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以捉摸 超越時代
充滿了稚氣的想像、不時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法國作曲家薩替的音樂,令人相當難以捉摸。身處於社會急遽變動,藝術潮流此起彼伏的時代,為了走出法國音樂的因循、守舊,並擺脫以日爾曼音樂的影響,薩替與同儕如德布西、拉威爾努力創新,而他的創意似乎更成了後世「偶發藝術」、「低限音樂」的先聲
充滿了稚氣的想像、不時的「語不驚人死不休」,法國作曲家薩替的音樂,令人相當難以捉摸。身處於社會急遽變動,藝術潮流此起彼伏的時代,為了走出法國音樂的因循、守舊,並擺脫以日爾曼音樂的影響,薩替與同儕如德布西、拉威爾努力創新,而他的創意似乎更成了後世「偶發藝術」、「低限音樂」的先聲
荀貝格有如梵谷般畫了許多自畫像,但畫風更遠離寫實、更抽象;而孟克畫作中常有的那種令人不安的言外之意,及難以言喻的荒誕、詭異、嘲諷,經常被荀貝格表達得更充分。荀貝格的繪畫創作大多完成於一九○八至一九一四年間,這正好也是他的音樂創作從「後浪漫時期」過渡到「無調性時期」的時候。如此的巧合,是否與「蓋斯特爾事件」有關,而激發荀貝格以異乎尋常的激進方式創作,藉之抒發內心的抑鬱?
所有歌者中,能夠喚起我充分感動的,是飾唱阿弗雷多父親捷爾蒙的國內男中音巫白玉璽。他的歌唱除了共鳴充分,韻律感甚佳,還能層層進逼地去營造具有張力的戲劇性。難得的是,上述男、女主角歌唱上一些不足的地方,都成了巫白玉璽的優點:他出色、生動的獨唱、重唱,或許讓聽眾們驚覺:原來威爾第苦心經營的父親角色,不只不是配角,而是三位主角之一!
《音叉》Diapason與《音樂世界》Le Monde de la musique為法國主要的「一般性」音樂雜誌,它們與世界各地多種音樂雜誌並無明顯的不同:除了包含有許多廣告外,它們的音樂時事、人物介紹,錄音、錄影、音響的評鑑,多少總有著促銷、吹捧的性質,以便滿足「布爾喬亞」式的通俗品味,這在現今的消費社會中幾乎是無可厚非的。然而它們若沒有某些特性,又如何能夠在充滿競爭的環境中,多少年來一直屹立不搖?甚至在面對網路興起之際照常維持著榮景? 無論是《音叉》或是《音樂世界》都是以CD的評鑑當做主打,而它們的評鑑的確達到了「聳動視聽」的地步:筆者記得多年前普拉涅斯(A. Planes)彈奏的《德布西鋼琴前奏曲集》同時被這兩個雜誌冠上最高評價--「金音叉獎」與「音樂世界的震撼」,頓時因搶購而缺貨,筆者直到兩年後才尋得該片。然而如此的聳動並非空穴來風,它們都擁有著相當堅強的評鑑陣容,《音叉》更是略勝一籌,例如筆者所認識該雜誌專門評鑑海頓的杜帕特(J. Dupart),他家可說是全法收藏最豐富的一座「海頓圖書館」,他宣稱西方所出版有關海頓的全部正式錄音在他家裡不可能找不到。 《音叉》早在多年前就將每月評鑑最優的數個錄音節錄成一張CD,附在雜誌上,可說是此做法的先驅;該雜誌每年度所選出的「十大金曲」頒獎典禮場合,可說是冠蓋雲集,獲選錄音相關的著名音樂家紛紛前來捧場,搞前衛音樂的布列茲(P. Boulez)與搞古樂的撒瓦(J. Savall)的交談,形成了有趣的畫面。《音叉》與《音樂世界》對三十年來「古樂」風潮的興起,無疑具有著推波助瀾的作用,它們的鼓吹一方面讓聽衆更益接受這類音樂,另方面則有助於幾個小唱片公司例如Hamoniamundi 、Auvidis的成長、茁壯。 整體而言,《音樂世界》比《音叉》顯得通俗些,它在評鑑上比不過後者之際,只好朝其他方面發展,它對世界音樂的強調以及附帶發行《爵士樂人》Jazzman專冊,都頗能吸引另一批聽衆;而更大的成功是它與「古典音樂電台」的掛勾:十多年前,私立的古典音樂電台成立後,收聽率節節攀升,而達到今日全法國廣播收聽率的44%,而讓公立的「法國音樂台」黯然失色。《音樂世界》為該台出版節目介紹專冊,音樂台則播出《音樂世界》推薦的內容與錄音。
盧貝松的電影《聖女貞德》為媒體舉行的首映會結束後,電影公司方面要求《影音視綜覽》週刊Telerama先不要做評論,等影片上市後一星期再評論。該刊果眞沒登出評論,卻在電影評論欄中將電影公司的要求複述了一遍,影片在法國上市後深受此舉的影響而遭逢敗績。每期銷售量達八十萬份的《影音視綜覽》,不僅在法國電影界具有權威性,它同樣在電視、廣播、音樂、戲劇、美術各方面影響廣泛。筆者最初以為它只不過是一份「電視週刊」罷了,後來終漸漸瞭解它,深受到這個「法國文化界奇蹟」的吸引與震撼! 剛在二〇〇〇年慶祝創刊五十周年的《影音視綜覽》週刊,一九五〇年創刊時稱為《廣播電影》週刊Radio-Cinma,五個工作人員,銷售量八萬份左右,它在廣播電視上嚴謹的報導與評論逐漸受到歡迎,隨後陸續將電視及其他各類藝術納入,規模與銷量與日俱增,終演變成今日具有一百八十位職員、銷量突破八十萬份的大格局。 在兩百頁左右的篇幅中,主要電視台與文化性廣播電台的節目表已佔了將近一半的比例,但這些節目是經過描述與評論的。評論則以「搶先報」的方式呈現,也就是說,節目尙未播出之前,記者早已到各電台聽、看或瞭解過節目的內容與水準;所有評論過的節目依水準分成三級:三個T字記號到一個T,讀者只要依照這個指示,就足以選定、瞭解該週想收看或收聽的節目了。 另外的一百多頁篇幅,則留供各類文藝時事的報導與評論,由於每門藝術所分配到的篇幅相當有限,記者們必須以最精簡有效的方式去呈現:豐富而吸引人的圖片、扼要而中肯的敘述。某些較大的文化事件,則另出「號外」,以專冊詳加介紹。例如半年前,布烈茲(P. Boulez)指揮管弦樂團演奏斯特拉溫斯基的《春之祭》,伴奏「吉普賽人馬戲團」(Zingaro)的演出即有專冊介紹。 《影音視綜覽》週刊的奇蹟在於:將文化送進大部分法國家庭,讓大部分法國人在「懂得」看電視、聽廣播之餘,還會受到各類藝術的吸引。薄利多銷的策略(一期不到五十元台幣)更有助於此奇蹟的蔓延。 文字|陳漢金 東吳大學音樂系副教授
在馬水龍老師抽象式的實驗中,有的強調筆法,有的著重於色彩,有的專注於結構上的經營,有的表達抽象的感性。其中有幾幅是以草書或潑墨式的狂筆揮灑,若隱若現地畫出「龍」字的形態。這些以龍字為出發點的抽象畫,不只令筆者聯想到老師的琵琶獨奏曲《水龍吟》,也聯想到老師的畫如其人,樂如其人不論是人格、音樂、繪畫,馬老師總是豪邁奔放、自由瀟灑!
多層次對位效果的巧妙經營,再加上一些倒敘的處理,使得劇情擺脫流水帳式的平鋪直敘,而讓「看似無味且重複的日常生活片段」顯得活靈活現,氣韻生動。筆者不曉得此劇的導演是刻意地去強調劇中「音樂性」,或是敏銳地、自然而然地在劇中流露出這種音樂傾向,無論如何,此劇由於它的音樂性,使得它層次豐富、生動鮮明,而不只是一群戲劇系學生們的共同習作而已。
身兼作曲家與詩人的戴洪軒,逝世迄今廿年,透過三部文集的重新編輯、集結而成的《狂人之血》,我們可以認識這位宏觀的、全方位的藝術家,他寫詩為文的一桿利筆,總是能一針見血地一再道出驚人之語,這在以前國內音樂剛起步的「青澀年代」固然獨樹一幟,即使到了數十年後的今日,這些詩文仍不見一絲老化的皺紋。
「一戰」之後鬆弛的氣氛中,歐洲各主要城市幾乎都成了狂歡作樂的大型歌廳與舞場。源於美國的爵士樂,如何在一戰前後被傳入歐洲?巴黎「狂熱年代」的作曲家們如何受到它的影響,譜成了許多獨特的音樂?在維也納沒落之後,柏林如何取代它,成為日爾曼最重要的藝術都會?柏林盛行「新客觀主義」思潮之際,爵士樂如何被「新客觀化」?
康丁斯基在「包浩斯設計學院」任教時期的畫作,與包浩斯的精神相呼應,強調簡約、單純、明瞭,與戰前表現主義式的「抒情抽象」形成明顯的對比。此時期的畫作經常由種種幾何圖形組構而成,因而被稱為「幾何抽象」(geometrical abstract)時期。此時期又是正好與荀貝格的「十二音」時期(1923-1933)疊合,在此時期荀貝格與魏本的音樂,將音樂抽象式的排列組合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這段從戰前過渡到戰後的沸沸揚揚時期,畫家、建築師科比意提出「新精神」的口號,正符合時代的需求。科比意在他所創辦的《新精神》雜誌上宣稱:「此後的藝術創作應以明晰的概念為基礎。」在強調明晰、簡潔、單純的「新精神」主導下,形成了一種「新古典」的傾向,使得戰後「狂熱年代」的藝術與戰前「美好年代」形成了明顯的對比
霍夫曼斯塔與史特勞斯的《艾蕾克特拉》不再以尤利比提斯為典範,轉而推崇當時甚少受到注意的索福克里斯,擺明了發揚尼采所謂的酒神精神,同時也壓抑了日神精神。霍夫曼斯塔在進行此劇的劇本創作時,並不局限於索福克里斯原著,而是將原著中野蠻、狂放的精神充分渲染開來,使之具有酒神祭儀般的原始精神古希臘悲劇源自酒神的祭儀。
康定斯基與荀貝格都主張,繪畫創作應嚮往著音樂般的純粹、高超境界,繪畫應是一種視覺的音樂。以下是荀貝格的說法:「眼睛總是專注於具體的事物,因此耳朵應是比眼睛更高級的。假若畫作能透過音樂般的節奏、音樂效果來表達內在的理念、內在的意境,則又另當別論,在此狀況下,繪畫不再只是眼睛所見之物的複製品。」
台北市立美術館的「莫內花園」特展,展出法國瑪摩丹美術館典藏的莫內晚期卅餘幅傑作。這些以花園、池塘、睡蓮為主題的巨幅畫作,如何在筆法、用色、風格各方面顯得超凡脫俗,而有異於莫內先前印象主義式的風景畫?德布西的音樂為何與莫內晚期的繪畫較相似,而不是一般人所謂的「印象派音樂」?
在馬內彩繪西班牙的一八六○年代,巴黎尚未產生重要的西班牙風格音樂創作,必須等到拉羅的《西班牙交響曲》、比才的《卡門》相繼問世之後,情況才有明顯的改變。拉羅與比才都未到過西班牙,他們只能根據在巴黎聽到或看到的,相當有限的西班牙音樂與樂譜進行創作;他們並不在意民俗音樂的考證與重建,而是在創作中憧憬著伊比利半島獨特的精神,表達出一種「地中海式」的明亮、多彩、絢麗的熱情。
高更比德布西大十多歲,兩人雖於一八九○年代曾在馬拉美家中的象徵派聚會中曾碰面,稍後由於高更的「出走」南太平洋,使得兩位大師彼此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成為不可能,但兩人在「世紀末」相同的文化背景下,各自研創出來的繪畫與音樂格調,無疑是相當類似的。在這兩位大師所處的時代,並不是繪畫影響音樂創作,而是音樂影響繪畫創作;無論是塞尚、高更、秀拉的畫作,或是馬拉美的詩,都嚮往、憧憬著一種難以言喻、神秘而抽象的音樂性。
二次大戰德、英兩個敵對的陣營,在希特勒宣告死亡的廣播裡,這兩個國家不約而同地都以《英雄》交響曲來悼念與慶賀希特勒的逝世。今日「貝多芬」這個國際化的名字,早已不專屬於德國,其《合唱》交響曲更是國際重要慶典的首選之曲與會歌。這位一生與疾病抗戰的音樂巨人,永遠不向命運低頭,就像普羅米修斯,忍受痛苦,永遠帶給人們無限的光明與希望。
「無調性」遠離了二十世紀前以和諧觀念為主的「調性」音樂,迎向前去開發不諧和音的領域,預示了二十世紀音樂的主流。「無調性」為音樂發展進行了自由與大膽的「解構」之後,頓時將音樂導入一個失序而令人感到無所適從的「無政府狀態」之中
NOP負有較具彈性而「全能」的任務,他們可在廣播公司其他團體的支援下演出西方音樂上任何奇特編制的作品,它本身也可細分成數個小型管弦樂團或室內樂團同時在不同地方演出,而且曲目兼容並蓄,不限於法國作曲家的作品。
史上的許多作曲家,對我而言就像許多「房子」一般,有些讓我住不習慣,有些則讓我覺得住得很舒服、愜意,莫札特與德布西屬於後者。莫札特的細緻敏銳與我的個性頗相容,自小就是我内心不可或缺的需求;我首次聽到的德布西音樂是《牧神午後前奏曲》,德布西音樂的幽遠與神秘,讓我有如吸食迷幻藥般地不可自拔,從此成為我每場獨唱會不可或缺的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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