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洋基隊總教練來帶中華棒球隊……
當然,NSO與中華棒球隊的類比是張飛打岳飛,史拉特金在美國的地位與洋基隊總教練也不可等同論之。但當史拉特金驅使NSO爆發雄渾的力道時,坐在台下的本人,腦中卻不斷浮現著這樣不倫不類的比喻。
當然,NSO與中華棒球隊的類比是張飛打岳飛,史拉特金在美國的地位與洋基隊總教練也不可等同論之。但當史拉特金驅使NSO爆發雄渾的力道時,坐在台下的本人,腦中卻不斷浮現著這樣不倫不類的比喻。
「組合語言舞團」二○○八年十五週年的公演,以「日光玉」為主題謹慎地從舊作中選出兩支舞作重製與一支新舞作的方式,匯聚組合成清新雅緻的經典製作。這三支舞作分別是藝術總監楊桂娟及姚淑芬、林文中等不同世代、不同思維的編舞家,共同以不落幕的日光精神,共振出一場光潔姣美的舞宴。
叫筆者最不能接受的,要算是終場的處理。導演自始就運用音樂搭配肢體/舞蹈,為每個場景定調;投影、光影與歌隊的使用,使得寫實與表現手法互為加分。此時瑪麗已死,只見伍采克加入群舞,舞曲喧囂,完全掩蓋謀殺之後的錯綜、驚嚇、斷裂、茫然等深刻歷程。也許是為求調性統一,終場群舞場面雖美,卻滿溢到歌舞劇的質感,殊是可惜。
《這一夜,路易.康說建築》使用了路易.康的文字語言,卻僅止如此,並沒有分析,也沒有再詮釋。觀戲過程完全感受到語言的虛無、文字的空泛。文字若失去背後的意義,beauty僅只是b.e.a.u.t.y,不是美。大量「視覺系」的圖樣、文字,DJ的演奏音響表演,充斥現場,我卻離路易.康很遙遠。
這是魯迅嗎?!魯迅的文字能讓這群表演者在劇場裡這樣堅定地宣示自己「視死如歸」嗎?曾幾何時,我們能在劇場機制運作下,讓台上的表演者毫無疑惑地執行導演概念?
僅管作品還須要更細膩的琢磨, 《小》卻是林文中舞團 一個腳踩著地板、不浮誇的開始。
整個作品所建立「化外之境」的氛圍讓人想起小孩遊戲,照著鏡子、面對水面或看著光線下的影子,小心翼翼看著這些「影像」如何跟著你動,受你操控,動靜虛實來自你對自己、載體空間(鏡、水、空氣)和反射物件的知覺。這是一種觀照、想像和純真本質的回歸。
在鵝黃色的光芒中,舞者幻化為草葉與花朵,順著大自然的韻律,與世無爭地逕自展顏。末了,蓮葉緩緩降下,回到舞台平面,藉此,天兒牛大引領觀者再度反思人與自然的關係。燈光逐漸微弱,枝葉間悄悄開出一朵朵荷花,而花,正是日本幽玄之美的最高境界。
《凍水牡丹》如此巧妙地將母親形象、歌仔戲、時空情境,透過舞者、歌者、戲中戲,與廖瓊枝本人疊合。其交織手法不循直線鋪陳,而是穿梭進退,偶有大片渲染,偶有停頓。這片拉開的大幕底,於是就有了戲劇人生的人影穿梭,也有音樂渲開的色彩空間,更有舞蹈抽象隱喻的感性魅力。
論評這批新生代作品的好壞,不是我的初衷,更留不得我說,決定的是觀眾。看來,他們有的已經發現「觀眾」的存在,改善了舞台呈現的「語法」,有的還是展現個性、堅持自我訴求了深具特色的行銷製作,間接支持也證明了這批新世代年輕人的態度;過去那種「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的堅持,反倒發揮於創意,應該再也不是那種不負責的輕藐了。
人總是互相取暖又不斷傷害彼此,總是親近而後疏離,後退而後再靠近,在反覆中循環著,宛若一個不曾終止的迴圈。生命中有許多說不出口的祕密,英才早逝的伍國柱彷彿是顆明亮的彗星快速地劃過天際,而《斷章》就像個窗口將祕密釋放,在漫漫長夜中閃爍,留給人們不會遺忘的點點餘韻。
這段始於仰慕終於謀殺的愛情,始終無法有力地說服觀眾:我是如此地愛她以致不得不殺了她。因為這段愛情缺乏說服力,以至於奧賽羅從吃味、嫉妒到怒火中燒的動機缺乏有力的支持。
當小鄧為饅頭描述巨人少棒奪得世界冠軍的經過時,我們終於了解:《六義幫》終究還是一個浪漫懷舊的作品,對六義幫的幫眾們,容許歧義的歷史論述,盡量不受私人情感羈絆的批判態度,可能都是過分的要求了。
作為職業樂團,NSO一向為人詬病的是穩定性,本場音樂會裡,這個問題再度暴露出來:個人技巧雖足,整體音樂性尚弱。在老將赫比希的帶領下,若能琢磨出樂團的整體性,NSO的藝術成就應能更上層樓。
除了結合天鼓擊樂團,製造出許多令人震撼的聲響效果之外,更不斷有視覺的驚奇效果產生,例如演奏員身穿一襲黑衣手持樂器,二路縱隊從觀眾席入口通過觀眾緩緩登台,煞有古代士兵整隊待發之氛圍就是一驚;開場時震撼的打擊樂響起又是一驚;舞台上山水佈景透過燈光與書法結合的效果又是一驚。
戈爾德思以文字稠密著稱,如果無法超越他的理念想法,導他的劇本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處理他的語言,並從舞台指示的罅隙中,找出其內在豐富的意涵。王嘉明的《R.Z.》多處地方不去兼顧文本的意指,使其扁平地滑溜過去,不禁讓人懷疑導演是否曾認真去解讀文本。
說是一個家人的死,還不如是哀悼整個存在環境或價值觀的崩解。上、下半場結束前的一段師公領路念念有詞的表演,叫人起雞皮疙瘩。事實上,當觀眾理解編劇的「雙重」手法時(兒子在劇中的口述與筆述,正好與編劇在劇場外現實的觀察和書寫,互為表裡對照),應當就能接受上、下半場互為表裡的情感與意識的呈現。
在本地少有機會看到中年舞者如此充滿魅力的表演,張曉雄始終以拉到頂點的感情反映在他的身體語言上,鄭淑姬更以中年女子在感情表達上特有的纖細感,飽滿其演出的張力,他們的表演似乎都在表達一份哀傷,或者來自音樂的烘托?或者來自編舞家的詮釋?或者更是哀樂中年的他們,對世事已有一番透視?
愈是熟悉胡德夫的琴藝歌聲和他「遊唱詩人」的風格,我反而愈好奇這尊大武山來的山神、太平洋吹來的風神如何擺進國家音樂廳這座殿堂?細膩的是陳樹熙的編曲並沒有起到喧賓奪主的冒犯,而是用輕柔的幾組絃樂把陽剛的鋼琴聲烘托得更和諧,也讓胡德夫原本有血有肉的歌聲聽來更具有行雲流水般的韻致。
當根特‧赫比希(Gnther Herbig)站上指揮台,以《紐倫堡名歌手》序曲為國家交響樂團(NSO)二○○八/○九樂季拉開序幕時,我驚訝的不是「德意志文化之榮光」於台北再現,而是這位老先生如何能在短短的時間內,將簡文彬耗費六年所打造的NSO之聲一掃而空。
破碎而轉折生硬的《加利哥的故事》則成為顯著的祭壇,重要的不是其中的愛情、離別、流浪等,而是人立足之上的質感轉化。如同配樂有許多部分並非我們習以為常的,應該在戲劇中出現代的優美旋律,而是回歸到器樂的聲音本身,人在這史詩改變而成的作品之中,回歸軀體的自為存在。
當年車臣游擊隊在莫斯科劇院發生的人質事件,基本上說明西方文化賦予了劇場的救贖使命,因而劇場在戲劇史上常常被象徵為生命的祭壇,流血也就必然是在儀式進行中替罪羔羊的意象。拉夫拉劇團重拾這一段歷史素材,除了再現這場無情與殘酷的暴力事件,導演是否也想告訴我們:當代劇場仍然是一座生命祭壇,而人類苦難想在這裡獲得救贖的盼望,卻永遠是真實的!
新編的《閹雞》在劇終前展現了一個戲劇情節的高潮將末,使得最後的場景潺動著感人的餘韻,而部分觀眾或許能從導演每個場景的轉換、布幕的升降與音樂的出入,感受到這樣徐緩的節奏與某種寧靜的本質。單就劇場呈現來說,已能令人滿足。
《對弈》的演出並非單純的藝術活動,而是由產、官、學聯手主動出擊,以量身定做的方式,包裝出一段兼具藝術性與商業性的演出,是配合二○○九年高雄世運會周邊文化活動的一環。雖然對於台灣觀眾而言,觀戲經驗或許比不上西方人的觀戲驚豔,但這齣舞劇在國際上取得的成績,已達成其身負的宣傳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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