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剧场导演米洛．劳（Milo Rau）向来不畏惧在作品中处理复杂又多重的现实，从旁人眼光看来，他似乎总在寻找烫手山芋。毕竟他接手比利时根特剧院（NTGent）时说得很清楚：剧场不再只是描绘世界，而是要去改变它（注）。
去年，他交出卸任前最后一张成绩单：《安蒂冈妮在亚马逊》（Antigone in the Amazon，2023）。这个跨越疫情、历时4年的作品，是他继著眼伊拉克北部的《奥瑞斯提亚在摩苏尔》（Orestes in Mosul，2019）和义大利难民营的《新福音书》（The New Gospel，2020），再度以西方经典文本与他方碰撞、交融，处理受跨国政治与经济冲击之地域和人们的作品。
这篇专访从劳的剧场实践出发，探究他新、旧作间相承的观点与创作方法，包括他对迁徙与全球化的观察，还有如何以剧场回访特定时刻，在重审中带来当下新的理解。
Q：今日亚马逊雨林和当地原住民的处境受到各种外在因素影响，用剧场处理这般棘手的主题，让人想起你提出的全球写实主义（global realism），呼吁剧场和观众在全球化的时代，重新思考写实主义的涵义。你如何从全球写实主义的观点来处里像是《安蒂冈妮在亚马逊》里的议题？
A：全球写实主义对我而言是一种实践。全球化的社会就是透过外包产生全球性经济连结，例如很多瑞士企业在中非或南美都有商业活动。要理解今天的欧洲，不能忽略欧洲的前殖民地。全球写实主义想要采用全球经济、全球媒体或是全球文化的视角，而《安蒂冈妮在亚马逊》和我前几个作品都用这种方式：把古代神话放到一个将它们全球化的脉络中。如果在欧洲做《安蒂冈妮》，我不会找到什么跟过去不同的东西。也许会更了解欧洲当地生活，但无法了解全球现实。
剧场跟真正的合作有关，不是靠一些案头研究就能做出全球化的《安蒂冈妮》。要花很多时间，到亚马逊去，跟他们合作、跟他们站在一起，这和做新闻采访不同。这个作品名称可能也不完全正确，实际上是另一个安蒂冈妮要到欧洲，或是欧洲要去拜访亚马逊的安蒂冈妮。不同地方的观众也会跟他们自身殖民、掠夺自然资源的状况，或是跟他们的神话重新连结，这也是另一种全球化。所以巡演对我来说很重要，而且不是只在欧洲某5个城市，我们试著去其他地方，了解观众的反应。
Q：你怎么在创作过程中「跟他们站在一起」？这样做是什么意思？
A：意思就是，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们共享所有问题。我们现在共享知识、有共通语言，能理解彼此也是因为在某个程度上共享一个全球文化。我们不同，但也一样。要理解相同中的差异，就需要站在一起。当你不懂就发问，这就是站在一起，并在仍有所差异中找到相通之处。愈清楚彼此的困境，就愈有可能发现大量的不同，但你们总会在某一点上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