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格來說葛氏體系在台灣的訓練只有頭五年，但卻是一次具有長遠意義的播種，埋下今日小劇場工作者深耕的根基；不但提供了演員訓練方法的重要參考，更啓發劇場創作者對劇場本質的思考。
現代前衛劇場健將、劇場人類學宗師，同時也是已故劇場大師葛羅托斯基早期十三排劇坊時期的弟子尤金諾．芭芭，將於今年三月底率歐丁劇場來台演出並主持表、導演工作坊；在芭芭之後，葛氏身後指定傳人湯瑪斯．李察與其他團員，也將於九月份來台作Action的呈現。兩位大師的來訪，顯示出葛氏體系在本地的影響力，也勢必點燃本地小劇場睽違已久的熱情。然而，這份引頸期盼不僅透露了親炙大師的渴望，對於受過葛氏體系影響的劇場人而言，這寓含著一次重新對焦的機會，穿越傳說與盲崇的雲霧，以客觀的態度去回顧我們過去的「類葛氏經驗」，尋找它足以發揮力量的價値。
幾番蛻變．開枝散葉
約自一九八五年起，陳偉誠與劉靜敏從加州大學爾宛分校的工作坊，將葛氏訓練及觀念帶回來之後，以人子劇團及優劇場爲據點，開始將葛氏訓練法植入台北小劇場。十七年來經過轉化後的「陳氏Grotowski」與「劉氏Grotowski」持續累積，發揮出開枝散葉的影響力：小劇場內，劉靜敏帶領了優劇場的幾番蛻變，逐漸累積出開花的能量，當年直接受陳氏或劉氏訓練帶出的團員，像是王榮裕、劉守曜、符宏征、陳惠文、吳文翠以及身聲演釋社的核心團員等等，仍在劇場裡耕耘不輟，他們或自立劇團，或導或演或兼而有之，共同點都在於奠定紮實的身體與演員訓練基礎，表現出強韌的原創企圖，隱隱然有爲小劇場創新美學的潛力。
劇場之外，當年猶如小衆密教的葛氏體系，也逐漸翻進學院門牆成爲顯學。一方面固然是長期發酵的結果，它開始被確認爲本地小劇場發展史的一個重要面向；更重要的是，它似乎也在八〇年代中期小劇場運動因漸漸失去政治著力點而出現創作眞空的期間，扮演著將劇場思考歸零、回歸劇場本質的法門。於是國立藝術學院（今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邀請陳偉誠教授「非傳統戲劇創作方法」的課程，以葛氏訓練爲學院訓練灌注新的表現質素；現任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系主任鍾明德於二〇〇一年出版的《神聖的藝術》一書猶如向大師致敬，並試圖結合本土儀式與精神，爲葛氏創作方法作一次深入的彙整、闡釋與延伸。
天時．地利．人和
回顧這套訓練方法之所以能在八〇年代中期迅速植入，陳偉誠與劉靜敏兩人親身向大師取經，並自覺地扮演媒介者的角色，固然是直接的動力，但當時的大環境或許早已準備好必要的觸媒。
首先，在此之前，儘管本地劇場自蘭陵起開始產生關注演員的概念，但一直沒有一套完整的演員訓練方法可援用，葛氏具體而系統化的方法恰好塡補了這份需求；其次，儘管葛氏強調技術（craft）本位，但也要求心法的鍛鍊如覺察與意識，在精神上與東方哲學有相通之處不難接受。最重要的是，當時正値解嚴前後，社會充滿了亟待釋放的能量與改革聲浪，給予葛氏體系介入的一個好時機。當時台灣雖然混亂，但仍有一批有能力擁抱理想，願意信仰、踏實刻苦不求回報的年輕學生，他們投入社運一如後來接受嚴格訓練，都是出於渴望接受一切「好的」事物，葛式訓練兼具顚覆性與內在革命的特性，對他們來說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也適時地將他們拉到冷靜的位置。此外陳偉誠指出，葛氏訓練從身體著手的同時，其實也擺脫了制式的、文化的與大論述式的語言包袱，而進行一次大解放，社會長久的壓抑在劇場上便能以「大吼一聲」的方式直接紓放出來；同時葛氏工作中不斷追問「我是誰？我從哪裡來？」的溯源企圖，正好呼應其時思考政治、文化認同的心理需求，進一步啓發小劇場工作者往本土的進香活動、儀式與地方戲曲等文化源頭汲取養分。
陳偉誠：回歸工作中的真實
是天時、地利與人和讓台灣與葛氏體系奇妙地接軌，然而如何延續與落實，對陳、劉二人來說才是挑戰的開始。以四個技術專家之一的身分與葛氏工作了兩年的陳偉誠表示，當時參與爾宛工作坊的成員都是來自各文化背景的表演菁英，因此葛氏的工作重點不是技術訓練，而是探索一種超越語言、文化藩籬的「客觀戲劇」，藉由剝除文化烙痕與技術，以淬煉出相通的非語言。「但是當時我回來帶訓練時，面對的是一批可說是完全沒有身體訓練的學生，非常單純，沒有包袱，卻也沒有可供剝除的技術與心智（mentality），所以相反地，我必須先爲他們建立某種身體的秩序與覺察，喚醒藏在身體裡的能量。」因此陳偉誠認爲自己在人子劇團的工作，集中於身體與覺察的基礎訓練，談不上表演或淬煉。
事實上，討論葛氏訓練所欲企及的部分時，「有許多是無法描述，若非自工作中體驗，光靠讀書大概只能想像，但這是危險的。」陳偉誠表示，葛氏傳人湯瑪斯．李察或許可以敘述得更精準，儘管在很多訪談中他也會迴避有關訓練工作的描述，就像他們願意演出卻拒絕在center之外帶工作坊一樣，都是爲了避免讓葛氏訓練被言語的想像渲染。葛氏的教誨談論再多，終究還是要回到眞正的工作中才有意義。
劉靜敏：懷疑、沈澱與放下
劉靜敏回顧優劇場成立的頭三年，她抱著和老師站在一起的態度，只想將當時受到的葛氏訓練照本宣科，「回想起來那樣的訓練確實太暴力、太土法煉鋼。」第一代優人離開之後，經過一番自我懷疑與反省，她決定放下葛氏訓練法，摸索東方的太極拳、吟唱、靜心、內觀、武術與擊鼓，並從中尋找到了提昇意識、獲致清明的法門。在目睹李察的Action演出之後，劉靜敏欣喜不已，「放下（葛氏訓練）這麼多年以後，我發現原來我和老師站在同一個原點，我竟正走著和他相同的道路，但我知道，『老師』並不是我的終點；經過這麼多年的思索，很高興我終究懷疑的是自己，而不是『老師』。」
劉靜敏強調，放下葛氏訓練法之後她學會更放鬆，但是葛氏對嚴謹技術的要求仍深刻影響她，並與探求本心的劇場觀結合在一起。「劇場是一個場域，一個大人遊戲的地方，是個遊戲所以不必在意，但需要爲遊戲下定義、思考遊戲的規則。規則的基礎是什麼？我想是一份對生命的見地和態度，透過劇場傳遞給觀衆。」就外在來說，這份見地需要以嚴謹的訓練爲基礎，爲了了解自己，內在應該是靜心與放鬆。沒有嚴謹的技術就沒有藝術，優劇場之前的訓練就在做這樣的準備。劉靜敏表示，黃志文（阿襌）的加入，將優劇場推入一個平衡穩定的階段，阿襌高超的技術，結合她對表演的敏銳，未來的創作將會以靜心作爲基礎，並加入更多的戲劇元素，以表現「從人的原質長出來的東西，也就是生活態度」爲目標。
劉守曜：創作的求真與嚴謹
葛氏訓練的影響肯定深刻，因而他的徒子徒孫們在離開對老師與訓練的依賴之後，大多都經歷過一段調整態度、重新思考葛氏價値的時期。用劉守曜的說法：「接觸過葛氏體系的人，生命便被一個巨大的力量侵入、影響，每個人必須各自發展與它的私密關係，這份關係的遠近、體會的深淺會隨著年紀的增長而有不同。」
一九九一年在跟劉靜敏工作三年之後，他自覺「不能再等待下一個大師出現，必須用自己的方式尋找出路」，於是開始作獨立呈現，並參與國際工作坊汲取養分。因此影響他的除葛氏外，還有鈴木忠志、芭芭與日本舞踏等。比較這些經驗，劉守曜認爲葛氏在衆多的訓練體系裡，可算「好的」體系，因爲它提出明確的劇場理念、嚴肅態度與劇場倫理之外，還提供了一套具體、可行、有效的工作方式；若嚴謹而投入地執行，確實可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將身體與心靈能量提升到相當的高度。但他也承認，這種嚴格的訓練方式在目前的社會條件下很難實現，因而有必要將形式轉化而仍能殊途同歸。對他來說，葛氏系統中最珍貴部分──像是求眞精神與嚴謹態度，仍持續影響他的創作觀。
陳惠文：客觀冷靜的批判思考
曾經參與解嚴初期的台灣小劇場運動，爾後負笈英國的陳惠文，在離開葛氏訓練之後，先升起的竟是一種罪惡感。「如果不堅持葛氏體系，我這樣是不是太偷懶？」後來她又想通自己要走的另一條路可能也不容易，也許走葛氏那條路才是偷懶。等到有一天她發現好老師似乎已被找得差不多了，陳惠文便知道自己該長大獨立了。
留英期間，陳惠文接觸到葛氏訓練的不同操作版本，因而刺激她更多的思考。她指出，本地在看待任何大師或體系時，保持客觀與批判的態度是相當重要的，去神秘化（demystify）才能揭露眞正的價値。所謂的工作方法不是操作一個既定的程式那麼簡單，而是在與不同人工作的過程中隨時建立；因此談到葛氏訓練，不能只就形式而迴避工作過程中所要求品質良好而細緻的師徒關係，這個部分也是過去台灣落實葛氏訓練的盲點。此外她認爲，葛氏訓練體系與任何其他體系一樣，都強調技術（craft）是最基本的，但是本地卻似乎有過分強調精神靈性的傾向，反而有架空的危險。
符宏征：猶如一場内在的革命
相較之下，曾長期與陳偉誠工作的符宏征，看待葛氏系統的態度似乎輕鬆許多。他在人子劇團接受陳氏Grotowski訓練時的要求之一，就是學習信任以及讓身心越來越放鬆，葛氏訓練進行的「關於人本身內在的革命」，連帶也使他涉獵了有關於宗教與心靈學的知識。這一切直到他上研究所遇到表演工作坊編導賴聲川之後，便得到更進一步的印證與深化。
符宏征認爲，葛氏體系的學習有助於往後他導演工作的思考如場面調度、能量、結構、線條、韻律與節奏等。談到未來的演員訓練，他表示不會套用葛氏的系統，但會將之分解轉化，加入設計的遊戲與放鬆，唯獨對於技術的要求會堅持。他直言在他身上葛氏訓練的影響仍在，「儘管有時不免有種虛幻之感……」符宏征坦承：「這種時候我會寧可希望自己只是一個藝匠、一個媒介、是一些愛與關懷的力量，讓我可以實實在在的去做些什麼。」
嚴格來說葛氏體系在台灣的訓練只有頭五年，但卻是一次具有長遠意義的播種，埋下今日小劇場工作者深耕的根基，不但提供了演員訓練方法的重要參考，更啓發劇場創作者對劇場本質的思考；葛氏系統高度的反省性格，以及面對錯誤、不斷修正的務實態度尤其珍貴。葛氏訓練對本地小劇場的影響仍在發酵，這樣一個外來的表演訓練系統，如何在位居世界文化邊陲的台灣被植入與轉化？又反映了怎樣的文化現象？以及未來如何滲透到劇場創作中？都値得持績地觀察與思考。
特約撰述｜楊婉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