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生長的年代正處在西洋思想史上的啓蒙時代，所以他的音樂散發了與現實、命運抗爭的味道，而他的音樂更啓發後世追求自由與人道精神的理想，像是歌劇《費黛里奧》中的法國大革命。他也是日爾曼民族的榮耀，就如德國音樂家舒曼所說：「歌劇是屬於義大利、革命是法國、軍隊是英國，德國則是貝多芬」。
貝多芬，一個永不爲精神和肉體的痛楚所征服的堅強靈魂，將無以倫比的巨大意志力傾注於音樂之中。就像當時所處的世紀精神──西洋思想史上的啓蒙時代，和追求民主共和的政治潮流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貝多芬的音樂也啓發著後世，揭橥人類嚮往自由和人道精神的理想，其中所涉及的美學討論和爲社會大衆接受（Reception）的層面，不斷成爲學者專家探討的題材。身爲德意志的榮耀，貝多芬的音樂更在二十世紀劇烈變化的德國政治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許多重要的政治場合（甚至是性質完全迴異的政體），他的音樂必定伴隨出現，甚至是唯一的選擇。
從不特別強調自己的政治傾向，但貝多芬卻造就這個特殊的「貝多芬現象」，看似矛盾，但卻非常引人深思：爲何他的音樂在德國政治上具有如此的「普遍性」和「適用性」？是何種特殊的人格特質才能創作出這種音樂？逝去的偉大作曲家能不能決定自己的音樂是否被政治化呢？這一連串的問題都是我們在聽貝多芬的音樂時，並不常思考的問題。所以，若從這些方向去了解貝多芬、去分析他的音樂，則提供了另一個意義深遠的思考觀點。
充滿魅力（Charisma）的人格
看過J. Stieler在一八一九到一八二〇年間所繪的貝多芬肖像，大都會因他敏銳、嚴厲如火焰般的雙眼，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外加那頭濃密的亂髮和緊閉雙唇所勾勒出的堅毅線條，簡直就是羅曼．羅蘭所形容的「獅子的相貌」（註1）。配合著獅子般的冷毅外貌是他英雄的個性，一位人類史上英雄中的英雄。因著約從一七九六年起即纏繞一生的耳疾病痛，使得貝多芬給世人的印象越來越與他「具有豐富情感和活潑的資質，也喜歡社交娛樂」（註2）的天性相違背。他離群獨居，深爲自己的缺陷感到恐懼、痛苦，甚至想以自殺來結束這個莫大的悲劇；對朋友而言，顯然晚年的貝多芬已被視爲與社會禮俗脫節，是個舉止粗魯、脾氣暴躁易怒、難以溝通的作曲家。然而，這些狂亂的現象只是他勇敢向命運抗爭的外形，貝多芬說「我會捏住命運的咽喉：它絕不會使我屈服」（註3）。就是以這般剛強的毅力，抵抗不斷侵蝕他藝術生命的耳聾，雖然氣餒、自卑隨時會再襲來，但一首又一首的傑出創作成爲貝多芬戰勝命運的最佳證明。
這個「只是靠心靈而偉大的人」（註4），其外顯的英雄特質，是成熟人格所散發出來的魅力。這比起其他德奧的音樂前輩們多了一種吸引大衆的元素──戰鬥意志。這種力量（註5）在音樂中的體現，首推衆人最熟知的作品第三號《英雄》交響曲Eroica（1803/04）。一個美好的共和理想，一個可以扭轉歐洲歷史的時刻，抵不過現實的誘惑，強調高尙道德的靈魂，只能將獻給革命之子的音樂題爲「紀念一個偉人的遺跡」。而第二樂章的送葬進行曲也爲拿破崙十七年後的結局作了最佳的預言。貝多芬也將他心中高尙女性的化身置放在唯一的歌劇《費黛里奧》Fidelio（初稿1805）中。深具挑戰性的音樂，其完美性亦如女英雄的形象：堅貞、勇敢，甚至意志力超過男性，爲正義眞理深入險境，禁錮人心的監獄枷鎖，最終爲「自由」的氣息所突破，贏得勝利。而結合器樂與人聲的劃時代作品第九號《合唱》交響曲（1823）是總結貝多芬的音樂靈魂：席勒充滿正義和自由意念的詩作〈歡樂頌〉，更是所處時代的精髓與衆人的盼望，四海一家的兄弟情誼和爲人人生而平等謳歌的人道精神，是人類社會不斷蛻變中永遠不變的理想。近兩百年前的音樂，至今仍是民主社會努力的目標。
貝多芬的天縱神才，充滿著吸引力。他是「力」的化身，卻被狂妄之輩所竊取，急於表現在政治上，以贏得政權。天才的自信與政治強人的高傲在歷史上竟被混爲一談！
音樂無法避免的命運──政治化
貝多芬的音樂雖然在他在世時，已搏得無數的讚美，但是他死後，更是貝多芬時代的來臨：舉凡十九世紀西洋音樂史上的每一位大師，不僅對他推崇備至，更受到其音樂的啓迪。就在這股狂潮興盛之際，貝多芬所代表的德意志形象，和音樂中所傳達「進步的」社會精神──自由、平等和博愛，亦伴隨著逐漸發展的國家──德國，漸漸深値於德國人的心中。一八七〇年，是歷史上的巧合，或是時勢所致，貝多芬百年誕辰之時正是普魯士面臨危急存亡之役──普法戰爭。在德勒斯登舉行名爲「藝術的覺醒」（Das Erwachen der Kunste）的慶典，貝多芬音樂的出現，被視爲能鼓舞德國人打贏這場不可能的戰爭；另一個城市卡塞爾（Kassel）的慶祝活動更將貝多芬詮釋爲愛國的象徵：愛格蒙序曲和第九號交響曲的演出，如同祈求勝利的最佳獻禮。一八七一年，「第二帝國」誕生。人稱鐵血宰相的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對貝多芬的音樂喜愛有加。在他強人當政的十九年間，所需的精力與面對戰事的勇氣，就常讓人聯想到，他曾表示，假如常常聆聽貝多芬的音樂，特別是熱情奏鳴曲的第一樂章，勇氣將永不衰竭（註6）。
時序進入二十世紀，貝多芬更因德國內政上的動盪不安和歐洲各國間互相較勁的政治情勢，被塑造成激發民族團結的英雄。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據統計，在柏林交響樂團五百二十六種不同的演出曲目中，貝多芬的音樂出現多達二百零一個場次（註7）。雖引起藝術界「太多貝多芬」的辯論，但是毫無疑問，其音樂激發人類挑戰苦難的鬥志，已被誤導，成爲具有軍事價値和達成政客野心的工具了。大戰結束，威瑪共和（1919 - 1933）開始。成年男子有了投票權，稍後，婦女也擁有選舉的權利。但在這進步的措施中，國內卻要面臨高呼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共產黨人不斷挑釁，和強調民族主義的極右派之顚覆活動。貝多芬在這複雜的局勢中，也難逃被政治化地評論一番。左翼人士一般肯定貝多芬音樂中資產階級的民主性和革命性，特別是艾斯勒（Hans Eisler，1898—1962）將宏揚人類博愛精神的〈歡樂頌〉，解釋爲能提供工人階級對統治階級戰鬥的勇氣（註8），其目的無疑是想將他們所主張的階級意識形態，合理地納入德國文化傳統，而貝多芬只是其中一座可利用的虛懸橋樑。蠶食這個可貴的音樂遺產，也是極右派的高明伎倆。一九二七年，貝多芬百年忌日，他們公開支持所有政治團體和國外紀念貝多芬的音樂活動，以印證其信念：他的音樂可以將德國人，甚至荷蘭人（註9），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歡樂」柏林圍牆倒塌，東德重獲「自由」
一九二〇年，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將「德意志工人黨」更名爲「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簡稱Nazi，納粹）。強調日耳曼爲最優秀人種的納粹黨人，提倡偏激的種族音樂政策，駭人聽聞（註10）。他們對貝多芬的血統雖極有意見，但礙於其在德國人心目中已建立的偉大地位，所以將貝多芬徹底地曲解成──他憎恨法國人、支持權威式的統治，來爲希特勒所提的黨綱中，反對凡爾賽和約的合法性背書：而貝多芬交響曲中所流露出的活力與力量，更是提供納粹宣傳活動所需的動力。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取得政權後，貝多芬簡直就是納粹德國人的財產──所有不是德國的人、或國內左翼人士、進步人士（註11）都不能使用貝多芬的音樂：在重要的政治性場合，貝多芬音樂的出現相當普遍，例如一九三六年，在柏林舉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幕式，Volksgemeinschaft，註12）。而一九三八年希特勒生日，年輕的卡拉揚更率領亞恆（Aachcn）交響樂團演出《費黛里奧》來祝賀。就連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廣播中傳出希特勒死亡的消息，伴隨的音樂不是他崇拜的華歌納爲Siegfried所寫的送葬進行曲（註13），而是把貝多芬《英雄交響曲》中的送葬進行曲當成他的安魂曲！
德國「第三帝國」結束在一片混亂之中，柏林圍牆又開啓另一段人間悲劇。實行共產主義的東德，對貝多芬也是多在他的戰鬥性上鼓吹宣傳，甚至認爲貝多芬的藝術和進步的思想，早就預示了馬克思的學說。對西德的人民而言，背負發動世界大戰的歷史罪行，似乎還必須藉由貝多芬的音樂來向世人表明，對和平和人道主義的追求是德國人文化傳統上──特別是透過貝多芬的啓發與感召──一以貫之的理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九日，在一個冷冽的冬日，柏林圍牆倒塌，象徵東西德之間的藩籬已不存在。全德國都沉浸在這夢幻般的和平革命中。貝多芬的音樂更是許多音樂慶祝活動的主要曲目。十二月二十三日（柏林布蘭登堡大門開啓後的第一天），伯恩斯坦指揮柏林愛樂，更將〈歡樂頌〉改爲〈自由頌〉（註14）──貝多芬的音樂仍是伴隨在德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刻。
德國和平統一已逾十年，貝多芬的音樂也從數次被誤用的命運中走來。但漢堡歌劇院每年的除夕夜仍是演出貝多芬的第九號《合唱》交響曲，成爲每一個新的一年來臨前的祈禱。「歡樂，神般的火光……」，貝多芬音樂中所宣揚的理念，是人類社會永遠的指標。不論未來歷史是否會再次重演，但強調以「愛」來實現世界一家的願望只有一個，承載這偉大使命的音樂，也應該只有貝多芬的音樂能夠達成。
註：
1.羅曼．羅蘭，《貝多芬傳》，頁17。
2.貝多芬一八〇二年十月所寫的Heiligenstadter Testament遺囑中曾如此表示。
3. Ates Orga原著，蕭美惠／林麗冠翻譯，《貝多芬》，1995年，頁150。
4. 羅曼．羅藺一九〇三年寫於《貝多芬傳》初版的序言。
5.請參閱傅雷在翻譯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附錄中有一篇精闢的短文〈貝多芬與力〉。
6. 這是記載於Robert von Keudell所著的俾斯麥傳記中。見David B. Dennis (1996). Beethoven in German Politics, 1870-198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37。
7. 相較於華格納的八十場和莫札特的六十場，貝多芬的音樂顯然是最常出現的。引述資料見同上，p.67。
8. Hans Eisler為東德國歌的作曲者，早年拜Arnold Schoenberg為師。引述資料見同上，p.97。
9. 從貝多芬的姓氏Ludwig van Beethoven中「van」逼個字可知，其祖先為法蘭德斯地區（Flemish）的平民（今大部分屬於荷蘭），曾祖父破產後才逃到波昂，因此，貝多芬並不是土生土長的純種德國人。
10.特別是猶太裔的作曲家在希特勒統治期間，如荀白克（Amold Schoenberg）和亨德密特（Paul Hindemith）等，必須離開德國，甚至歐洲，才免於性命的危險。但卻有更多的作曲家和音樂人士，難逃他瘋狂的追捕，被折磨死於集中營。這段慘痛的音樂歷史，德國的音樂學者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才有勇氣去面對。許多研究的著作都在九十年代出版。
11.進步人士指認同日耳曼民族主義，但尚末成為納粹黨人。
12. David B. Dennis (1996). Beethoven in German Politics, 1870-1989.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p.162。
13.華格納歌劇《尼貝龍的指環》中第四齣〈諸神的黃昏〉“Gotterdammerung”，其第三幕裡齊格菲（Siegfried）死去時著名的送奏進行曲。
14.照伯恩斯坦的意思，席勒詩中出現「歡樂」之處，皆改為「自由」，因為這個從天而降的美好時刻，「自由」是最値得謳歌的！（當然不考慮改字時，在學術上的討論）。見Fred K. Prieberg (1991). Musik und Macht.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p.231。
文字｜徐玫玲 德國漢堡大學音樂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