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20年起，劇場演出取消的原因近乎都與COVID-19疫情有關，舉凡因應不同階段的防疫策略，而被迫調整的各種演出規範，包含演出團隊人員確診、染疫者足跡而有清消需求、國外創作團隊的隔離天數等。
但在2021年7月後，隨著三級警戒的管制逐漸鬆綁，時而升溫、時而穩定的疫情也因確診數、疫苗覆蓋率、防疫疲勞等指標，讓防疫慢慢回到日常，而劇場再次開放，甚至因疫情間相繼取消的演出陸續重返，導致場館、演藝團隊、觀眾等都開始難以消化整體量能。2022上半年，瘋戲樂工作室在臺中國家歌劇院巡演的《當金蓮成熟時》宣告：「離《當金蓮成熟時》台中首演剩下10天不到，我們的票房只有一成，加上疫情持續擴散風險益增，在這劇團從未面臨過的壓力與困境下，為了及時停損與止血，我們必須取消在臺中歌劇院3場的演出。」除疫情之外，「票房」成為壓垮這場演出的最後一根稻草，似乎也撕開了探討台灣劇場票房結構的一條縫隙。
直至2024年，「演出爆量與票房慘淡」始終是近幾年台灣劇場的年度現象，特別是《PAR表演藝術》在2022年雖歸結出兩則年度現象〈全球通膨危機，觀眾荷包空票房也空〉、〈難敵本土疫情驟升，表演藝術票房一片慘澹〉，但其實是從不同因素來探究台灣的劇場票房。而近期則是在資深媒體人江昭倫寫下〈台灣劇場出大事了！〉（註）一文後，聳動標題助燃了業界對此現象的焦慮與恐慌，甚至是無助與無奈。
整體來說，近兩年（2023-2024）因票房慘淡而取消演出場次的比例其實並不高，卻顯而易見地呈現於售票系統、劇團公告裡，是有別於過往的。同時，也愈來愈難以完全歸咎於疫情，探究背後成因的必要性與日俱增，進而成為現今觀察劇場的重要指標。
目前可見的幾個案例有故事工廠《暫時停止青春》台中場（2023）、台南人劇團《Reality No-Show》台中場（2023）、刺點創作工坊《跑跑殭丙仁》高雄場（2024）、春河劇團《把我娶回家》台中場（2024）與《第三者》台北場（2024）取消部分場次等，比較相似的條件是「中南部場次」、「非單週演出」，演出類型也多半集中於「音樂劇」、或是大眾認知的「商業劇場」。
這也構成一種弔詭現象：揣想某種劇場形式具備商業性時，台灣的觀眾總量似乎還不足以撐起更大規模出現的商業劇場╱音樂劇；抑或是，我們所想像的商業劇場，是否真實存在？但從正向發展來看，或許正是台灣劇場有往產業方向邁進，才有相對充足的成本考量與思維，能夠在票房壓力下仍舊緊抓停損點，而不完全在補助資源的挹注下，硬著頭皮於稀疏的觀眾目光中完成演出。
另一方面，2024年除票房作為影響演出的要件外，數年未侵台的颱風再次成為干擾演出的因素，特別是2024年侵台的颱風多帶來長達3天的颱風假，直接影響到劇場演出的進館時程。如朱宗慶打擊樂團《六部曲》取消台北首演場、O劇團《短耳兔與小象莎莎》取消全部演出等，再次加劇了演出團隊的製作壓力，以及拾回遺落許久的天災應變能力。
演出取消，大概是所有演藝團隊不樂見的下下策，但當其成為票房慘淡最後可以止血的方式時，除該思考如何在疫情後的這個年代，應對早已大幅度改變的購票習慣，開發更周全的行銷與製作規劃，進而拉高票房與控制成本；更重要的是，從補助端、創作端、製作端等面向重新思考更完善的策略、機制，或許才是調理台灣劇場體質的關鍵。
註：江昭倫：〈台灣劇場出大事了！（上）／票房崩跌？ 觀眾跑哪裡去？〉、〈台灣劇場出大事了！（下）／票房警訊未必是壞事 多年沈痾得正視〉，中央廣播電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