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的戲曲是因為成人而發展，古代的老冊子講的都是忠孝節義，雖然這些仁義道德依舊是不變的價值，但戲曲不能只停在這裡，它必須要不斷拓展未來。」談到戲曲的存續，國立傳統藝術中心（後簡稱「傳藝中心」）主任陳悅宜一針見血指出，「兒童」是戲曲的生命之源；得要有年輕觀眾願意看戲曲，在他們長大之後又將這樣的看戲興趣與習慣傳承給下一代，這項表演藝術才會有源源不絕的活水與創造力。 但世代之間本來就有差異，如果只是想將傳統或上一代所理解的戲曲套用在孩子身上，或許不是最佳解方。「傳藝中心一直在思考，怎麼開發兒童戲曲的DNA？」陳悅宜口中的DNA，既是指涉存在於孩子體內的看戲基因與動機，同時也包含戲曲的基本元素在內。
獨角戲的寂寞，許多人都曾經談過。那是一種只存在於舞台上：一個人、一整本無法被分擔的台詞，無數種角色的轉換。然而《灰男孩》的寂寞，在排練場上就開始累積雖說如此，這個作品仍可以有兩種體溫、兩種呼吸、兩種存在方式。 同黨劇團的《灰男孩》於2023年首演，由林子恆擔綱演出。從白色恐怖時代的肅殺氣氛出發，環繞著深情於主人翁的際遇之中。首演之初，便廣收大量的好評。到了2025年，再次回歸，回歸之時，這一人分飾19角的演出，推出雙卡司版本：除原班底林子恆之外，又加入蕭東意的上場。由是，一個角色，兩副身體；一齣獨角戲，生成兩種答案。 他們演的不是彼此的替身，更像是彼此的回聲在相同的故事裡，證明人可以有無數種可能。 林子恆，是先走進黑暗的人，實際上他喜歡群體、喜歡演員與演員之間的互相陪伴，可是當《灰男孩》將舞台上所有聲音都收走，只剩自己、包括呼吸、文本，包括進場與離場，他第一次體會到「無人可逃避」的重量；至於蕭東意，則是接棒上場的那位，他拿著前一個版本留下的光，卻無法選擇複製，只能重新於黑暗中再次出發，他說，那像是接手一段前世未完的旅程，既有路徑，也有必須重新踩出的泥地。 如今回望《灰男孩》的雙卡司陣容，邀請二位演員正式對談，一同回望，當初那把火如何被延續、被重新命名、翻轉與思考？
Q：讓我們重新回到獨角戲的脈絡中來談，此前此後，兩位對於表演是否有新的體悟與想法？ 林：在《灰男孩》過後，我可能更意識到演出前跟同伴的哈啦有多重要吧？（笑） 蕭：聽起來很荒謬，可是確實如此。 林：那種感覺，就像是彼此說說笑笑踏入戰場。我常常覺得，在一齣戲劇作品中，每一個表演者都像穿戴一個隱形的竹簍，我們把台詞想法及各種詮釋方式，都放在竹簍裡，如果多一個人上場，彼此就能互相檢查裡頭的東西是否安穩、確實放好。如果每個人在演出前都戰戰兢兢、不敢交流，其實那氛圍會更緊張不安。但若我們彼此都能有說有笑、即便談笑的內容不是戲劇本身，你也能感覺到那流動是舒服的。 蕭：很像是一種心理的暖身，又不同的話題，知道彼此有連結在一起、大家都上線的感覺。這種感覺微妙，無法具體說明到底產生什麼影響，但經過那種說笑，會明確知道有人在後面撐著你，而我也撐著其他人。再加上，劇場本身就是一個與觀眾不斷產生連接與溝通的地方，若場上有夥伴能撐起這個連結的網絡，彼此就會開展出一個很強的能量場。 可是，獨角戲就無法這麼做。演出《灰男孩》的時候，我記得上場前開始跟crew、助理眼神示意、招呼，不斷找人做連結（笑）。如果沒人打招呼、自己坐在休息室那更悶。
紙風車劇團的志工們，有一個很美的名字，稱作「追風家族」，而涂宥柔正是這個家族的元老級人物。 一開始，他們只是一群單純的「追風者」，顧名思義，就是「追著紙風車」巡演的人。「像是我們是住苗栗，但如果知道彰化哪一週有活動，就會帶著孩子南下，玩個兩天一夜。」涂宥柔說，回憶這些年走訪台灣各地的旅遊經驗，幾乎都是以紙風車為座標，南北各處旅行。 因為「順道」，就成了追風家族 倒是，追風者怎麼就成為了志工了呢？起因非常單純，「其實看戲看久了，跟工作人遠都會認識。有一次我到現場，看到工作人員還在排椅子，一群小女生在搬很重的東西，我跟先生就主動過去幫忙。」涂宥柔聊起這些經驗，不像是在談志工的義務，反倒都是非常自然的反應，都是日久生情後的順手，其他像是「順道站個服務台賣東西」、「順道與其他的追風家庭成為好友」 一切都發生得太自然了，「久而久之，我們有一批固定會早早到現場看戲的家庭，不約而同幫忙起來。彼此的孩子就在一旁遊戲，大的照顧小的，好像每個人都很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事情一樣。」 於是乎，這份自然的情誼，先是成立了臉書社團，進而加LINE常保連繫，成為了一個由看戲成員自行發起的活動。乃至後來紙風車劇團正式為其掛名，追風者開心不已，「能穿著紙風車的衣服，我們都感到與有榮焉！」涂宥柔說。
由鄭宜農擔任主演的舞台劇《妳歌》，是一部橫跨半世紀的故事，同時，也將帶領觀眾一口氣橫越半世紀的曲風變化。本次她雖然擔任主演，但也拍胸脯保證自己在這個作品的演唱比例之高，甚而得從往昔曲式蜿蜒的台語老歌曲風，一路推進到現代歌曲脈絡，她強調：「我絕對會在這齣戲裡，大量地唱！」 能歌能演的鄭宜農，長年試探過各種可能性，一面衝撞主流、一面守護內在的核心價值，並說道：「我經常思考在不同身分的創作載體上，如何把我，以及我的作品好好地送出去給這個世界。」 我們所在乎的共通點，不外乎是真誠 如果要成為一個持續創作的人，不能夠只是創作而已，「這可能就是一種身為表演者的覺悟吧？但有了覺悟以後，作為表演者的我，也會慢慢侵蝕身為平凡人的我。」她說。 「其實一直到幾年前，我都還會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發表一些比較私密的、情緒性的一面，但現在幾乎沒有了。」鄭宜農說，覺悟是立即發生，改變卻得循序漸進，此刻的她漸進式地明白話語權的影響力：「現在如果真的發表什麼看起來比較隱私的東西，都是我思考了很久，覺得這樣做有其溝通的意義，才會去執行。」 然而，改變不必然意味著要「背對真實的自己」。 鄭宜農的創作特質，與她面對世界的方式有其共鳴，那是輕輕觸碰，溫柔以待。 她分享：「2019年發表《給天王星》的時候，是我第一次有那樣的覺悟，想要狠狠衝撞主流市場。所以公司請了企劃團隊，發出了超大量的新聞稿，收到各式各樣的採訪邀請。」 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她也是在那時候一口氣感受到各種猝不及防的提問，關乎感情、家族、各種八卦等事，「可是另一方面，我感受到的還有這是一群很真實的人，他們也跟我一樣努力想把工作處理好。而我們所在乎的事情，不外乎就是與人應對的真誠與否。」她仍舊小心翼翼，卻能更大方面對各種提問，更好地表現了自己的真實。
能導、能演的韋以丞，其實在戲劇系主修的是燈光組。許多人對此感到震驚，但若真正懂他之人，或許根本不該意外，畢竟這人處處充滿驚喜怎麼白天看他還在南部，晚上就現身台北的排練場？又或者，怎麼前幾天還見他帶著豬鼻子，飾演小朋友的偶像「豬探長」、接著又在明華園的戲台上唱戲，過沒幾天，還能看到他以導演的身分被放在節目單上。 重考之後，找回選擇的自由意志 如果說每個人的學生時期都有一個核心記憶為往後的性格定錨，組成韋以丞之核的記憶，恐怕離不開「重考」。他曾多次提及高中的迷惘，以及升學的挫敗，乃至考上北藝大以後，一度質疑自己是不是在做夢？或許因為曾有如此經歷，曾被困住、被剝奪過選擇的能力，使他在大學裡卯起來學習。 那幾年，他向尚派武生李柏君老師拜師，奠定日後與京劇、歌仔戲等傳統戲曲的緣分，也跟著班導羅北安到校外演出，但是到了大三，簽主修的時候依然猶豫不決，「我後來選燈光設計。其實，如果不是因為它的必修跟很多課都撞堂的話，我也會想去學舞台的繪景課。」 他學習的動力不光是來自外在稱讚，而是從知識本身獲得的成就，更具體地說是走到這裡，他發現將原有選擇權奪回來了。韋以丞不再是被升學體制牽著鼻子走的人，既知此事，他就得將過去失落的逐一補齊。 「你說，我後來之所以會選擇表演，是因為想要被看見嗎？其實每個人應該都希望有某個部分被看見，但我當時的思考狀態更近似於：『哇，我不知道要做什麼，可是知道前方有好多好多的選擇，只要彼此不會衝突，我都想試試看。』所以，真的是後來才慢慢、慢慢才走到表演創作的路上。」韋以丞笑著說。
《沒有人想交作業》於2021年起亮相，從一開始就是韋以丞起心動念，與夥伴串連所完成的作品。過去曾經歷了讀劇、劇場版，今年又將在空總展開讀演版，集合13位演員，於不同場次中輪流分飾6個角色。「在這個版本中，幾乎每個演員都會在不同場次中、飾演到不同的角色。這也是讓大家『填志願』角色而成的，我自己反而沒有在這個層面上主導太多。」 韋以丞開玩笑說，自導自演的過程多是「痛並快樂著」，例如他現階段一人當多人用，只能先排順走位，顧全大局，使大家安心，餘下精力再慢慢釋放給自己的角色。但是辛苦擺一邊，多數時候一群志同道合之人的排練，仍是笑聲不斷，「我光是把走位拉出來，演員就能自行發散出那個角色的特質。」 導演工作是如此，那麼回到表演工作上呢？「若身為演員，我還是很在乎劇場倫理，當然該拿出來討論的東西還是會說，但最終當然仍以導演的想法為重。」韋以丞說，即便如此，演員也是會歷經多重視窗的無限開啟，以9月即將演出的《父親母親》來談，此戲的「視窗」在於多個不同角色的轉換。他從疫情之初便積極參與製作，且因過程中需執布袋戲，韋以丞回憶：「三級警戒的時候我們是透過宅配收到『練習偶』，透過視訊跟老師上課。」 既是偶身，也是彼身。該戲全場僅有6個演員，卻得分飾30多種不同的角色，韋以丞除了偶戲演出外，亦有其他角色扛在身上。他試著說明：「《父親母親》對我來說很像是一個台灣公路電影，隨著一位計程車司機的尋親之路，從北台灣沿途下繞，想要參透自己的身世。」 隨著地理位置的轉變，時間軸也在場上時時變化，韋以丞說：「我所飾演的角色會出現在許多人的回憶之中，時而年少時而年老，當初排練的時候我們光是抓那個時間點就花了很多心力。」言而總之，無論在哪個領域之中，他的思考方向都得多方發散。
一場天搖地動中，你會發現什麼？我城劇場的新作《日常恋襲曲》透過一場虛構強震，刻劃天災所造成的人際變化。導演陳培廣將三組情人置入地震場景，看愛情究竟多強韌又多脆弱，「舞台會同時呈現三個場景，當其中一個舞台有戲，觀眾也同時看到其他舞台的角色過著日常生活。」陳培廣說，「三組情人也會機緣巧合地介入彼此，甚至一段關係的終結反而解決了另一段關係的困境。」
我城劇場的第二齣戲《請你閉嘴！》，就是曾在台灣被多次搬上舞台的Noises off，以一個三流劇團演出肥皂劇的戲中戲手法，描寫台前幕後的人生百態。導演陳培廣當年曾以《大家安靜》之名製作演出，這次再度執導，將融入本土劇元素，轉化成台灣人專屬的獨特笑點，而且將翻玩舞台景片，打造幻覺，帶領觀眾衝破第四道牆，直擊神秘後台。
五支舞碼各具特色：張顯靜的作品豐富而有趣；林向秀的作品則另類而具挑戰性；王立安的作品頗具趣味和詼諧的戲劇效果；鄧桂複的作品原始而直接；劉淑英的作品則細膩而繁複。
多處場景轉換時失焦的情境切換，顯得演員舞台專注力與訓練的不足；部分充滿娛樂氛圍、但形式與內容兩相歧異的夜市歌舞秀口味，非但無法令人認同此爲「正宗南台灣」作風，反將通俗化的生活場景一路推向庸俗化的高峰。
《魚水之間》的主旨旣深情又浪漫，而在呈現的手法上，卻又能處理得戲而不謔，是這齣戲好看且成功的地方。但是在演員情緒表現的拿捏與角色的詮釋上，似乎該有更爲細膩的要求與掌握，而非全憑演員以個人的魅力與喜感來飆戲搶戲。
導演試圖交代所有的故事情節：魔王的入侵、作家們的悲哀、大作家與瑪格莉特的愛情，又要在其中穿挿許多點綴的故事，使得許多部分都冗長而難以消化。這也許表達了故事中陰沉的一面，但演出中不時出現的誇張肢體與偶發笑話，讓人覺得像是「有點悶的荒謬劇」。
創作是爲了表達，重點在創作者所思所想；行銷關乎劇團生存，重點在觀衆之所欲。兩者之間未必對立，但總是會見到微妙的拉扯互動、時合時分，各劇團在此中如何求取自我安適的平衡點，同時考驗著創作者與行銷者的智慧，讓我們來看看，國內這些大型劇團如何面對這個問題。
《夜》劇中關於旅程、夢魘、追尋溫暖擁抱的希望的這些主題，和都會邊緣的敍述情境，在當代的戲劇文本中並不少見，編導的敍事基本上也依循著一些成規。但編導在處理這些習見的主題時，不僅技巧相當純熟、充滿巧思，並且相當有效掌握了動靜場景之間的穿挿與呼應，創造出溫柔與粗糙並置對比的趣味。
《特洛伊女人》的演出，讓觀衆親眼目睹辣媽媽的實驗劇場傳奇。當年影響蘭陵劇坊創立的Ellen Stewart，與觀衆面對面地敍述這樁傳奇的銳變歷程。
隨著戲的進行，在享受著悅耳動聽的音樂、極具感官震撼力的音響效果、華麗的燈光和淸晰奪目的影像的同時，我卻也逐漸感覺，在「科技」與「心」之間，確實有一段遙遠的距離。
九二年的電影版本，可說是相當忠實地詮釋了麥可弗萊恩的原作，最著名的場景，應當屬約翰瑞特從兩層樓高的階梯，在一個鏡頭內像滾雪球般地摔下樓來。這次台北故事劇場的編導徐譽庭，卻把「沙丁魚」從蘿蔔糕再換成了比薩餅。
本月份，藝術學院及文化大學的戲劇系分別推出兩齣戲，作爲學習成果的驗收，展現出相當的開創性。 藝術學院戲劇系每學期有兩檔演出，一爲全系師生參與的學期演出，十月的《亨利四世》即是；一爲學生的畢業製作。本學期的畢業製作組合了兩齣戲：《楊平之死》是第一屆畢業生彭雪枝的作品，以一個自殺的年輕人爲中心，由三位友人的悼念與追尋死亡的謎因，反映現代大學生的情感、思想和生活型態，由方靜琦導演，也是舞台、燈光、服裝、表演學生的畢業製作。另一齣《下班后》由柳廣輝導演。原作爲十年前七十五位美國劇作家以一天中的二十四小時爲主題而寫了二十四個短劇，《下班后》即抽取了九個屬於夜晚的故事，再加上兩個品特的〈素描〉，由九位演員輪番串演一群在城市中載浮載沉的人物。觀眾席將設在表演區兩側，利用實驗劇場的內在空間與外在景觀。 文化大學戲劇系三年級則將演出《名字與眼淚》，由學生王址編導，演出日據時代的山地故事，融合歷史寫實、舞蹈、祭典、魔幻場景，省視今日仍然存在的社會問題──婦女地位、雛妓、土地流失、人口外移、對本地文化的自尊及認同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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