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很不常逛西門町的,要去,多半是去國軍文藝中心看京戲,從十六、七歲就開始花錢看戲,把當時台灣最好的、三軍各劇團的演員,從年輕看到他們中年,再從中年看到他們退休,我也就不再去那個地方了。因為傳統戲曲,完全是看演員,精采的演員不在台上了,觀眾也就散了
看著系上老舊的設備,想不懂自己為什麼要跳舞,因為不跳舞好像才是令人快樂的事。於是我開始翹課,打混過了將近一整年。說實在的,翹課一點都不是愉快好玩的事,因為不知所措所以才翹課。翹了課卻根本不知道要做什麼,常常自己躲著哭,心裡一片茫然
當我發現一顆小小的蛋在鳥籠裡時,我驚訝得目瞪口呆。接著,我開始興奮得手舞足蹈,那就像你拿著對中大獎的樂透彩券時會有的亂跳亂叫一樣。我等不及要告訴別人,但是當時,我太太不在家,我的兩個女兒都在學校。我看著我家正懶懶地倒在地上睡到打呼的黃金獵犬珊迪,忍不住把牠搖醒,對著一臉疑惑的牠大叫:「珊迪,我們有小寶寶了耶!」
「監」的水面或鏡面,在現代應該就是手機的鏡面。隨時拍照,留下自我監視的證據;隨時上網,讓自己處在監視網中;隨時打卡,讓別人監視我在哪裡;一直加好友,可以讓更多人監視我。 一種正面積極被迫害妄想症的充實人生。 所以,當我監視我自己時,我的自己裡面有眾人。
十八、九歲的學生時代學會逛街,不買光看,很多資訊是看來的,看過黃牛賣票,看過色情皮條客拉膽小的男人進黑店消費,看過三、四十歲的外省軍人穿便服打架、憲兵來了全都跑人的神情,看過多少還留著西裝頭的男人,帶著穿旗袍、佯裝的女人,在西門町劃過。多少人匆忙地在等最後一班公車回家。
在我數十年的「專業」經驗裡,蒐集各種知識是為理所當然,也以為自己已有身經百戰的能力。可是這些學習傳統舞蹈的舞者,對我就像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跳舞人。他們讓我見識到自己的不足與自以為是,時間太短,我雖然從他們身上看到許多的既成事實,但是有太多的究竟還來不及明白。
我開始緊張了,當那個容易彈錯音的段落愈來愈接近時,我不由自主地開始禱告,我心裡吶喊著,用盡了全身的渴望乞求著:「親愛的天父,拜託讓她彈對所有的音,拜託,拜託。」而當我女兒完美地彈奏完那討厭的段落時,我居然抬頭仰望著天花板,非常誠懇地對著天花板說著:「感謝主!」
兩位崑曲大師傳承教導的過程,呈現了「古」的動人場景。口傳過程會徹底了解許多事情是無法書寫下來的,它會因為不同人的理解,不同的智慧,有不同的溝通方式和爆發不同的火花,也因這不確定性,反而有更多「古」的新可能性和莫名厚度。
在天災裡失去父母的孤兒,因為還不太清楚,也比較不出什麼叫失去,加上成長的忙碌,使人類會忘卻痛苦,所以我們十年後再見到那孤兒,已經成為一個充滿陽光、力求上進的人,或者起碼在他臉上已經讀不到那麼多失去親人的痛苦了。反觀,失去一個小孩的父母們,從小孩失去生命的那一天開始,一輩子都無法再真正歡笑了。
活在這副身軀之內,時時刻刻受到各種因素的衝擊;在每個生命的階段,感受到不同層次的身體經驗。身體就像一個實驗場,只有身體力行可以一窺究竟,你還不能隨便說不玩了。對於這種無所遁逃的功課只能束手就範,順便在一旁讚嘆:大哉身體喔!
要成為一位老師搞不好很容易,但是,若要成為一位能引導學生、因材施教、有耐心、有愛心,又能啟發學生、觀念正確、對學生有好的影響力的老師,就非常不容易了!所以,如果一個想學音樂的孩子,能遇到一位這樣的老師,那當然,這個孩子不會變壞。
若將味覺視為劇場,舌頭視為舞台,許多問題和思考是一致的,例如文創產業。像慢食這樣的理念當然不是為了訴求菁英品味,或是宗教式的理念信仰,慢食宣言起草人義大利詩人Folco Portinari曾說:「慢食運動,應該要由人類崇高的遊戲心所支持,而遊戲是不能成為宗教信仰的。」
創業之初,一遍又一遍的失敗,有點像演員排戲時,一遍又一遍的摸索,在失敗和摸索的同時,也得到了化經驗為知覺的成長,那個歷程,對個人,對國家社會,都是絕對重要的,而且只有在經歷的時候,我們才能掌握它、感受它,否則,只是「聽說」,或者「自我幻覺」而已。
身體語彙和語言文字是來自不同國度的,它超越了所有語言和文字互通的範圍,旨在突顯人類情感不易對焦的個性。所以當語言或文字想要精確地描述情感或情境時,身體語彙就有機會直接以其只可意會、無法言傳的方式,直搗情感的核心。
在平常的演出裡,我都會期待可以彈奏演奏廳裡最大的九號史坦威鋼琴,那就好像有機會可以開法拉利跑車在大街上閒晃一樣,那種拉風的感覺實在很好。踩在鋼琴上這廿秒,不只是這段的高潮點,也是整齣戲的高潮。但是,就是因為那廿秒鐘,沒有場地願意讓我踩他們的鋼琴。
假如總是牽著相信的手,牽到忘我,忘了相信都有假如為前提,回過頭想想,如果這世界是由假如所構成的,那真實又是什麼?寫實主義的「假如」又是什麼?希臘悲劇的呢?想到有那麼多「如果」的可能性可以在劇場中玩耍應該會相當開心吧?
我和拙荊,沒結錯婚,沒生錯孩子。因為他們的成長,我們全程參與了,那麼,我們自己的生命也得到了一種「意義的再生」。教育啊,教育啊,怎麼能不注意啊!我們這些過來人。
沒學校不行,有學校卻不是全部,其餘的部分只要不被學校體制給搗壞,了解了一些專業基本然後走出去,繼續去質疑探究,用畢生的精力去實踐,也許我們還可以給所謂的藝術專門學校一些認同吧!
有了貝多芬,才有徹爾尼;有了徹爾尼,才有對後世影響很大的李斯特和萊謝蒂茨基。這兩位演奏家就像是賽馬競技場中的冠軍馬,在退休後,像種馬一般,開始努力地培育下一代音樂家。因此,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幾乎所有歐洲的鋼琴老師,都擁有這兩位大師的血統。哪天你應該仔細研究看看,說不定貝多芬也會是你的「曾曾曾師祖公」。
劇場中「言」不及義的重要性正在於因為言永遠不及義/藝,所以,需要有更多的言外之物。在創作和表演中,「言」與行之間、行與義/藝那夾層之間莫名、不可測、神秘的宇宙,才是真正的意義
詮釋和創造的本意,本來就是要建立在有沒有能力找到前人的不足或者未盡之情、未盡之言、未盡之理,而去補足它,這才達到了詮釋或創造的原則。否則,像我演完了《奧賽羅》,就算詮釋過了,那就不是了,而且大不是,我只不過是經過了一次莎劇的洗禮而已。不同的是,我用他的語言,照貓畫虎地過了一個場而已。
直到不久前我終於了解,自己在做的即興,其實跟林老師要求的絕對,是根植同源的。因為我們都在追求一種極致的完美與掌控;她用時間與心力去琢磨作品可以呈現的絕對,而我則把脆弱易碎的完美放在每一個當下可被易動的掌控裡。也許在追求完美的過程中,完美永遠不會來;但每一個當下選擇的掌控都有機會在唯一的時間點裡達到剎那的完美,然後逝去!
對一位古典鋼琴家來說,卡普斯汀的作品,是一個非常好的爵士樂入門。古典鋼琴家們常有雄心壯志想玩爵士樂,但卻沒人會把這些樂曲寫成可以直接彈奏的譜,這點,常讓古典鋼琴家們不知所措但是,當卡普斯汀將爵士樂寫成了每個音、每個拍子都只要照著彈就可以的樂譜時,身為古典鋼琴家的我們,終於能彈出爵士樂了。
「真」的來源是在惶恐未知的情境下,透過莫名力量算出來不太確定但也只能是唯一依賴相信就是了的「真」。這讓做劇場的人鬆了一口氣,因為「真」在劇場中是件很弔詭的事:既然劇場裡的東西都是假的,表演也是假的,要怎麼表現真實?傳達真理呢?還是古人有智慧,一開始就知道「真」是來自於未知而暫時棲身的一條裂紋,配合算命師堅定詮釋口吻的一場表演。
本網站使用 cookies
為提供您更多優質的內容,本網站使用 cookies 分析技術。 若繼續閱覽本網站內容,即表示您同意我們使用 cookies,關於更多 cookies 以及相關政策更新資訊,請閱讀我們的隱私權政策與使用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