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方」為單位的策展、藝術節╱季、音樂祭等，在近年蔚為風潮，像是今年下半年單就花東地區就有「臺東藝穗節」、「池上秋收稻穗藝術節」、「臺東光祭」、「Taiwan PASIWALI Festival 原住民族國際音樂節」、「Palafang花蓮跳浪藝術節」、「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等，橫跨不同藝術領域與族群，主辦單位也包含公、私單位。但，這些藝術節各自的定位為何？訴求的主題與觀眾是什麼？真的與這個「地方」有絕對的關係？反過來說，這些地方藝術節又非得、或只能與這個地方有連結嗎？
於是，本期雜誌邀請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的楊富民擔任客座總編輯，並作為對談人，與甫完成2022年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規劃的林昆穎，從一個「從未離開花蓮的花蓮人」與另一個「離開花蓮許久的花蓮人」的對話，重新開啟我們對「地方」、「策展」與「藝術節」的想像。
時間：2022/12/08 10:30－12:00
地點：大稻埕
主持 黎家齊
記錄整理 吳岳霖
Q：昆穎跟富民都是花蓮人，卻是很不同的案例，一位離開花蓮許久，一位則一直居住在花蓮。想就你們過去的經驗，對於花東地區的移居與定居有什麼觀察？
林昆穎（簡稱林）：我從小就有個直覺，我要離開花蓮。大學上來台北，與花蓮的關係就是「空空」的，返家就是過節，很少去感受到「花蓮到底有什麼好玩的？」。我老家是飯店業，從小都每天看到大量遊覽車來來去去的，旅客就是來觀光，來玩的，去太魯閣、去石梯坪，風景名勝，我從小一直聽到這些地方，但都沒有真的去過，也沒有愛上過。接近30歲時，因為藝術團隊的關係，開始想尋找地方材料，開始探索，回到花蓮的眼光開始不同了，與花蓮有關的事物開始有趣，愈挖愈深。
楊富民（簡稱楊）：我沒有離開花蓮，是因為對自己家鄉情感太深。至於，「社區營造」是從我父母開始做，從小就跟著他們。現在的牛犁社區交流協會，是我父母一起創立的，然後帶著社區裡的孩子們一起做事。像現在在灌明年即將整修完成的戲院的水泥，就有很多哥哥、姐姐們回來幫忙，都是小時候一起在協會裡做事情。因為大家都有在社區一起成長的經歷，所以對「家」的感覺也會更強烈。
我大概3歲的時候，父母搬回花蓮，因為工作忙碌把我交給阿嬤照顧。同時，我阿嬤也在照顧有智能障礙的表哥，那時候剛好是在學語言的黃金年齡，直到後來，父母才發現我講話怪怪的，於是我上幼兒正音班一直到小學3年級。到了民國90年初，開始盛行文化體驗，每個社區都在做文化導覽。記得我第一次導覽，帶的是一群看起來就像老師的人，但我講話會結巴、講不清楚，他們都一直鼓勵我，這讓我慢慢敢在人群裡講話。所以，我覺得我的語言治療是在社區裡面完成的。
雖然沒離開過花蓮，但過程中也遇到不同階段。像是昆穎提到18歲離鄉的那種感覺，我仍然有過。雖然我的第一志願是東華大學華文系，但還是會去面試其他大學，去到台中、台北等地方，走出火車站看到那個畫面，還是會激起冒險感，好像住到這個城市會是件好玩且興奮的事情。
但在我面試完一個禮拜，再次回到花蓮火車站的那一刻，走出後站，看到山，才發現那座山像是定錨，標記了自己的家。在離開花蓮的那一個禮拜裡，我都在想怎麼跟我媽說要離開花蓮；但一回到花蓮、看到山，這件事情就連講也不想再講了。
林：你怎麼那麼好，我那時候一心只想離開花蓮！（全場笑）
我出生的時候，花蓮市有一個很大的城市移動，火車站從位於海邊的舊站移往山邊，從東邊移到西邊。這個動態很大，舊火車站的產業型態開始改變，慢慢沉寂，大概就是1979年到1980年左右。
在2000年前後，有一批人從外地遷居花蓮，特別的是這批人有些帶著文化性，是深度探索的開發者，喜歡花蓮，也就在花蓮定居了。最早是開咖啡廳，然後從咖啡廳蔓延出整理型的文化事業，花蓮的氣息跟文學是緊密的。有趣的是，花蓮的地理性，讓這些棲居者得以散點開發，慢慢再連結起來，成為隱性卻綿密的連線網絡。
楊：我的觀察是大概在2014年到到現在，就像昆穎講的，可以感覺到有一群特別的文化分子來到花蓮定居。但是，這不能完全歸結於學運，因為我認為學運是某種累積的結果。就像我問我同學、或是移居到花蓮的人，他們都有一種跟上一個世代差別很大的台灣意識持續在成長，這種意識慢慢推動大家開始去探索台北以外的台灣——強烈探索台灣是什麼？
移居的人對外都顯得很積極，但內在可能是焦慮的——他們大概都說，我來這邊尋找個安身立命的地方。但是，我會想問：你在台北又有什麼好不安身立命的呢？
林昆穎
豪華朗機工共同創辦人，華麗邏輯有限公司創意總監。近年擔任台北世大運開幕導演群、台北「白晝之夜」藝術總監（2021、2022）、台灣文博會總策展人（2021、2022）、花蓮城市空間藝術節藝術總監（2021、2022）。
楊富民
東華華文文學系畢業，現為社區工作者。任職於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專職社區營造與輔導、地方發展、青年培力及地方文化與藝術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