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不斷想辦法精進演出前後的「說」,今年我們還有個特別的機會,把舞作從頭到尾以口述影像方式「說」給視障者聽,準備素材的過程相當不易,但結果是意外的「甜美」。口述老師將看到的畫面,透過耳機以好聽又適當的速度娓娓道來,不僅聽障生覺得「非常豐富」、「看得很開心!」,連一起前來的明眼人,也有不少表示受惠良多,確實因此看懂了更多的細節!
台北市並不是沒有表演音樂的地方,而是缺乏一個有別於國家音樂廳歐式濃郁渾厚、咖啡色彩,偏日式純淨的「新」音樂廳;台北更需要一個「音樂藝術之家」,咖啡廳典雅溫馨的氛圍讓愛樂者可以聚首聊天、享受難得的悠閒;大廳更不必氣派地鋪滿白色大理石像是偉人陵寢;各種動線、管制區的設計必須以降低管理人力需求作為基本準則;缺乏鄰街門面就絕對需要建築師的天才靈感,將之轉化成令人讚嘆驚豔的地標
《亂世佳人》的主角被詬病的原因,一是以愛之名,不理他人觀感。二是以「明天又是另外一天」為座右銘,什麼事都好,先做了再說,天掉下來當它是被子拿來蓋。 自我中心一向被認為是一個人自私的禍源。不管今天追求明天更是好高鶩遠的惡習。但放在創作過程來看,擁有自我但又無畏別人的評斷,那樣的分享可以很無私。敢去提出未知而不是緊緊握著已知,也可以讓人看到明天。
起始於對創作主旨的建立及敦促,到當創作主旨在過程中,產生偏頗時的提醒、建議,有時甚至是看守原主旨的必要動力。但當若創作主旨的變動之必要,影響製作最大利益時,原製作架構的調節與支配策略的檢視與更新布局,更是製作管理者必須要具備的活用、應變、彈性的承辦能力。
今年,我們更大的挑戰則是在新竹美學館的支持下,舉辦一場給「視障者」的專場演出。演出進行時,視障觀眾會帶上單耳的耳機,一邊聆聽著口述影像老師的敘述,一邊聽到音樂、想像舞蹈。我們沒有任何先備經驗,原本想得很單純,以為只要提供演出劇本,讓影像口述老師們來看看彩排,他們就可以把看到的內容說給學生聽了吧!沒想到想到這才是一連串費心費力溝通的開始。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終於要落成啟用了,從二○○三年我還在高市交擔任團長時,當時行政院游院長與文建會陳主委親自來到高雄,在公園的榕樹下宣布興建計畫,到現在已過了十五個年頭,預算也從當初的六十六億變成現在的一百零七億,在這喜慶的時刻,的確有點百感交集。
幻覺,即是把想像看成了實體。例如,只為展示某一部分而呈現的「自己」,會被誤以為那就是「我」的觀點和感受。最常見者,是經過修圖的照片看多了,便把它植入腦海中,覺得真人看上去就是一樣。Selfie(自拍)大受推崇,或手機必須擁有鏡頭,是切合這時代需求的例證之一:我們不相信鏡子的那人是自己,我們選擇了把鏡頭當作鏡子,由於它才是可以由自己來決定「我」將怎樣被看見的「眼睛」。
在此呼籲,台灣的表演藝術界,請正視對表演藝術應有的專業尊重!一齣製作該有的分工,正確的職責,與對應預算分配,是製作人起始企劃時就應該做對的! 在排練時,舞監必須要發揮眼觀、手記、耳聽得一心多用才能!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創意的想法不能只是說出來,還要以不同的行動去落實!有時我們會先做工作坊,增加前置的心理及身體準備;有時則是要辦個讀書會、討論分享,讓舞者們跟上編舞家的內心世界。「攻人要攻心」從來就是一件「知易行難」的事,何況每一代的舞者、每次合作的創作者都不相同,所以我也只能在「挑戰」中緩步累積經驗。
我真心地認為,還有什麼比音樂劇這個融合戲劇、歌唱、說白、肢體、美術的項目,更能夠讓孩子們體會美感的多面性與整體性?並且為台灣音樂劇未來的創作、展演、欣賞、推廣奠下堅實根基,但這需要表演藝術與教育體系的共識,讓它成為學校課程、社團活動項目,進而成為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的團體項目,形成一個深遠的政策,提升下一代對於表演藝術與文化創意的投入與欣賞。
藝術作品如果不是直接陳述答案,就會被認為曲高和寡。不過,它的可貴性,亦可以在於觀者在觀看時,從外在世界所看見的現象,找到回歸內在的路徑。也就是說,別人的病反射出自己的病,自己也從旁觀變成介入,介入變成當事人,那些別人的問題亦因此成了自己的自覺,那麼,更多有關自己的問題的誕生,實在就是一人兼飾醫生和病者。
台灣的文化機構常年不斷狹義地,專注在推動年輕的創作力。現在也因國家條件堪憂,所以積極推動國際共製。但國內面對製作的成熟態度是值得質疑的。是目前文化機構所提供的機會以量為主,並未有質的看守。顯現出來的,是公機關年度績效數據的亮眼。而實質上的切實成績,真正作品製作面的檢討往往被輕視。
「我想要一個帶著『惆悵感』的燈光。」「???」 胡導說:「沒有技術就沒有藝術!」能夠找到正確的語言相互溝通真的很重要!什麼是構成「惆悵感」燈光的要素?如果這個「惆悵感」能夠被進一步轉譯成「冷色系、小範圍、有點背光、偏暗」的燈光,那被「翻白眼」的機率就一定會降低了。
台灣曾以作為華人世界新舊融合、美感創新、開放自由的挑戰先鋒,以全人類共同理想為己任,這是「大國思維」;認定人才外流就像失血一般,小小一個島,資源有限,幾下子就挖空挖垮了,這是「小國論調」;大小固然受限於諸多客觀面積、人口數、天然資源豐富度但決定心態大小的,實際上是我們內心的認知。
楊.裴普鮑姆設計的舞台,沒有一個不令人覺得,空間是立體的,時間是流動的,人物是活著的,因為,這三件事情,通過楊的設計,一直在互動、交流,演員的「戲」,既讓表演被看見,也帶動著環境的、情節的改變被看見。而這些改變,最終又會成為觀眾離場時帶得走的問號:當我們見識過足以被稱為震盪、震撼的不同,誰還願意往回頭路走?
導演╱編舞者的一個重要功課理性地看待與舞台監督的關係,從排練開始就讓她╱他是為你有用的、可以信賴的工作夥伴,讓你在整個創作到演出的過程中,有一個穩定的依靠,讓創作有更多的可能性與可行性,常常,甚至就是在過程中,產生革命因此推翻重來。
原來我認為突破舞蹈語彙的「一大步」,在觀眾眼裡可能是要用「放大鏡」才能看到的「一小步」!觀眾在看熱鬧之餘,要改變他們的認知是要一點一點地來?觀眾對看表演的「信心」,除了要有製作單位對優質節目的努力外,可能也需要靠場館的共同「催化」?觀眾看得那麼開心的演出,有什麼我可以借鏡之處?我是要踩在大眾品味的肩上推出製作,還是要努力要讓大家都看到我想要大家看到的風景?
請不要小看節目單,它的作用不僅是目錄或飛行地圖,不是行不通,也不是不要,而是如何轉化以達成多方要求與需求。創意?這當然需要創意,用意別無其他,只希望大家在看了這些解說後,能找到合適的切入角度,深入體會樂曲的神髓。
三個女人,都平凡,但是都有她們的自我。她們的堅持,看上去都沒有什麼特別,可是如果在看她們的故事時都有把細節一一看進去,《20.30.40》其實是一幅中港台過去卅年少有的現代女性肖像。即便會被認為很「中產」(布爾喬亞),可是,這也不能否定「她」的重要性:中產社會對於女性尋找幸褔的價值觀,張艾嘉並非照單全收,卻是提出反思。
「正確的專業演出」是除了藝術家演出技藝精湛及技術適當布局外,更應該著實展現在節目流程細部安排與執行。而後者所需要的正是演出單位的行政人員更多的細心與努力。最重要的是,重視以及賦予正確的、稱職的演出執行工作人員與職責。
每一位專業舞者都得花大半輩子練功,即使有了專業工作,還是不能停歇,隨時要把自己的利器肢體準備好,以便因應不同編舞家的需求。那除了隱藏的努力和堅持之外,還可以做什麼?
我牢記著漢斯立克對洪佩爾丁克《糖果屋》所作的評論,我記得他說的大意好像是,巫婆抓小孩來是要吃的,不是要把他們變成薑餅,不過沒有復活的情節,又怎能作為華格納的傳人,這番揶揄話再三讓我笑翻天這番具有啟發性的一針見血之言,並不會讓我從此不聽《糖果屋》,我還是很喜歡它,認為它寫得很棒,只是我不會「神格化」它。
導演賽門.史東的「玻璃房系列」,到了《史特林堡酒店》,終於因為沒有旋轉舞台,觀眾的視點,才不再似是有所擴大卻其實只是留在原地,因為,三幕劇的「三」幕,給予觀眾改換了位置觀看劇情的推進,做法是,每次大幕打開,就是不同上一幕的三層樓和六個房間。房間,當然是之前的房間,酒店的房間可以都一樣,但內裡的擺設換了方向就是另一間了,同中有異異中有同所產生的彷彿、虛幻,便是前兩次旋轉舞台沒能做到的時空錯落。
舞監最必要的基本特性是與「馬」雷同。對團隊的中心信念與使命、認同及守護,是維持團隊的常規與紀律的穩定力量。這類特質多為默默工作、埋頭苦幹,也常常就會被臨危受命,多數也就一馬當先地接下任務,發揮絕佳的毅力與耐力,使命必達,但因此也常常會忽視了自己的工時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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