的，再往外思考，我做表演對其他人有什麼樣的意義？會開始這樣想跟環境改變、在國外看藝術節的經驗有關。
2009年，我得到教育部文藝創作作曲獎，也入圍臺北數位藝術節，開啟我在音樂和數位藝術的創作，那時候很投入在單純的作品上。大部分的音樂表演都是由一首首的曲子組合成一個節目，而我在國外看到的很多節目，不同領域之間的對話變頻繁、界線也模糊了，很多作品都同時有導演、作曲家、舞蹈家。這些觀賞經驗觸動我、打開我對表演的眼界，才從樂譜跳出來對其他事產生興趣。跟場館的合作其實是這兩年才開始有，2017年底回來台灣後想要繼續創作，才慢慢了解補助、open call的機會。
蘇品文（以下簡稱蘇）：我的背景是哲學，2009年考上北藝大才踏入學院，拿了舞蹈創作碩士，卻是從擔任舞者打開不同的合作。若在台上沒有拿到創作者的話語權，就變成執行者，當我發現舞者這身分不夠了，我投入的第一個創作是「下一個編舞計畫」，從舞者變成編舞者，成為資方而不是勞方，但都還沒有跟場館合作的經驗。2017年參加北京現代舞團甄選後拿到第一張舞蹈合約，比較大的感受是從中國回到台灣後，面對首次在舞蹈節的投案落選，開啟我看待亞洲、台灣在世界地圖上新的感受，「我到底在哪裡？」
我在2018年決定稱自己為獨立藝術家而不是編舞者，開始投入女性主義、性別、裸Nudity的研究，知道自己往不同的方向去。在《少女須知》首演後，收到兩廳院「舞蹈秋天」的邀請，首次以個人身分跟機構合作。前面幾位提到被看見的「哇～」，我則是想問機構「你確定嗎？」研究轉向後，我跟機構合作有兩個致命傷，首先是我在意女性主義藝術家應該要跟國家機構工作嗎？作品跟研究能因此走到哪？第二個是時間，我很注重作品的研究、工作方法，如果在機制裡能有更多時間和工作基礎，就不用有救火的方案，這也是為什麼我不一定要受國家補助、委製，我是獨立藝術的忠實粉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