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方」為單位的策展、藝術節╱季、音樂祭等,在近年蔚為風潮,像是今年下半年單就花東地區就有「臺東藝穗節」、「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臺東光祭」、「Taiwan PASIWALI Festival 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Palafang花蓮跳浪藝術節」、「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等,橫跨不同藝術領域與族群,主辦單位也包含公、私單位。但,這些藝術節各自的定位為何?訴求的主題與觀眾是什麼?真的與這個「地方」有絕對的關係?反過來說,這些地方藝術節又非得、或只能與這個地方有連結嗎?
於是,本期雜誌邀請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楊富民擔任客座總編輯,並作為對談人,與甫完成2022年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規劃的林昆穎,從一個「從未離開花蓮的花蓮人」與另一個「離開花蓮許久的花蓮人」的對話,重新開啟我們對「地方」、「策展」與「藝術節」的想像。
時間:2022/12/08 10:30-12:00
地點:大稻埕
主持 黎家齊
記錄整理 吳岳霖
Q:昆穎跟富民都是花蓮人,卻是很不同的案例,一位離開花蓮許久,一位則一直居住在花蓮。想就你們過去的經驗,對於花東地區的移居與定居有什麼觀察?
林昆穎(簡稱林):我從小就有個直覺,我要離開花蓮。大學上來台北,與花蓮的關係就是「空空」的,返家就是過節,很少去感受到「花蓮到底有什麼好玩的?」。我老家是飯店業,從小都每天看到大量遊覽車來來去去的,旅客就是來觀光,來玩的,去太魯閣、去石梯坪,風景名勝,我從小一直聽到這些地方,但都沒有真的去過,也沒有愛上過。接近30歲時,因為藝術團隊的關係,開始想尋找地方材料,開始探索,回到花蓮的眼光開始不同了,與花蓮有關的事物開始有趣,愈挖愈深。
楊富民(簡稱楊):我沒有離開花蓮,是因為對自己家鄉情感太深。至於,「社區營造」是從我父母開始做,從小就跟著他們。現在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是我父母一起創立的,然後帶著社區裡的孩子們一起做事。像現在在灌明年即將整修完成的戲院的水泥,就有很多哥哥、姐姐們回來幫忙,都是小時候一起在協會裡做事情。因為大家都有在社區一起成長的經歷,所以對「家」的感覺也會更強烈。
我大概3歲的時候,父母搬回花蓮,因為工作忙碌把我交給阿嬤照顧。同時,我阿嬤也在照顧有智能障礙的表哥,那時候剛好是在學語言的黃金年齡,直到後來,父母才發現我講話怪怪的,於是我上幼兒正音班一直到小學3年級。到了民國90年初,開始盛行文化體驗,每個社區都在做文化導覽。記得我第一次導覽,帶的是一群看起來就像老師的人,但我講話會結巴、講不清楚,他們都一直鼓勵我,這讓我慢慢敢在人群裡講話。所以,我覺得我的語言治療是在社區裡面完成的。
雖然沒離開過花蓮,但過程中也遇到不同階段。像是昆穎提到18歲離鄉的那種感覺,我仍然有過。雖然我的第一志願是東華大學華文系,但還是會去面試其他大學,去到台中、台北等地方,走出火車站看到那個畫面,還是會激起冒險感,好像住到這個城市會是件好玩且興奮的事情。
但在我面試完一個禮拜,再次回到花蓮火車站的那一刻,走出後站,看到山,才發現那座山像是定錨,標記了自己的家。在離開花蓮的那一個禮拜裡,我都在想怎麼跟我媽說要離開花蓮;但一回到花蓮、看到山,這件事情就連講也不想再講了。
林:你怎麼那麼好,我那時候一心只想離開花蓮!(全場笑)
我出生的時候,花蓮市有一個很大的城市移動,火車站從位於海邊的舊站移往山邊,從東邊移到西邊。這個動態很大,舊火車站的產業型態開始改變,慢慢沉寂,大概就是1979年到1980年左右。
在2000年前後,有一批人從外地遷居花蓮,特別的是這批人有些帶著文化性,是深度探索的開發者,喜歡花蓮,也就在花蓮定居了。最早是開咖啡廳,然後從咖啡廳蔓延出整理型的文化事業,花蓮的氣息跟文學是緊密的。有趣的是,花蓮的地理性,讓這些棲居者得以散點開發,慢慢再連結起來,成為隱性卻綿密的連線網絡。
楊:我的觀察是大概在2014年到到現在,就像昆穎講的,可以感覺到有一群特別的文化分子來到花蓮定居。但是,這不能完全歸結於學運,因為我認為學運是某種累積的結果。就像我問我同學、或是移居到花蓮的人,他們都有一種跟上一個世代差別很大的台灣意識持續在成長,這種意識慢慢推動大家開始去探索台北以外的台灣——強烈探索台灣是什麼?
移居的人對外都顯得很積極,但內在可能是焦慮的——他們大概都說,我來這邊尋找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我會想問:你在台北又有什麼好不安身立命的呢?

Q:離開花蓮這麼久之後,昆穎再回到花蓮,不管是策展、回家、旅遊,是如何重新看待「花蓮」這個地方的?以及怎麼再次跟「花蓮」產生關係的?
林:我當時也不是要逃離花蓮啦。移居台北後,習慣的棲居之地,基本上都有著花蓮的影子,我住到芝山那一帶,主要是因為旁邊的磺溪與陽明山,都會感也不強,前水後山是很熟悉的味道,住下來到現在也沒有離開。
楊:離水近,好像就有種魔力、或是魅力。
林:回頭探找,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動作。一直往前衝到某個程度之後,回頭一看,才發現,走過來的這條路很寬很大。
做文博會的時候,有機會可以做「地方館」。因為我是花蓮人,就覺得一定要策劃「花蓮館」,並不是刻意的,就是一種直覺。其實我對花蓮並不是充滿著無比熱情,或是知道要為花蓮做什麼,純粹地覺得不能沒有。後來變成一種堅持,大家就會說:「你對花蓮很有愛!」,然而不是那樣的!(笑),這反而成為一種觸發,在累積大量資料、去認識更多的人,看見更多環境,才發現花蓮是特別的,所謂的「後山」是神秘而珍貴的。
隨即,花蓮縣文化局長邀我們來策劃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我訂的主題是「溫花蓮」,就是「提問」,那個提問也是我對離開的反問。我覺得花東通常都是自問自答的環境底下,遇到一個問題後產生自己的解決方法,然後形成花蓮的特有態度。土法煉鋼是有的,也鮮少有人能把它整理成一個系統——或說,不是外來的系統,而是自發性的整理成一種論述的系統。
像是把花蓮大排(水溝)蓋起的「日出大道」,就是個爭議很多的建設。我跟富民認識就是因為日出大道。去年我要做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就訪問很多日出大道周遭的里長,其實大家意見不一。其實從日據時代,那裡就是花蓮很重要的大排,但因為每年氣候不同,有時候會淹水,那就必須去做副排,讓水短暫疏通,幾年後又淹。這就是兵來將擋水土掩的短效智慧,有時做對有時做錯。我多期待一個整體的都市規劃,來從長計議,但往往在資源不夠充足的狀態下,只能遇到問題解決一下的短期效應。
文學、詩歌的書寫對花蓮的貢獻是非常大的,慢慢的把花蓮從「屬地」帶到「屬人」。大概在2000年前,我覺得整個台灣都是很屬地的,不斷開發,但從1995年的社區總體營造之後開始有屬人的特性,就是我們來關懷族群,比如說身障、高齡,或者是少子化等會被照顧,那就進到屬人的時代,也代表人們的知識水平上升,開始重視人道與分眾關懷。所謂的「世代隔閡」,我都覺得不叫「隔閡」,其實是大眾智識的進步,所帶來的實踐手法演進。當地方的智慧一起往前走一步,建設就會跟上一些,開始會總體建設的概念,讓我開始期待10年、20年後的花蓮。

Q:昆穎在不同地方進行策展,例如台北、花蓮等,如何設定不同的策略?
林:我經歷過3種策展,剛好也是我對節慶活動的3種類別的定義。第1種是地方節慶,第2種是城市展會,最後是世界博覽會。
地方層級,我認為一定要具有「紀念性」。紀念一個事件,甚至紀念一顆大石頭也可以。第2種是城市層級,宣告城市的進步,其具有「交流性」,包含與國際城市連結、對話,其中鼓勵人的流動,也就是「觀光」產業的帶動,是城市級活動的重要訴求之一。再來就是博覽會層級的,台灣燈會、世大運、奧運、花博都是,是具有產業前瞻性與經濟發展的商業能量。這3種層級的任務與作法都完全不同,規模與資源的必要條件也大不同。
遇上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首先要去定義一下,它是城市級還是在地層級?如果是在地,首先就得找出要「紀念」的核心,所以我在第一年就拉出了「日出」,這個東岸珍貴的景觀。那麼,若是設定它為城市層級,就得定義:我們的城市在哪方面進化了,建設、政策還是環境?準備好要交流了嗎?觀光服務產業鏈有共識了嗎?城市層級的節慶,必然需要協調性十足的跨局處政府。
於是,今年還是延續了去年的紀念「日出」,我認為地方性的活動要有個持續工作、作業方法的培養,那會是種內在能量。而今年又將全花蓮表演藝術團隊連結起來,去回應文化局的表團育成計畫,去成為一種內蘊精神,要十分信仰自己的生命力。
林昆穎X楊富民 「地方藝術節」潮流來襲,歸返地方與駐紮家鄉的兩種觀看(下)




林昆穎
豪華朗機工共同創辦人,華麗邏輯有限公司創意總監。近年擔任台北世大運開幕導演群、台北「白晝之夜」藝術總監(2021、2022)、台灣文博會總策展人(2021、2022)、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藝術總監(2021、2022)。
楊富民
東華華文文學系畢業,現為社區工作者。任職於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專職社區營造與輔導、地方發展、青年培力及地方文化與藝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