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觀眾的我們,在旁觀《烏布王》他人的痛苦究竟看到什麼?(張震洲 攝)
身為觀眾的我們,在旁觀《烏布王》他人的痛苦究竟看到什麼?(張震洲 攝)(張震洲 攝)
戲劇

旁觀他人的痛苦

《烏布王》導演與編劇都選擇採取距離的「疏離」,去看待過去的歷史。但這一段南非於一九七六年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所引發的動亂,而遭致軍警、特務血腥鎮壓的暴行,卻因為時空的距離,和表現手法的陌生化,讓觀眾離得更遠。而這樣的做法,是否同樣讓觀眾置身於旁觀他人無關自身痛癢的痛苦,也如加害者一樣無感?

文字|葉根泉、張震洲
第261期 / 2014年09月號

《烏布王》導演與編劇都選擇採取距離的「疏離」,去看待過去的歷史。但這一段南非於一九七六年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所引發的動亂,而遭致軍警、特務血腥鎮壓的暴行,卻因為時空的距離,和表現手法的陌生化,讓觀眾離得更遠。而這樣的做法,是否同樣讓觀眾置身於旁觀他人無關自身痛癢的痛苦,也如加害者一樣無感?

南非翻筋斗偶劇團《烏布王》

8/15~17  臺北市中山堂中正廳

鳥山明創作著名漫畫《七龍珠》,最後最強的魔人布歐(Buu),無論其胖胖身軀、頭長尖角的外形和名字,都像極了《烏布王》Ubu Roi插畫裡尖頭渾圓、身上畫著螺旋圈圈的形象。魔人布歐擁有無限的再生能力,只要尚有一個細胞沒被消滅,都可以再生;同時亦可以將別人吸收,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胖胖的布歐腦袋沒有什麼思維,一直是個貪吃的傢伙,行為表現像個小孩,被吸收的人物會立即起作用,令布歐的身心都產生改變;但被吸收的人物會以肉囊的形式存放在布歐體內,不會立即死去,直到完全被消化,並融為布歐的一部分。正負兩面的因素都會被吸收,既會因為吸收強大的人物而戰鬥力的攀升,也可能因為吸收沒有再生能力的人物,而導致體力回復速度下降、自癒能力減弱,性格神智與認知能力亦會受到影響。

暴行呈現無味無形  難以激發觀眾情緒

鳥山明創造了一個惡人的形象,卻是如此複雜。他讓讀者了解世上沒有所謂的「絕對的惡」,總會有正負兩極在內心裡拉扯衝突,就像法國劇作家賈里(Alfred Jarry)所創作的「烏布王」集粗鄙戲鬧、幼稚童趣於一身,觀眾很難不會被這樣人物直白坦率個性所吸引。而這樣的人卻會做出殺人不眨眼、視天下萬物為己有的獨裁者。我們都明白「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是否倒過來「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如同劇中烏布王面對事蹟敗露,以前的罪行要被拿出來公審,他找到的解決之道,是在「真相暨和解委員會」面前坦誠不諱,並將一切原因歸咎於出自政治原因,因為「正義之士喜歡罪人」,他反而因此可以網開一面,逃脫定罪的命運。這正是導演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試圖在劇場中,所提出的「政治藝術」,即「一種充滿曖昧、矛盾、未完成、沒有明確結局的藝術。」(註1)

但是我們從未在舞台上直接目睹烏布王所行暴虐之事,(也無法預期可以在舞台上表現暴戾到什麼樣程度,觀眾都還是在安全範圍內觀看,不斷提醒自己在舞台上那都是假的!)因此,很難對這樣的角色產生恨意,既無恨意相對地也不會特別喜歡,因為烏布王被處理得扁平、卡通、小丑,他淋浴時會從身上掉落斷肢、骨骸、血腥、火藥味,卻無味無形,只有透過炭筆素描動畫象徵性的呈現,如此動畫形式要揭露此一暴君多面的複雜性,稍嫌不足!

旁觀他人痛苦  如加害者一樣無感?

同樣地,歷史的事實亦沒有二分法黑白兩面絕對的對與錯。當南非「真相暨和解委員會」舉辦的聽證會中,受害者一遍又一遍述說他們自己的故事,加害者彷彿從來就不知道(或是不在意)他們的行為對他人生命造成了傷害。當他們直接與受害者家屬面對面,是否能以一種旁觀者的角度去觀看著他們過去的所作所為?如此「旁觀他人的痛苦」是否跳脫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質疑:「旁觀他人之痛苦究竟是為了謹記教訓,還是為了滿足邪淫趣味?究竟是要我們對生命中不能挽回的傷痛感同身受,還是讓我們變得麻木不仁?」這些政治戰爭中「知情參與者」(knowing participants)如何面對暴行竟然可以無動於衷?所缺乏的「同理心」究竟是什麼?是在自我意識裡面,自動將這些受害者自動歸類於非我族群的「他者」(the other),因此,他們的「思考無能或無用」(thoughtless)即被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定義成「邪惡的平庸」。鄂蘭相信,思想能力亦即判斷是非與善惡的能力,可以醞釀出良知,確保人類道德的完整性。因此,「這種脫離現實與缺乏思想能力,遠比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加總起來更可怕。」

身為觀眾的我們,在旁觀《烏布王》他人的痛苦究竟看到什麼?理解到什麼?這即是《烏布王》最單薄的部分:觀眾既看不到真正罪行的發生,導演想藉由動畫、新聞影片、戲偶來代替受害者發聲,以報告劇的方式陳述過去充滿傷痛、血腥、死亡的回憶,真能如亞里士多德對於悲劇的定義:「時而引發起哀憐與恐懼之情緒,從而使這種情緒得到發散。」(註2)讓觀眾產生哀憐悲憫的心緒嗎?《烏布王》導演與編劇都選擇採取距離的「疏離」,去看待過去的歷史。但這一段南非於一九七六年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所引發的動亂,而遭致軍警、特務血腥鎮壓的暴行,卻因為時空的距離,和表現手法的陌生化,讓觀眾離得更遠。而這樣的做法,是否同樣讓觀眾置身於旁觀他人無關自身痛癢的痛苦,也如加害者一樣無感?

如何再現創傷而不煽情  是創作的兩難

《烏布王》戲偶的設計與操作,是讓操偶師未隱身於幕後,直接讓觀眾看到他操偶的過程與臉部的表情。因此,操偶師是真正的演員而非僅是技術人員。既然是演員就需融合在劇情裡面,真正讓觀眾感受到真實情緒的再現,這和真相暨和解委員會曾面臨從證人口中說出的故事,和口譯員轉述的版本之間有道鴻溝。委員會曾一度想要鼓勵口譯員在重述故事時,也能模仿把當事人所表達出來的強烈情緒演出來。可惜的是《烏布王》操偶師無法真如演員般的表現,有一原因也在於整個戲劇的風格基調一直在戲耍與悲傷、真實與再現、疏離與入戲之間彼此拉扯,讓整齣戲滯留於不知要帶領觀眾到哪個方向去的迷霧中,卻未能真正深入這段慘痛歷史的肌理。

這裡即顯示了一個創作的兩難:我們到底要如何再現這樣的創傷,而不至於顯得廉價煽情?如同導演所提到藝術倫理的問題,來解釋說明為何用戲偶來取代證人的原因在於:「觀眾在相信演員所說的故事同時,又沒有辦法全然相信演員,因為他們知道故事真正的當事人正存在於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而台上這一位並不是當事人。」(註3)這樣的假說其實並不成立,如照此認定來看,許多演員都無法去扮演真實人物,無論他是否還存活著,且舞台的扮演本就是真實的再現,觀眾自有一套轉化的機制去分辨舞台的真實與虛構。如此創作的選擇問題毋庸上綱到藝術倫理問題,反而是《烏布王》所呈現道德倫理的矛盾、折衷、論證未能被充滿表達,編導、演員想要透過《烏布王》的表演直指核心,讓觀眾去體悟這樣的故事,不只發生在劇場或過去的歷史中,而是我們生活周遭所被忽略、須真正面對的問題,才能讓觀眾旁觀他人的痛苦之後,落實於自身,讓同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這才是《烏布王》所想要帶來的真義與體認!而這些就不能單單適用於「疏離」效果,來讓觀眾省思。究竟《烏布王》所採用「疏離」形式是激起觀眾對於暴力的深惡痛絕?抑是磨平我們出自良心的正義感?這樣的創作難題有待找到更適切的形式,來承載其內容之重。

註:

  1. 白斐嵐,〈從炭筆畫出走的戲劇場景——關於《烏布王》導演威廉.肯特里奇》,《PAR表演藝術》雜誌第261期,2014年8月號,頁92。
  2. 亞里士多德著,姚一葦譯註(1993) 《詩學箋註》,台北:台灣中華書局,頁67。

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著,白斐嵐譯(2014) 〈《烏布王》創作起源(上)──真相暨和解委員會〉,參考2014臺北藝術節官網 www.taipeifestival.org.tw/blogContent.aspx?ID=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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