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金枝演社，创办人王荣裕悠悠地晃过那张既是餐桌、亦是会议桌的长桌。那个位置有流理台、瓦斯炉等厨房用具，隔著橱子与架子，是王荣裕最常坐著的沙发，然后团里的狗儿猫儿在那儿自由活动。
王荣裕笑说自己现在像是个幽魂——他特别强调是《哈姆雷特》（Hamlet）里的幽魂。好像很有存在感，但又好像不存在。常常在团员开会的时候晃过去，说个几句话，然后又远离会议中心。
此时，团员施冬麟正煮了午餐，准备端上桌。
这是金枝演社的日常状态，或许也正是他们运作的方式。王荣裕与另一位创办人、并负责行政的游蕙芬说，像是个「公社」，里头的工作、收入等彼此分担；也有点像是个「家」，来来去去，总有人在。金枝演社在体制上虽是个「剧团」，但如今面临到交棒、传承等后续规划时，似乎有属于金枝演社介于剧团、公社、家的方法与角度。
在危机中建立剧团的营运制度
金枝演社创办于1993年，至今已超过30年，可以说是营运时间相对长的台湾剧团之一。
对王荣裕而言，最近一次、且相对严重的低潮是在25周年的时候。始终陪伴在王荣裕身边的游蕙芬说：「当时他陷入最大的低谷，是觉得那个创作（《欢喜就好》）是不是脱离时代了，没有人要看了。」但游蕙芬反过来问王荣裕：「你那时候心里有想说不要做下去了吗？」王荣裕摇摇头：「也没有说不要做，就是会觉得是不是我的戏没有人看了，然后要被淘汰了。」
对于一名创作者而言，这种创作周期里的起起伏伏实属常态。当时或许跌得极低，但戏演完了、幕落下了，很多事情也会迎刃而解；但经营一个剧团，则又有更复杂的面向得思考。
创团初期，金枝演社更像是「戏班」——没有固定地点、组织，只要有地方演戏就能存活下来。过程中，团队组织也逐渐成长，成为有固定演员、行政、团址的剧团。在王荣裕的理念里，他虽是创团者，但金枝演社并不属于他，「不是我的，也不是他的，更不是某人的，是『大家』的。所以我们赚的钱是大家平分，只是因为我们要有营运规划，所以必须设置管理职；于是，（曾）铧萱喜欢整理服装、化妆品，就将这个职位交给她，小冬（施冬麟）喜欢练功，就把训练的事情交给他，对于环境的维护交给（李）允中，机动组是王品果适合⋯⋯」王荣裕细数著，但又特别强调：「这样的团队组织，其实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生态。」
不过，组织构成的制度化也是在两次危机里慢慢建置完成。游蕙芬提到，金枝演社的两次危机分别是在2001年时未获得文建会（现为文化部）补助，以及2008年失去企业赞助，两次危机皆引发财务问题，无法顺利发出团员薪资而濒临解散。两次危机都仰赖了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的协助，包含提出义演募款、组织会员等方案，替金枝演社度过危机。王荣裕一边感谢、也一边带点吐槽与玩笑语气地「怪罪」林怀民，因为这些捐款的挹注，反而让金枝演社不能因为自己想结束就结束。
「我胸无大志，我没有想要成大功立大业啊！」王荣裕又再次重申了「胸无大志」这句话。但与其说是外界支持的压力，不如认为这些支持让负责行政营运的游蕙芬更明确、且确实地建立起金枝演社的制度，而让金枝演社从「戏班」转变成「仍带著戏班草根气质的剧团」，并能启动后续的「交棒」。
从「督促」开始的创作交棒
「原来我们也到了要谈（交棒）这个题目的年龄了。」游蕙芬边笑边感叹说。
现年66岁的王荣裕说自己大概10年前有想过「交棒」这件事情，不过，他更明确受到的刺激是「林怀民在2019年宣布退休」，他惊讶的是「原来艺术家也可以退休」，于是他开始有自己退休的画面，是自己带著一群猫猫狗狗云游四海。
不过，站在游蕙芬的位置，想法就没有王荣裕这么潇洒、浪漫。她看著团内其他团员，「他们其实都有自己的特异功能，也该去发挥一下。一开始是从这个方向慢慢问他们，有没有兴趣要创作？最早只有小冬，可是他每次创作都很痛苦，身为制作人的我也要陪他一起痛苦很久。」接著说：「小冬的创作其实都隔很久，在近期的《再一步，天堂？！》（2023）、《笼子里的白狐》（2025、2026）之前，他上一部作品是2013年。」
游蕙芬话锋一转，眼神犀利地说：「是必须给他们一个deadline。」同时回过头看了一下王荣裕：「所有创作者都一样，不订个日期，他就会无限期延长。」或许是要交棒，也或许是想让团员有所发挥，所以她从2021年开始督促有意愿创作的团员至少两年要完成一个作品，也因此催生出施冬麟近年的两部创作。
因此，对金枝演社而言，目前规划是将王荣裕历来的作品典藏化，包含文字、影像等方式进行保存，「二哥（王荣裕）哪天没力气创作，选择退休，如果有人对他的作品感到好奇，就可以去看那些资料。」游蕙芬这么说。另外，则是让金枝演社成为一个创作平台，让团内有创作意愿的团员，在剧团的协助下完成作品，同时也不排除与不同导演合作，开创出金枝演社的其他创作方向。
「我也是人家给我们机会才能创作，所以现在也希望可以给他们机会。」王荣裕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说：「他们把生命都交给了金枝，那我们也得把自己能做的都交给他们。」
不坚持剧团招牌，维持核心价值并保留各自发展
「任何人离开之后，他所创的团体会变怎样是没办法控制的，不可能一直维持著某个东西。」王荣裕笑说：「他们也不可能维持得住我的东西，因为我的东西他们也不一定能百分之百理解，毕竟我的生命背景就跟他们不一样。」
他举了金枝走演《可爱冤仇人》为例，在300场左右的演出中有大概100场交给施冬麟当导演，「我后来都没有跟他们一起排戏，我顶多就是出发前一天看一下整排。小冬会改一些东西，所以有些味道就变了点调，但我也觉得很好，这才是他的味道。」但王荣裕明白，这群团员在金枝演社这么长的日子里，终究会维持的是核心价值——像是台语创作。
金枝演社，或许是张台湾戏剧史中的招牌。但对王荣裕而言，却没有太多坚持。
王荣裕想起自己儿子出生时，为了他的名字到庙里乱晃，遇见一名姓名学的老师，于是他就拿了「金枝演社」的名字让他算。那个老师说，「金枝演社」这个名字至少可以吃70年。「如果硬撑70年，太辛苦了啦，所以随缘就好。」
游蕙芬接著说：「二哥年纪比较大，会早一些退下，我可能还要再等个几年，但我们一定会退下来，因为体力、脑力都会有限。那么小冬、允中他们要不要接手剧团经营，都是他们的事情。或是对他们而言负担太重的话，不打算用『金枝演社』这个名字也没关系。」
「他们各自发展也没关系，金枝演社不是个非得继续扛著的招牌。」王荣裕说：「万物有生有死，都要看大家意愿。」
对于王荣裕而言，创作该走往哪个方向，是下一代自身的选择，而自己也不代表整个「金枝演社」；至于在营运方面，游蕙芬则建立好制度，让「金枝演社」可以是个选择与延续，但若能开启更多未来可能，她也乐观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