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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斐嵐
劇評人、翻譯
發表文章 15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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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法魯克．喬迪里：創作會潛意識傳遞關於時代之訊息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無論國際或在地，正面或負面。 A：過去我們談的多半是國際關係，但疫情讓我們把視線轉向「全球」與「在地」之間關係。當邊境封鎖，我們不再能帶著自己的藝術家出國、或是邀請海外藝術家過來，也就只能關上門看看這裡還有誰。會不會有什麼優秀的創作者，就在100公尺外的地方？這對我們雙方，都可以是很好的機會。此外，這其實是全球現象，不管是沙烏地阿拉伯、美國、法國或是台灣，「在地」都愈來愈受重視。這是疫情帶來的正面影響之一。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在地社群不再覺得自外於國際。 至於負面影響，就我感受到的而言，是疫情期間造成的經濟衝擊，讓不少創作者開始陷入生存焦慮，較以往更不願意冒險。我想這應該也是另一種全球現象。此外，疫情期間全世界都陷入了某種道德危機，伴隨而來的是被搬上檯面的種族、性別與貧窮議題。我認為這也是件好事，讓我們能停下腳步，重新省思這一切，思考身而為人的意義。 但我真正擔憂的是，現在似乎有種傾向，讓藝術所傳遞的訊息，大過了「藝術」本身。我相信真正偉大的藝術家，他們的創作也會潛意識傳遞著關於其時代之訊息，談論關於邊緣、不公或忽視等議題。但他們並不是直接了當說出口。比如阿喀郎．汗的《異鄉人》（Xenos），用戰爭述說士兵在哪裡都沒有歸屬感的故事；又或如碧娜．鮑許（Pina Bausch）總是關注人與人關係的暴力與張力，但同樣是透過另一個敘事主題來表現。我想說的是，現在我們似乎被「想要讓社會變好」的需求與企圖帶著走，藝術創作則成了社會議題的傳聲筒，而不再如過往能以其曖昧不明的表現，帶出種種微妙的衝突與反思、挑釁與質疑。藝術，難道不該是要賦予我們不一樣的眼光嗎？現在卻只是重述你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很危險的。 Q：就你看來，表演藝術今日面臨的最大挑戰為何？ A：現在這個時代充滿太多令人分心的事物了，我們在劇場必須重新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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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鍾適芳：「現場」是不能被取代的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 A：疫情一開始的衝擊，當然是實體展演變得不可行，但後來隨著線上會議等技術快速發展，我們也就這樣適應了。以我自己經驗來看，那幾年其實也完成蠻多計畫。我參與的計畫大都是獨立進行，不屬於任何機構，所能支配的資源也較少；但在疫情之下，所有人面臨的狀況都是一樣的，大家都必須接受展演空間從實體到線上的轉變。眾人有了這樣的需求，技術也因此迅速到位，反而讓我們得以用較少資源，節省旅費、場租與人事費，依然能實踐同樣的美學與創作理念。 國際連結也藉由虛擬空間消除距離，反而能夠更頻繁見面。比如去年我參與MoCA TAIPEI（台北當代藝術館）展覽《非遊記》，在兩年前剛開始進行時，原設定讓台灣藝術家去泰國、泰國藝術家來台灣做田野，因為疫情而無法成行，所有討論與研究必須轉戰網路進行，包括資料存取與交換，也都要匯集在線上共同空間，所有東西也得轉換為數位檔案。這兩年間，台灣團隊和泰國策展人固定每兩週進行一次工作坊討論；相較過去為了配合大家行程，往往都是一週之內密集完成工作，長期而規律的見面似乎產生另一種更徹底的成效。此外，我們也更能關注當下發生的即時事件。比如那兩年剛好是泰國學運最蓬勃發展時，很多當下事件都能透過線上會議傳遞交流。我覺得這樣的遠距工作，的確是可以好好發展的。 Q：疫情期間出現的這些契機，有什麼是在疫後時代還延續的嗎？ A：現在似乎更常把這兩種方式結合，這次兩廳院的ACPC製作人工作坊也是如此，前期先和製作人、其他導師們開會討論，等到見面時已有一定溝通與共識。我們已經非常擅長運用網路溝通的工具，很多時候可以不用等到現場見面才從零開始；但當然實體見面也有自己的優勢，「現場」是不能被取代的。 疫情期間我們也做過跨兩地的音樂節現場演出，和泰國東北部的某間大學合作，在當地現場演出（無觀眾），跨國直播，除了台灣、泰國的觀眾，還吸引了柏林、加拿大的觀眾跨時區線上觀看。很有趣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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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莎莎賓．希芮旺吉：尋求對話的劇場狀態
Q：從你的個人經驗來看，疫情為表演藝術帶來何種徹底且長遠的影響？ A：我在泰國看到的，是疫情突顯社會的「不公平」。這些問題始終存在，但是疫情讓問題被看見，人們也開始對此有感。人們對於「對話」產生迫切渴望，後續引發2020年底、甚至一路至2021年的街頭運動。現在街頭運動比較少了，但諸如此類關於對話與爭論、挑戰與挑釁的精神，已經影響了整個泰國社會。劇場自然也未自外於這股社會氛圍，不少劇場創作者甚至站到最前線來回應社會議題。 疫情之前沒人想要談論政治，沒人想被稱為「關注政治的劇場團體」，大家都想要避開「政治」的標籤，但現在每個人都在談政治。你不談政治，別人還會覺得你很奇怪，為什麼毫不關心這麼切身的議題。這是很明顯的改變。我想大家可能終於意識到，政治可以影響個人生活非常細微的層面，政府每個決定都和我們息息相關。 另一個我所觀察到的轉變（應該算是正向轉變），是人們來到劇場不再因為喜愛劇場，而是為了尋求對話。正如我先前所說，泰國社會出現某種對於「對話」的強烈渴望，於是人們來看戲不只是為了看戲，還為了要參與對話（可以是性別、後人類或是障礙藝術等主題）即便是在心裡與自己對話。我很喜歡這種轉變，意味著觀眾組成更多元。大概也有一些從前的劇場觀眾，經過疫情之後，就再也沒有回來了吧。不過我們現在也有了新的觀眾。 Q：有什麼持續至今的負面影響嗎？ A：我們的展演空間消失了。畢竟疫情對經濟打擊很大，過往提供給藝術家長期發展、創作展演的空間，很難繼續經營下去。這也影響了作品的質地，以及藝術社群彼此之間的連結。以前在幾個實體藝術空間，大家可能隨時會經過別人的工作室、排練場，自然而然詢問彼此最近在幹麼、進行什麼樣的創作。現在感覺社群連結變得薄弱，一切變得很分散。同樣的分散感也存在於世代之間，好像出現一個「失落的藝術家／學生世代」。前幾年疫情期間，藝術活動暫停，創作的積累與延續性也因而中斷，年輕一輩的創作者開始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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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年度現象03遲來的#MeToo時刻，改變表演藝術產製樣貌
搜尋《PAR表演藝術》雜誌資料庫，撇除劇情介紹、歷史事件或修辭隱喻不談，「性騷」關鍵字最早的紀錄，是1995年一篇關於民族音樂發展的文章（恰好也是年度回顧專題）。時值國立藝術學院（現為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成立傳統音樂學系之際，文中連帶提及他校民族音樂教授被指控性騷擾案件成立（註1）。再次出現，已是2017年城市藝波的紐約報導。這次它有了個響亮的名字「#MeToo」關鍵字標籤（Hashtag）代表的是社群媒體的推波助瀾，「MeToo」一詞則讓個人經驗不再只是個案，而匯聚為集體經驗並形成社會運動。 在「#MeToo」這場社會運動正式出現之前，權勢性騷、性侵並非不存在；然而，一直要等到美國女演員艾莉莎．米蘭諾（Alyssa Milano）在社群媒體公開指控好萊塢知名製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引發多名受害者跟進發聲，過往私下流傳、彼此叮嚀的「耳語網絡」（Whisper network）才真正被放到檯面上。隨後而來的取消文化、親密指導、性別友善勞動環境等討論，更徹底改變了表演藝術的創作與產業樣貌。 從旁觀者到局內人，揭開傷口後的難題 2017年底「#MeToo」運動全球爆發後，台灣有很長一段時間是以旁觀者的姿態參與其中。以表演藝術圈為例，媒體關注哪個國外大咖編舞家、導演、指揮涉入事件，創作者與團隊開始探討相關題材，機構與政府單位以國外經驗參考借鏡但對國內零星爆發的個案，多閉口不提。2018年韓國木花劇團《羅密歐與茱麗葉》原受邀來台演出，然導演吳泰錫在韓國的性侵案件，經台韓雙方劇場工作者的串聯，也在台灣社群引發軒然大波，成為台灣第一次因「#MeToo」取消演出的案例。 若說社會運動之意義，不僅只是揭露創傷與壓迫，而能帶著改變的動力；那麼「#MeToo」的積極意義，也不會只是「我也是」抑或「他也做過」，更要思考該如何前進。從這角度來看，台灣的「#MeToo」早在爆發之前，早已默默開始。韓國木花劇團事件之外，先是電影導演張作驥、鈕承澤相繼性侵判刑，後又有劇場導演Baboo性騷擾判刑、國家文藝獎得主撒古流被控性侵。一次又一次的案件，引發諸多關於「作品還能不能公開放映╱演出╱展覽」、「服刑後是否該被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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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全球南方溫蒂．馬丁：建立關係，無關南北與邊陲
回憶自己第一次聽到「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溫蒂．馬丁在伯斯藝術節（Perth Festival）擔任總監時，有人以此概念提案，然而當時指的純粹是赤道以南的地理位置分類。面對今日常見的社會、政治學定義，納入文化殖民、經濟發展等要素，反而讓溫蒂對此說深感不安即便她是如此貨真價值生長於「全球南方」的澳洲製作人。 對全球南方無感，並不意味著溫蒂就沒有自身關於核心與邊陲的體悟。在澳洲長大的她，後來去了英國工作。接到伯斯藝術節藝術總監職位邀約時，她看著地圖上位於西澳的伯斯，心想：「我究竟為何要去這個世界上最遠的地方辦藝術節？」為已有63年歷史的藝術節呈現更豐富的觀點，成了溫蒂的使命：「如果我們把地圖放大再放大，會發現伯斯其實是在環印度洋與澳洲大陸接壤的中心，連結到如日本、中國、印尼、台灣，甚至是非洲國家，因而改變我們觀看世界的角度。」於是，溫蒂也一改藝術節過往聚焦歐美的路線，開始關注其他地區。「大多數人認識的澳洲，是深受西方文化影響的前英國殖民地；但現今澳洲已是多移民、甚至承接大量難民的國家，由此延伸開展與各國關係。」溫蒂這樣說。 是的，建立關係。正如殖民經驗也將澳洲與種族組成、文化背景大不相同的國家連在一起。溫蒂回想2017年曾邀請印度導演Roysten Abel以音樂為主的劇場作品《曼加尼亞教室》（Manganiyar Classroom）至伯斯藝術節演出，並安排團隊20至30位印度少年與當地原民進行交流，想不到年紀相仿的兩方，卻因為來自殖民母國的「板球」，而快速拉近距離。曼加尼亞是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穆斯林族群，以代代相傳的音樂聞名，如今卻因現代社會教育體系而遭受危機。導演Roysten Abel則以創作回應此議題。 事實上，澳洲本土對這段經歷也不陌生。提到現代社會之族群議題，相較於台灣以南島血脈試圖向外（東南亞、大洋洲）建立文化與族群連結，澳洲則望向美洲尋找原民與殖民的共同經驗（可見連結可以是語言血緣，也可以是歷史經驗）。始自加拿大的「第一國族」（First Nation）一詞，因此取代了澳洲過往常用的「原住民」（the indigenous/aboriginal peoples）。提到原住民藝術，溫蒂顯得格外小心，除了簡短說明你我皆不陌生的弱勢處境，她倒是一再強調：「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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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表演法魯克．喬迪里：提防名為「亞洲」的標籤陷阱
亞洲是什麼？是地理位置？是種族？還是文化背景？對製作人法魯克．喬迪里而言，「亞洲」是危險的標籤陷阱，讓我們陷入東西方抑或歐亞文化的對立，忽略「亞洲」一詞涵蓋的廣大面向與細微個體差異，在亟欲與西方抗衡的焦慮中，作繭自縛。 身為成長於英國社會的巴基斯坦移民，法魯克對亞洲之稱，有更矛盾卻又真實的理解。他更想知道：「當我們談論亞洲時，我們在尋找什麼？背後的真正動機又是什麼？」我們是否被西方宰制太久，試圖要從亞洲尋求反制之道？抑或，亞洲是否代表了另一種之於西方眼光的認同？ 的確，我們不可否認亞洲各國文化也存在著某些共通處，如法魯克舉例說明的「身體智慧」（physical intelligence），深植於亞洲文化中的身體傳統，流動之中帶有種沉靜，自然而然也會表現在舞蹈語彙中。「但同時，我們也可以看見那些和傳統連結較為薄弱的當代創作。」法魯克提醒我們。「以古典芭蕾為例，美式芭蕾急促、英式莊重，法式世故、義式浪漫、俄式華麗，而日本、中國呈現的芭蕾身體，則是沉著而精準。」法魯克說：「或如我多年合作的舞蹈家阿喀郎．汗，你當然可以清楚看見他來自何方，他的身體又帶著什麼樣的文化影響。」這種對於傳統之延續與溯源，是強調大破大立的西方當代藝術如摩斯．康寧漢（Merce Cunningham）、極簡主義或傑德森教堂（Judson Church）徹底揚棄、拆解或破壞既有美學所未見的。 然而對藝術家來說，卻要格外小心自身背負的身體文化傳統變成標籤。有時，標籤意味著快速得到資源，是條通往成功的危險捷徑。「許多帶有政治、社會訴求的團體，可能會藉此將藝術創作視為提高族群能見度的途徑（特別是針對弱勢、少數族群），以文化代言（cultural representation）來理解創作，反而會對藝術家造成傷害，有意識或無意識地開始取悅更大的目的。」法魯克解釋。比如某次碧娜．鮑許邀請阿喀郎去某個「印度藝術節」演出，內心十分抗拒的阿喀郎，因此陷入「被看見」與「被貼標籤」的掙扎，也為此與碧娜．鮑許長談甚久。後來他們還是去了，而碧娜．鮑許再也沒有用過這個名稱。 在有形資源之外，「亞洲」當然也為創作者帶來更多樣的無形資源，創造更多元、混搭的身體語彙。但法魯克提醒我們「要避免落入東西方彼此對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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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亞洲X策展莎莎賓．希芮旺吉：太遠又太近的亞洲
泰國製作人莎莎賓．希芮旺吉回憶自己小時候接受的學校教育，充滿著對鄰近國家的敵意：「緬甸是我們最大敵國，寮國、柬埔寨落後又窮，馬來西亞我們不熟，新加坡太死板嚴肅。」即便在日常生活，她也常被長輩發表的族群偏見言論給嚇著。如何放下歧異，建立關係？於是，我們有了「亞洲」。 在被「亞洲」定義局限或混淆之前，「亞洲」可以意味著一種共同經驗的串聯方式。莎莎賓提到曼谷通羅藝術空間（Thonglor Art Space）舉辦的低脂藝術節（Low Fat Art Fes.），自首屆（2015年）便有意識地尋求東亞、南亞藝術創作團隊合作。至於莎莎賓自身擔任藝術總監的曼谷國際表演藝術會議（BIPAM），則自地緣政治角度，特別聚焦南亞作為策展框架，透過認識鄰國藝術家與其創作，以及他們在今日世界所欲述說的故事，來促進彼此理解。「我們明明和周遭文化有著共同的歷史與相似的故事，也有人與人交流的關係，然而我們卻對彼此感到如此陌生，只看到差異，看不見這些共通點。」莎莎賓這麼說。BIPAM以「下泰國」（Lower Thailand）和「上泰國」（Upper Thailand）為自身的國際串連分類。前者代表的是「海系東南亞」，包含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藝術生態較為健全，體制也有延續性。比如這次來台之前，莎莎賓才剛結束印尼訪問行程，對印尼創作生態有更深入的體驗，因而強烈羨慕起印尼。她說：「他們的創作支援體系是我們泰國期待好久的，像是表演藝術中心、獨立於政府機關的藝術基金會等，大概僅次於新加坡，只是因為印尼並非英語系國家，而被大家忽略。」至於後者則是包含寮國、緬甸、柬埔寨等國的「陸系東南亞」，隨著政治局勢動盪不安，也嚴重影響藝術創作的環境：「這幾個國家要生存都不容易，遑論要成為藝術家，因此BIPAM也花更多心力尋找途徑與他們建立關係。」 2020年疫情期間，BIPAM史無前例地在線上聚集來自東南亞全部共11個國家的創作者，各以3至4人為代表，以「Under the SEA」（註）為題分享進行中的計畫，隔年又把大家找回來更新近況，「但現在許多人已失聯。」莎莎賓表示：「不過，2021年緬甸發生政變，我們也剛好透過當地藝術家見證了歷史時刻。」面對漸趨保守的社會氛圍與政治審查，莎莎賓倒是認為「這始終是東南亞創作者的特色」，比如以非語言的身體語彙或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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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非關政治審查，而是勞動倫理
不確定「政治正確」是什麼時候變成「髒話」的。 過去理解的「政治正確」，是一種換位思考，不以偏見、嘲弄用語來指涉弱勢群體可以是性別也可以是族群。然而近年卻有另一種聲音出現，「反政治正確」站上弱勢位置反抗所謂的「政治正確」強權，甚至還有了「正義魔人」（SJW，social justice warriors）一詞出現，在歐美熱門影劇相關論戰中特別常見。 劇場創作需要政治正確嗎？這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或許是因為典範的擺盪與轉移。自古以來，藝術就在規範與挑釁之間不斷辯證，像是古希臘的太陽神與酒神之爭（無論我如何不情願陷入二分法）。縱慾、失序的後者，往往是藝術所讚揚，對於體制、威權的反抗，成為創作的最高宗旨。將愛欲化為作品的世紀之交，是心之嚮往的黃金年代（註1）；文以載道的宗教劇、道德劇、樣板戲，伊莉莎白時代的舞台禁令，以致台灣戒嚴時期的審查，則是避之唯恐不及。 隨著種族、性別議題進入主流視野，成為制度化的推進力量（包含國家補助機制與商業市場投資），矛盾也就因此產生了。政治正確，開始召喚出人們服膺於權力、或將失去言論自由的恐懼，「反政治正確」則如「反體制」般有理。有意識的挑釁如脫口秀、饒舌歌的地獄哏（最近的例子是綜藝節目《大嘻哈時代》有醫學院參賽者嘲諷原住民加分制度），從族群到性別無一倖免；無意識的踩雷則如陳玉勳2020年電影《消失的情人節》（註2），創作動機與觀眾解讀出現巨大落差究竟是正義魔人的群眾暴力？或是優勢者看不見自身的盲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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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嘿！你會說幾種語言？
2019年末，《PAR表演藝術》雜誌提出的當年度現象回顧，由黃馨儀撰文討論「台灣史」成為熱門創作題材的時代趨勢。她在文中分析背後因素：一方面是公部門與政策方向的補助推動，另一方面則反映了創作者本身回望歷史的企圖。（註1）從另一角度來看，這或許也意味著創作者與受眾雙方對於歷史遺忘的焦慮，以及試圖以故事建立歷史連結的渴望。 此現象延續至今，後歷經這幾年的疫情，國際交流幾乎停擺，創作資源與能量理所當然回歸在地，並以此拓展台灣之於世界的空間與時間座標。再加上前文化部長鄭麗君自2017年推動的重建藝術史計畫，「邀請當代社會以多元複數的觀點，來重新發現台灣的藝術歷程」（註2），創建、再發現的時代氛圍，勝過先前世代的叛逆與顛覆，更在各文化領域之間彼此影響，如北師美館推出《光臺灣文化的啟蒙與自覺》，策展論述涵蓋百年前日本時代的「現代劇場」，藉由異文化激盪而萌芽；抑或是近年學界投入各種台灣史研究，從政治、電影到文化，都間接轉化為如《明白歌》（2019）、《熱帶天使》（2022）、《台灣有個好萊塢》（2019）等舞台作品。然而，當劇場愈發想要扎深歷史根基（無論是創作題材、學術研究參與，或相關田野與史實考據），「語言」反倒成為最難解的問題。 在真正切入正題之前，我想先將本文提及的「台灣史」，分為日本世代以降的近代史，與帝國實質占領前多方勢力爭競時期。前者即黃馨儀撰文年度現象所探討的主軸，近年以台灣史為題材的作品，也的確大都落在這個範疇。後者或許受限語言因素（如後段詳述），主力多在文學、視覺藝術等領域，然其影響依然外溢影視與戲劇。最為人知的如電視劇《斯卡羅》，舞台演出也有《重返熱蘭遮》（2014）與《國姓爺之夢》（2021）。 從這兩條脈絡來看，創作者多聚焦於台灣面臨全球政治版圖變動、多民族角力的年代，並試圖補足過往所謂「中原史觀」的挾制與缺憾。在這樣的前提下，「語言」而且是紛雜多音的複數語言不只意味著忠於史實的寫實考量，還承載了創作意圖的期待。然而，本文非要剖析多重語言在劇場裡的政治意涵（這在個別評論中多已討論熱烈），而更想突顯現實之難。畢竟，台灣演員你到底要會說幾種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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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年度現象從觀演關係與產業生態，思考「階段性呈現」的下一階段
就像愛情總是曖昧時最美，我們也不只一次聽過哪場演出「未完成時最美」。不管是偶爾鬆散出錯、帶點即興的cabaret、樸素舞台激發華麗想像的讀劇演出、感官高度專注的排練場、或熱血敢衝的學校製作，「未完成」似乎暗示著無盡的可能，就算同個作品日後登上大舞台，依然流傳在觀眾心中。這或許也是一種留白的藝術。既然如此，「階段性呈現」又該如何定位自己的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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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場ㄟ冷知識表演藝術的翻譯鋩角
月前上映的電影《媽的多重宇宙》（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意外掀起關於「翻譯」的諸多討論，在表演藝術領域，翻譯同樣有許多鋩角（m-kak）得留心。接案劇場翻譯多年的白斐嵐指出，翻譯沒有通則，反倒像是作品的一部分，要花時間和作品與角色培養感情，每一句台詞與頓點，反覆琢磨從聽覺到視覺（文字排列）的轉化，都像是步步通往終點的破關遊戲。最成功的翻譯，往往是那些不用花上太多力氣解讀的低調翻譯。有時散場聽著觀眾不帶隔閡地討論劇情本身，她就會很欣慰地告訴自己：「還好沒有對不起這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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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音樂」與「戲劇」的對話
社會學有個說法，當事物加上了形容詞，代表著它就成為一種特例而非常態。現今我們說「音樂劇」，代表的是某種著重音樂的特定戲劇形式；然而很長一段時間，「話劇」一詞的存在，意味著「唱歌」的戲劇才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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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故事 Cover Story你的身體，不只是你的身體
許多從事跳舞或表演的人，都以其他（可能較不那麼容易被定義的）方式或策略為基礎，來打造他們和表演身體的關係而每一種身體都可以成就某種我們視為編舞的東西。 ──強納森．布羅斯《編舞筆記》（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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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2021 Par 年度最佳＿＿獎
您在2021年看過最棒的演出是哪一場呢？ 端著這個問題，我們邀請了各領域的10位評審，點選他們所喜愛的年度創作。 2021，是異常艱困，也是充滿各種新的可能性的一年。這年，台灣迎來疫情第二波高峰，我們所喜愛的表演藝術因現實挑戰而出現危機，但表演藝術工作者們仍積極地以實際創作行動，改變回應世界的方式，彰顯其所信仰的創作價值。 我們觀察，當年度的亮眼作品皆包含（但不限於）以下特點：它們積極打破舞台的第四面牆，創造嶄新的連結，打開藝術與觀者對話、互動的新場域；它們在非常規演出空間，充分因應該空間特質發揮表演性；它們有效使用數位工具，創造虛實整合的嶄新劇場體驗；或在數位加速度的兩年間，它們不炫技，依然在劇院空間中專注於表演、舞台本質。 這年的演出依然有著不遜色於往年的創作能量，首屆「Par年度最佳＿＿獎」嘗試用10件強勁的作品，勾勒動盪時代的輪廓，也希望邀請您回顧您的2021年，並提出屬於您的年度最佳＿＿之作。 編按：10件年度最佳＿＿獎依演出時間╱推薦人觀賞場次之順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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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我們沒有什麼選擇」記2021疫情之年的女子獨角戲
「早期的爵士樂領域中，除了少數技藝超群的鋼琴家，能在樂團中擁有『話語權』的，如在大樂團中負責獨奏、1940年代後小型樂團的核心主奏人物，多為管樂手；在女子普遍不興學奏管樂器的時代，樂團中的女性成員多半以歌手的角色出現。這角色雖說是靠嘴吃飯，卻不見得擁有音樂上的話語權，直到擬聲唱法出現，始讓爵士女伶們從金絲雀（the Canaries）晉升為能與樂手們平起平坐的爵士歌手（jazz singers)。」（註1）賴曉俐這段刊於《PAR表演藝術》雜誌2018年8月號的文字，精準描繪了爵士音樂史的性別配置與配器。想著那些擁有高度「聲量」的爵士女伶，她們在舞台上存在，似乎並不代表在舞台上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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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幕後解析
最熟悉的陌生人：談影視與劇場的跨域
英國女演員潔瑪．亞特頓（Gemma Arterton）曾這麼回答過網友關於劇場表演與影視表演的差異「你只是需要在舞台上大聲一點」，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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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當獨立製作人進入場館，串連亞洲：我們結合不再只為了生產
「製作人」，是個謎樣的角色，外界看起來具有相當的決策權，但只有他們才知道工作內容有多麼紛亂龐雜。尤其對流動於各團隊中的獨立製作人來說，究竟這份工作的實際輪廓為何？有不少人仍如此回答：「持續探索中」。幸虧近年來，國際交流愈來愈頻繁，「亞洲串連」帶給製作人開拓新視野的機會。藉著此次專題，本刊邀請幾位獨立製作人分享、剖析各自「在亞洲」的獨特經驗，提出對此工作的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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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聽聽製作人怎麼說
我們如何思考「亞洲連結」？
由國家兩廳院、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Esplanade Theatres on the Bay, Singapore）、韓國國立劇場（National Theater of Korea, South Korea）及日本東京藝術劇場（Tokyo Metropolitan Theatre, Japan）4大場館攜手規劃的「亞洲連結：製作人工作坊」（Asia Connection: Producers Camp，簡稱ACPC）於2021年8月底展開。經4館討論及遴選後，共有8國、16位表演藝術領域製作人入選。在「亞洲連結」為前題下，本刊專訪來自台灣、泰國、印尼、越南等4位入選者。透過他們的個人生命歷程與製作計畫，試圖了解亞洲4國製作人發展現況，以及他們如何跨出國門，尋求連結資源網絡的製作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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佇遮 ê 門道
Helmi Fita：語言隔閡，讓我更好奇作品文化脈絡
在不同的體制中，藝術會產生相異樣貌嗎？表藝領域的移人們在台灣，語言隔閡是助力還是阻礙？本期〈佇遮門道〉透過新加坡燈光設計師Helmi Fita的幕後日常，嘗試一窺兩國劇場環境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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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專題 Focus
期待「從外而內」的轉向：談國家場館在製作中的角色
在現今「走出國際」的趨勢或需求下，市場同時意味著買票進場的觀眾，與引進節目的策展人與機構。在非常理想的狀態中，總會希望這兩種市場都能被關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