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可奉告》以一群永遠「不具體表達」的人,進行語言的節奏實驗。
《無可奉告》以一群永遠「不具體表達」的人,進行語言的節奏實驗。(白水 攝)
台前幕後 台前幕後

帶刺的語言

紀蔚然新劇《無可奉告》

關於創作,紀蔚然認為一個好作品必需要「帶刺」,也許立場不夠政治正確、也許論調不為人所接受,可是一個不帶刺的作品,就是一個甚麼都沒有的作品。一個作品若只想討好觀衆,就容易喪失自己的特色。他想看到帶刺的作品,也堅持寫出帶刺的作品。

文字|黃麗如
攝影|白水
第101期 / 2001年05月號

關於創作,紀蔚然認為一個好作品必需要「帶刺」,也許立場不夠政治正確、也許論調不為人所接受,可是一個不帶刺的作品,就是一個甚麼都沒有的作品。一個作品若只想討好觀衆,就容易喪失自己的特色。他想看到帶刺的作品,也堅持寫出帶刺的作品。

創作社第五號作品《無可奉告》

5月3〜10日

台北誠品書店敦南店B2藝文空間

《無可奉告》,既是無可奉告,又有甚麼好說的呢?可是人總有想言說的慾望,雖然越說越離題、越說越不曉得在說甚麼,可是還是要說,尤其面對媒體、面對鏡頭。面對台灣人話越來越多的狀況,對語言超敏感的劇作家紀蔚然寫出《無可奉告》,希望以沈默面對喧囂、暴力、憤怒的語言環境。然而,創作即是發聲,沈默到底是不可能。

語言策略之節奏

縱觀這幾年紀蔚然的創作,《黑夜白賊》、《也無風也無雨》、《一張床四人睡》主要是運用語言的基本功能──表情達意而產生的作品,其中《黑》、《也》兩劇也試圖以漂亮的閩南語,讓觀衆見識所謂方言也有雅緻的一面:《夜夜夜麻》則是進行「髒話」的語言實驗,以三不五時出現的「幹」、「他媽的」表達四個中年男子的憤怒。而二十一世紀的新作《無可奉告》,則是進行語言的節奏實驗,以一群永遠「不具體表達」的人,營造語言節奏,讓觀衆在劇場裡專心地感受日常生活中最常見的語言節奏與語言狀況:廢話。

語言策略之廢話

「廢話、打屁語言不斷充斥在我們的言談間。」紀蔚然說。雖然廢話滿街飛是事實,可是少有人像紀蔚然對於廢話那麼敏感,用打屁哈拉的言談方式,表達對語言的隱憂。在媒體爆炸、資訊爆炸的時代,廢話比以前更快速成長,媒體大部分都說些廢話,群衆受媒體的影響,也不斷說廢話;當然,除了說廢話,群衆也越來越會表演。只要SNG一來、燈一打,前三秒也許是靦腆的,可是之後就滔滔不絕地發表連自己也不知所云的見解。有趣的是,大家都不知所云,可是大家還是可以對話、可以聊天,言談是否只是一種口腔加上聲帶的運動,講甚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說話。因爲說話,所以存在。

在漫天空言的年代裡,紀蔚然說:「我可不可以不要說,沈默是必要的。」

語言策略之沈默

紀蔚然試圖創造一個角色「雨顔」──他以沈默面對這個世界、他只講該講的話、他的每一個用字遣詞都很精準,面對大家的濫用語言,他的語言策略則是──沈默是必要的。然而,因爲精準、不說廢話,反而使處在廢話堆中的「雨顔」身分不明、狀似神秘,別人反而很難了解他!當精準與模糊竟是如此地靠近的時候,不禁讓人焦慮:難道只說該說的話是不夠的嗎?還是台灣社會已經被訓練成必須要有廢話的存在才有安全感,一定要離題才算是表達意見。那麼,「沈默」是不是最高明的語言策略?不說廢話是不是塑造個人神秘感的策略之一?

語言策略之無可奉告

雖然言談間充滿廢話,雖然無意義的交談成了談話的必然性,但這些語言現象並不代表語言已經沒有任何用處、任何希望。即使紀蔚然的劇本不斷投射對語言行爲的觀察,可是批判並不代表他要放棄語言,或者認爲語言一無可取。紀蔚然覺得語言有好有壞,這個世界很難放棄語言,像是閱讀一首好詩、一首好歌詞、一篇好的小說,讀者都仍然可以感受到語言的魔力、語言的美麗。語言需要經過「再創造」的過程,敏感的紀蔚然覺得語言是不能濫用的。對於語言的執著、苛求,紀蔚然創作了這部直接討論語言的作品。

非常矛盾地,既是討論語言,卻又「無可奉告」,而無可奉告的理由,可能就如宣傳稿所言:「一旦說出線索,線索立刻消失!」然而爲了宣傳,紀蔚然還是說了──面對這些注定要對媒體言說的「線索」,說多了,也成了廢話;不過,面對一個討論打屁語言的劇本,言說廢話也是必然的。

相對於過去以一個明確且顯眼的中心主旨進行創作,(例如《黑夜白賊》以家庭的崩解作爲中心點,所有的故事線都以這個主旨爲焦點),《無可奉告》的創作方式是流動的、散焦的,從週遭的細瑣事件去碰擊並不十分清楚的中心點,甚至是零散在各處的中心點。所設定的種種線索,諸如一個叫做「雨顔」的神秘男子、一個快崩解的家庭、都會的即景拼貼、劇場裡撿場的對話等等,編織成《無》劇的獨特氛圍:現代人有隨時會「掛掉」的焦慮與憤怒。

語言策略之憤怒

紀蔚然的戲劇語言是憤怒的。過去的作品裡不難嗅出怒氣:《黑夜白賊》、《也無風也無雨》是相當個人的對於家庭結構的憤怒,《夜夜夜麻》也充滿了個人色彩極重的憤怒語言。而《無可奉告》的憤怒則滲入每個語言情境,藉著語言表達憤怒。「其實台灣人很暴力、很憤怒,」紀蔚然說:「有一次在早餐店,有兩個人進來,其中一個人說:『今天眞的是他媽的冷!』,爲甚麼天氣冷就天氣冷,非要加個『他媽的』呢?」說的人沒甚麼感覺,但是對於聽力極佳的紀蔚然而言,類似的憤怒語言其實充斥在言談之間,他覺得「憤怒是因爲隨時都會掛掉的恐懼。」

走出較爲個人式的憤怒,《無》劇的怒氣集合了每個在台灣生存的人的不滿。那並不是對於某個政治、經濟或社會事件的指責(如果有明確的發洩對象,或許還好些),而是對於所有有形的、無形的混亂所發散出的一種不知如何是好、不知如何再走下去的憤怒。在《無》劇瑣碎的場景之間,紀蔚然希望觀衆能感受到我們一直習以爲常、其實並不尋常的憤怒情緒。

語言策略之劇本創作

處在紛亂、吵雜、動盪的台灣,更多的時候紀蔚然選擇的是掩耳不聽、充耳不聞,他說:「我的態度很駝鳥。」可是當某些雜音大大地觸動他與整個時代與社會的聯絡網時,關於世界的、社會的、政治的、生命的種種議題,便像大火燎原般燃起他的創作慾。紀蔚然說:「寫劇本大概是我跟這個社會、世界對話的唯一途徑。」藉著劇本創作,他思考著自我與這個世界之間的種種矛盾與謎題,並且更深刻地貼近他所關心的語言問題。運用種種語言策略,紀蔚然檢視創作者跟語言之間既親密又疏離的曖昧關係。

關於創作,紀蔚然認爲一個好作品必需要「帶刺」,也許立場不夠政治正確、也許論調不爲人所接受,可是一個不帶刺的作品,就是一個甚麼都沒有的作品。一個作品若只想討好觀衆,就容易喪失自己的特色,就像當媒體只想討好觀衆時,也將成爲沒有語言特色的媒體。他想看到帶刺的作品,也堅持寫出帶刺的作品。

帶刺,不見得就得束之高閣或沒有市場。相對於許多譁衆取寵的劇作,紀蔚然的作品一直帶著冷冽的氣息;然而,他的語言風格與社會關懷,卻也受到不少戲劇科班的師生注意。在《無可奉告》上演的同時,《夜夜夜麻》也將於五月四日至六日在國立藝術學院的展演中心演出,到了下半年,《黑夜白賊》、《也無風也無雨》、《一張床四人睡》亦將陸續搬上藝術學院的舞台。單單二〇〇一年,觀衆就可以看到所有紀蔚然的作品在不同的詮釋、不同的製作下演出,並在其中得到不同的共鳴:可能是島嶼的荒謬、可能是家庭的崩解、可能是不確定的感情、可能是毀滅、可能是救贖……,雖然最終的秘密、最終的珍寶總是「無可奉告」(就算想說也說不清),但是種種的語言策略與尖銳的思維角度,卻足以刺得人心記憶深刻。

 

文字|黃麗如 特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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