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形成一個正循環的雙贏機制,如何逐步鼓勵民營,如何扭轉施政方向,投資更多經費在人與這些人的活動而非硬體建築上,如何在基礎教育上加強音樂教育,如何擴大根基把餅做大這些問題一日不研擬出政策,面對這股浪潮的存活率就會更為降低。
國藝會費盡心機補助歌仔戲創作,卻量給劇團一個狹小的空間、無法給創作人員一個施展的餘地,就好比一個人花了很多錢去打造一雙精緻美麗、卻不合穿的鞋,其意義何在呢?或許,在考量演出經費多寡更勝於重視定型創作的必要之後,補助「優質活戲」或許會比獎勵「優質民戲」更實用一些。
從渡海的身體到「身心靈」的身體,台灣現代舞似乎有了自己的「品牌」;但除了這些,現代舞存在於台灣還能具有其他怎樣的意義呢?而這三十年來,台灣現代舞經過雲門形象學的形成,儼然已建構了一套「文化工業」的生產機制,正是詹明信說的:「一切都成了形象,都成了文本,沒有涉指物,沒有外在的客觀世界。」
只有高明的鼓掌人才知道,在什麼時候該大叫bravo,什麼時候該連續呼叫,如果呼叫和鼓掌的時間點不巧妙的話,明眼的觀眾馬上會看出破綻。還有,鼓掌人如此精通歌劇,不但對歌唱家的好壞看得清楚,也知道他們的弱點和優勢,最厲害的鼓掌人看得出來演出者什麼時候安全上壘,什麼時候漏失,他們在安全上壘時大聲呼叫,肯定能使演出者再加分。
我說,布魯克先生,您可以收我做學生嗎? 戲劇大師說,我在主持一個劇場,但並不是學校。也許就讓我在劇場打雜吧?那你不如常去看戲,看博物館,好好生活。
七年前德國文化部決定把柏林劇院讓三位新銳出來執掌,今年卅八歲的歐斯特麥耶是其中一位,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位。 他在西邊長大,從小在軍人家庭是個平凡小孩,他哥哥是演員,他們喜歡玩傀儡戲,他從小經營家庭小劇場,從來就是一個自己創造世界的人。他一直覺得社會不公正,他反對全球化運動,他從西柏林望向東柏林,捲著草煙,不疾不徐。
殘酷是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甚至是世間最美的事物。 《鋼琴教師》裡更進一步顯示了這個主題:所有的美好,特別是精準而優雅的美,其實都是人類社會集體潛意識裡的法西斯情結。
談起他們自己,眼神又亮了起來就是他們那種人的眼神,一個經過了大時代的生離死別,多災多難的動盪環境裡,才有的一種「情緒記憶」的眼神。如今雖然時光已舊,但是在我心裡記憶猶新,那一張張來自大江南北不同的臉,卻有著相同的一種眼神,反映著那個不知道要怎麼過、可是又得過的時代,一樣的迷茫。我大概還能演得出來,但是沒人寫這種劇本了
臨死的契訶夫大量吐血,醫生努力急救著,包括將冰塊放在他胸膛,他最後回答說:「算了,你不必把冰塊放在一個空空的心靈上。」
我還在熱那亞的街道行走,港口傳來聲聲催去的汽笛聲,我回頭望去,只看到一艘艘的豪華遊輪和運貨的貨輪,當今的世界涇渭分明,冒險的人都到外太空去了。這個港口跟任何港口都一樣,只剩下消費,再消費。
希林根希夫生於一九六○年,從來便是滿頭亂髮,似乎從小到大沒梳過頭,他看起來像個不明顯的傢伙,但是做起作品,或主持電視節目則叫囂連天,與媒體對著幹,使得媒體和他之間的關係充滿緊張又恨又愛,他不會輕易放過無事生非的媒體,有一次德國最大發行量的畫報也在刊頭上下了標語:「希林根希夫先生,請保持安靜。」
這齣戲像派對,音樂吵個半死。因為哈森山來的人都聽那樣吵死人的音樂。戲開演了,哈森山來的人都坐在台上看著觀眾,他們究竟是觀眾還是我們是觀眾。戲開演了,一個少年在牆壁上塗鴨,一個少年開始講他的故事,別人開始唱他們的歌,那是科索夫的悲歌,他父兄在科索夫戰爭時都死了,他和母親來到德國,演戲的同時,母親可能還在擔心被遣返
在國際貨櫃藝術節中,見識到加拿大辦事處熱切的推銷文化態度,而演出的加國團隊,不但表演結合著流行與傳統,演出方式多元化,甚至一人就展現多樣才藝。加國能短時間從文化輸入國,躍身成為文化輸出國,這種企圖心與成就實在值得我們將之列為「典範」多加研究。
佛洛依德揭發歇斯底里症的根由,在那個枯燥難耐的維也納時代,社會秩序仍嚴守著舊式價值,把此病與父權侵犯及社會對女性的壓抑相提並論,簡直是自找苦吃,但他成功了,至少有不少人贊成他的說法,當然反對者也視他如洪水猛獸,社會逐漸接受佛氏學說,女人不必再緊緊束腰,性解放才有了可能。
那是一九八一年秋天,我走在巴黎六區的哈斯派依大道上,從學校要搭地下鐵回家,我低著頭走路,不經意抬起頭來時,我看到,我當下便確定是你,只有你才有那樣的一張臉,你已在戲劇界變成像神一樣的人,貝克特先生?
「第二個生活」吸引很多原本缺乏社交生活的人,許多人開始過起第二種生活,樂此不疲;常常,在現實生活感覺不滿的人,卻在第二個生活得很愉快,有些人化身為與自己南轅北轍的人物,過起精采至極的生活。
這個城市以柔情呼喚我。我從來不曾像現在如此感受到那樣的情感。城市依然如故,像一個醜陋的情人,不知如何裝扮自己,總是被人蜚短流長,但是這個城市以溫柔的眼神看我。我並非異鄉人,我也不會在這城裡感覺自己被遺棄,不會,不會了
葛茲與許多偉大的作家一樣,都是無可救藥的偷窺狂,《點歌時間》的誕生也是出於偷窺欲及幻想。他關懷女性和中下階級人物是出自真心,而非他的社會屬性,幾乎有布萊希特的高度,只不過他沒有布氏那麼有名,他也有海明威的氣質,男性、陽剛、永不妥協,只不過他沒法把自己一槍射死。
我也不知道那年冬天,我為什麼非到陽光劇團實習不可。我想,與其說我是被她營造的劇場氣氛吸引,應該說是被她個人的劇場觀念和決心吸引,她讓我知道劇場元素的多元性,明白場面調度的時間感,她也讓我知道,演員和導演其實都只是為了舞台上的幻真片刻而活。
行銷,要怎 「行」才能得到理想中的「銷」, 邊看著孩子享受製作樂器的課程,我邊計算,入不敷出的推廣音樂會,如何彌補資金缺口?
「你要去哪裡?」 「我不知道,馬帶我去哪裡,我就去哪裡。」──唐吉訶德
這樣一個城市是台北縣的姊妹城。每年從台北來的藝術家或團體會來史坦伯格做客訪問或表演,今年由汪其楣帶領的豫劇團在此表演過,在這個神奇的湖邊。這裡的觀眾崇尚東方文化,他們絕大多數沒去過台北縣,在他們的想像,那裡充滿了晚清山水畫的景緻,那裡的人有八大山人的情懷。
那個夏天,我花盡力氣學習做一名演員,還不知道自己具有更多別的天分。我其實並不合適做演員,但我當時卻只對演戲這件事有興趣,我很羨慕一些很會用身體創作的同學,我偷偷地學他們,並苦苦地折磨自己進入戲劇的核心問題,我沒有演技,我擁有的只是面對人生的膽量。
幾年前在巴黎認識的娜塔莎,一個優雅有教養的中年婦人,她常常因思家而淚落滿面,問她到底為什麼?她說妳不是俄國人你不會明白什麼叫思鄉,無論你多恨那裡,你的心注定跟那個民族綁在一起,逃也逃不掉。霍洛維茲五十年後回到莫斯科的那場演奏會都是誰去?我不得不想起那場演奏會,以及CD上琴聲停止後的咳嗽聲。我不得不想起波修瓦,今天晚上又是誰去看昂貴的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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