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時間：2022/12/08  10:30－12:00
地點：大稻埕
主持　黎家齊
記錄整理　吳岳霖

Q：昆穎跟富民都是花蓮人，卻是很不同的案例，一位離開花蓮許久，一位則一直居住在花蓮。想就你們過去的經驗，對於花東地區的移居與定居有什麼觀察？

林昆穎（簡稱林）：我從小就有個直覺，我要離開花蓮。大學上來台北，與花蓮的關係就是「空空」的，返家就是過節，很少去感受到「花蓮到底有什麼好玩的？」。我老家是飯店業，從小都每天看到大量遊覽車來來去去的，旅客就是來觀光，來玩的，去太魯閣、去石梯坪，風景名勝，我從小一直聽到這些地方，但都沒有真的去過，也沒有愛上過。接近30歲時，因為藝術團隊的關係，開始想尋找地方材料，開始探索，回到花蓮的眼光開始不同了，與花蓮有關的事物開始有趣，愈挖愈深。

楊富民（簡稱楊）：我沒有離開花蓮，是因為對自己家鄉情感太深。至於，「社區營造」是從我父母開始做，從小就跟著他們。現在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是我父母一起創立的，然後帶著社區裡的孩子們一起做事。像現在在灌明年即將整修完成的戲院的水泥，就有很多哥哥、姐姐們回來幫忙，都是小時候一起在協會裡做事情。因為大家都有在社區一起成長的經歷，所以對「家」的感覺也會更強烈。

我大概3歲的時候，父母搬回花蓮，因為工作忙碌把我交給阿嬤照顧。同時，我阿嬤也在照顧有智能障礙的表哥，那時候剛好是在學語言的黃金年齡，直到後來，父母才發現我講話怪怪的，於是我上幼兒正音班一直到小學3年級。到了民國90年初，開始盛行文化體驗，每個社區都在做文化導覽。記得我第一次導覽，帶的是一群看起來就像老師的人，但我講話會結巴、講不清楚，他們都一直鼓勵我，這讓我慢慢敢在人群裡講話。所以，我覺得我的語言治療是在社區裡面完成的。

雖然沒離開過花蓮，但過程中也遇到不同階段。像是昆穎提到18歲離鄉的那種感覺，我仍然有過。雖然我的第一志願是東華大學華文系，但還是會去面試其他大學，去到台中、台北等地方，走出火車站看到那個畫面，還是會激起冒險感，好像住到這個城市會是件好玩且興奮的事情。

但在我面試完一個禮拜，再次回到花蓮火車站的那一刻，走出後站，看到山，才發現那座山像是定錨，標記了自己的家。在離開花蓮的那一個禮拜裡，我都在想怎麼跟我媽說要離開花蓮；但一回到花蓮、看到山，這件事情就連講也不想再講了。

林：你怎麼那麼好，我那時候一心只想離開花蓮！（全場笑）

我出生的時候，花蓮市有一個很大的城市移動，火車站從位於海邊的舊站移往山邊，從東邊移到西邊。這個動態很大，舊火車站的產業型態開始改變，慢慢沉寂，大概就是1979年到1980年左右。

在2000年前後，有一批人從外地遷居花蓮，特別的是這批人有些帶著文化性，是深度探索的開發者，喜歡花蓮，也就在花蓮定居了。最早是開咖啡廳，然後從咖啡廳蔓延出整理型的文化事業，花蓮的氣息跟文學是緊密的。有趣的是，花蓮的地理性，讓這些棲居者得以散點開發，慢慢再連結起來，成為隱性卻綿密的連線網絡。

楊：我的觀察是大概在2014年到到現在，就像昆穎講的，可以感覺到有一群特別的文化分子來到花蓮定居。但是，這不能完全歸結於學運，因為我認為學運是某種累積的結果。就像我問我同學、或是移居到花蓮的人，他們都有一種跟上一個世代差別很大的台灣意識持續在成長，這種意識慢慢推動大家開始去探索台北以外的台灣——強烈探索台灣是什麼？

移居的人對外都顯得很積極，但內在可能是焦慮的——他們大概都說，我來這邊尋找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我會想問：你在台北又有什麼好不安身立命的呢？

Q：離開花蓮這麼久之後，昆穎再回到花蓮，不管是策展、回家、旅遊，是如何重新看待「花蓮」這個地方的？以及怎麼再次跟「花蓮」產生關係的？

林：我當時也不是要逃離花蓮啦。移居台北後，習慣的棲居之地，基本上都有著花蓮的影子，我住到芝山那一帶，主要是因為旁邊的磺溪與陽明山，都會感也不強，前水後山是很熟悉的味道，住下來到現在也沒有離開。

楊：離水近，好像就有種魔力、或是魅力。

林：回頭探找，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動作。一直往前衝到某個程度之後，回頭一看，才發現，走過來的這條路很寬很大。

做文博會的時候，有機會可以做「地方館」。因為我是花蓮人，就覺得一定要策劃「花蓮館」，並不是刻意的，就是一種直覺。其實我對花蓮並不是充滿著無比熱情，或是知道要為花蓮做什麼，純粹地覺得不能沒有。後來變成一種堅持，大家就會說：「你對花蓮很有愛！」，然而不是那樣的！（笑），這反而成為一種觸發，在累積大量資料、去認識更多的人，看見更多環境，才發現花蓮是特別的，所謂的「後山」是神秘而珍貴的。

隨即，花蓮縣文化局長邀我們來策劃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我訂的主題是「溫花蓮」，就是「提問」，那個提問也是我對離開的反問。我覺得花東通常都是自問自答的環境底下，遇到一個問題後產生自己的解決方法，然後形成花蓮的特有態度。土法煉鋼是有的，也鮮少有人能把它整理成一個系統——或說，不是外來的系統，而是自發性的整理成一種論述的系統。

像是把花蓮大排（水溝）蓋起的「日出大道」，就是個爭議很多的建設。我跟富民認識就是因為日出大道。去年我要做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就訪問很多日出大道周遭的里長，其實大家意見不一。其實從日據時代，那裡就是花蓮很重要的大排，但因為每年氣候不同，有時候會淹水，那就必須去做副排，讓水短暫疏通，幾年後又淹。這就是兵來將擋水土掩的短效智慧，有時做對有時做錯。我多期待一個整體的都市規劃，來從長計議，但往往在資源不夠充足的狀態下，只能遇到問題解決一下的短期效應。

文學、詩歌的書寫對花蓮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慢慢的把花蓮從「屬地」帶到「屬人」。大概在2000年前，我覺得整個台灣都是很屬地的，不斷開發，但從1995年的社區總體營造之後開始有屬人的特性，就是我們來關懷族群，比如說身障、高齡，或者是少子化等會被照顧，那就進到屬人的時代，也代表人們的知識水平上升，開始重視人道與分眾關懷。所謂的「世代隔閡」，我都覺得不叫「隔閡」，其實是大眾智識的進步，所帶來的實踐手法演進。當地方的智慧一起往前走一步，建設就會跟上一些，開始會總體建設的概念，讓我開始期待10年、20年後的花蓮。

Q：昆穎在不同地方進行策展，例如台北、花蓮等，如何設定不同的策略？

林：我經歷過3種策展，剛好也是我對節慶活動的3種類別的定義。第1種是地方節慶，第2種是城市展會，最後是世界博覽會。

地方層級，我認為一定要具有「紀念性」。紀念一個事件，甚至紀念一顆大石頭也可以。第2種是城市層級，宣告城市的進步，其具有「交流性」，包含與國際城市連結、對話，其中鼓勵人的流動，也就是「觀光」產業的帶動，是城市級活動的重要訴求之一。再來就是博覽會層級的，台灣燈會、世大運、奧運、花博都是，是具有產業前瞻性與經濟發展的商業能量。這3種層級的任務與作法都完全不同，規模與資源的必要條件也大不同。

遇上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首先要去定義一下，它是城市級還是在地層級？如果是在地，首先就得找出要「紀念」的核心，所以我在第一年就拉出了「日出」，這個東岸珍貴的景觀。那麼，若是設定它為城市層級，就得定義：我們的城市在哪方面進化了，建設、政策還是環境？準備好要交流了嗎？觀光服務產業鏈有共識了嗎？城市層級的節慶，必然需要協調性十足的跨局處政府。

於是，今年還是延續了去年的紀念「日出」，我認為地方性的活動要有個持續工作、作業方法的培養，那會是種內在能量。而今年又將全花蓮表演藝術團隊連結起來，去回應文化局的表團育成計畫，去成為一種內蘊精神，要十分信仰自己的生命力。

林昆穎X楊富民 「地方藝術節」潮流來襲，歸返地方與駐紮家鄉的兩種觀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