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俊雄與史艷文已經創造了歷史。他們給大衆文化的最大啓示,不完全在藝師或戲偶,而在於顯現台灣文化的廣闊創作空間與堅韌無比的生命力。霹靂的崛起,反映這種文化生態,但這並不代表布袋戲英雄永遠可以橫掃千軍,所向無敵。
評審們找尋的是一個能夠感動他們的聲音,這裡所說的感動並非一般的感動,而是當你聽到一個歌者如何利用他的先天條件,真誠地唱出歌中的感情,超越技巧的問題,卻又嚴守音樂與風格的規範之後所產生的欣慰與佩服。
當我們把光當成詩句來讀,把光當成顏料在畫,當成音符,當成塑材,燈光才能產生真正的作用,因為燈光不只是照明而已,它是很有靈性的東西。
得獎當然不是全部、也不是唯一,可是,得獎之後別人對你的期許更高了,你又要「維護」這樣的榮譽,隨時保持「衛冕」的高警戒心態,又要推陳出新、永遠走在前面讓人追,這種鬆懈不得的心情是很累人的,所以,"What's next?"就成為新的挑戰。
他人著作之合理利用,僅於著作財產權始得為之。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依法不得讓與或繼承,理論上亦無「利用」之空間與實益。
在品特的世界裡,講話是一種「催眠術」。這不是那種會讓人睡著的催眠術,而是會讓聽者接受了話語的邏輯與氛圍,而一時放鬆了自我的防衛。因此,語氣比語意還要重要。
以很少的經費進行舊建築的再利用,在台灣恐怕只能在社區的層次發展,可以與社區營造活動相結合,或培養年輕藝術家及團體。若論大型的公衆性活動,恐怕只有新建。
如果作曲家真正能夠撇開西方交響樂式的思維,能真正地針對「國樂團」的特性寫作;如果「國樂團」本身也能接受自己的特性,而努力將之發揚光大。或許在不久的將來,「國樂團」這樣的音樂演奏形式,因為展現自己真正的特色,而能在中國音樂歷史甚至世界歷史上佔有一席之地!
想想奧運四年才舉辦一次,而亞運也是四年舉辦一次,華文戲劇節也不必急著年年舉辦,而是如何把每次的戲劇節辦得活潑創意、多元發展才是重點,而在每兩屆之間,可以舉辦一些小型的、專題性的深度對話,以及成長導向、創意激發的交流。
據我的觀察,「擬寫實主義」的戲劇也漸漸形成了一套美學程式(或成式)。劇情有主題、有高潮;人物有正反、有善惡;對話最好切合人物的身分,但至少也要口語化、有意義,且盡量避免使用方言。舞美要似真而不逼真,有時強調風格化。演員的表演混合史坦尼拉夫斯基和傳統戲曲的表演方式,半生活化,半誇大化。
雖然公共電視「問世」的時機不是最好──九八年時,電子媒體已是百家爭鳴而且惡性競爭到一個程度,但,公共電視還是在全面的競爭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並且突破了商業媒體的壟斷,真的帶給民衆一個不同的選擇;同時,這樣的努力也已獲各方肯定。
這種因符號系統不同導致各說各話的現象──不管是劇評與大劇場之間,或劇評與小劇場之間──如果要為它定位的話,或許可以說現代主義的語言和後現代主義的語言相互排斥的現象。
有了定目劇院,不但樂團、合唱團有去處,年輕的歌唱家也有了表現的舞台,這將成為我們培養舞台表演和管理人才的搖籃,很多國人的新作品也可以有計畫地在此發表。
著作財產權之讓與,唯著作財產權人始得為之,倘著作人故不享有著作財產權者自無讓與著作財產權於他人之可言。
巴赫的生平在二十世紀逐漸呈現出更清晰的面貌之際,除了讚頌他音樂上的成就以外,對於他生平的際遇,我們是否應該也能從中學到一些啓示?至少是在專業的領域裡,避免外行領導内行;以及在媒體中,慎思謹言,不作「假先知」!
見到國内劇場空間也有朝向新趨勢走的企圖與可能,實在有幾分喜悦與興奮;可是只有硬體的建設或改造,而漠視同步追求深刻的認知與作為,那是不夠的。一定要在理解新劇場形式的由來,它的機能,它的限制,它的優缺點,更重要的它的劇場美學觀點之下,去從事硬體建設,充實理論架構及運作方法,才會產生更大的效應。
藝術界最需要的不是官位,而是提供藝術發展的良好環境。政府能提供些什麼幫助?在我看來不過藝術立法而已。換言之,政府所能做的,是以有利於藝術發展的法律來啓動藝術的潛力。
「星光」與「鐘聲」這兩個四、五〇年代台灣著名的劇團歷經日治末期的「皇民化」運動與戰後二二八事變、白色恐怖的政治環境,以及廣播、電影、電視先後對舞台的衝擊。兩團的演員不斷的演員不斷轉換舞合,也不斷改變角色,最後終在台灣戲劇史銷聲匿跡。
台灣當代戲劇的歷史縱深,一方面直接上承六、七十年代的新戲劇,其與五十年代的反共抗俄劇、日劇時代的新劇運動以及文明戲以降的中國大陸話劇,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另一方面,因爲廣義的華文新劇是西潮衝擊下的產物,那麼另一條歷史的縱深便伸向西方,至少要上溯到歐美的寫實主義、現代主義,以及目下衆說紛紜的後現代主義的戲劇。
敍述有其建構性及虛構性,但又於日常被人視爲承載眞理的媒介──這個奇怪的現象對大衛.馬梅特而言,是語言最令人玩味的地方。他認爲,說話是建構事實的行爲,也是一種表演的舉動,因此兩人對話就是戲劇動作,就是戲。
以《人間四月天》的收視熱潮,來討論公視的存在價値,就像以收視率不佳的冷門節目來評估公視的績效一樣不客觀。事實上,公視可以是大衆的、更應是小衆的,各類節目都有其需求,各種收視人口都應被關照;只是,在目前台灣媒體十足商業化之下,公視的任務和責任更在於照顧弱勢和小衆。
當我們進入公元二〇〇〇年,在敎改上九年一貫制課程改革將「藝術與人文」列入七大學習領域正要試辦的今年,我們必須面對「守門人」的重要性的問題。藝術界的人在從事藝術敎育時,必須有「學習者中心」的概念,讓學習者從互動中主動建構藝術對他們的意義,你是他們最好的守門人,而這些受敎者以後也是你作品最好的守門人。
劇場藝術是在不斷的演變之中成長,所以不時需要更多的智慧投入,從事創作,面對挑戰,呈現、消失、追求再一個新的生命。劇場設計者永遠要在這樣一種氛圍下,永續的學習,不斷辛勤工作,不然很容易就會遭到淘汰。我想任何一個認眞嚴肅從事設計的人,都會有相同的感受與體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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