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一切都必須記錄、存檔、渲染個人才能的時代,「出版錄音」成了現代演奏家必行之路。雖然現場音樂會,比起錄音室裡的錄音,不只有著自由和自然發生的感受,而且也能散發出比較大方寬闊的氣息,可是,偶發狀況、雜音讓人無法掌控。而音樂廳自然的殘響,還是錄音的最佳選擇,雖然,當音樂家們必須為被錄下來音樂的完美度憂慮時,自然而然彈奏的藝術性投射,絕對會因此而被抑制
在相較上比較正義的社會,人們可以單單選擇音樂,音樂自會將它內涵的人道精神發揚光大。可是在不義的世代中,樂器與槍彈必得並存。因為在藝術之上,還有生為人必須有的自由、平權、尊嚴,人道主義在不義的世代,絕對有比藝術更高的價值。
當年,我正值陽光燦爛的年紀。說白了,就是年幼無知,羨慕力道山,不懂得高級功夫要有高級師父才行的道理。在我的忘年交中,有一位馬師傅,終生以練武人自居,懂一點鐵砂掌,我和另外一位同齡的陸軍中士戴朝南都想練,馬師傅也想教,那就練吧!
我說的話有一半是沒有意義的,我把它說出來,為的是也許能讓你聽到其他的一半 紀伯倫(Kahil Gibran)
音樂、藝術真的偉大到可以成為跟納粹妥協的正當理由?有沒有可能那妥協所造成的象徵意義,使音樂、藝術蒙上了陰影?誠如少校所說,希特勒自殺後,他們找福特萬格勒指揮哀樂,是因為他們認為他代表了納粹!是否一九三三那年福特萬格勒就該運用托斯卡尼尼製造出來的情勢快快離開,即或不能,也該就此退隱藏才,等不義的世代過去,再出來為藝術之美效力?
如此說來,古人「廢寢忘食」地做一些理想中的事情,都是覺知性很高的人哪!!你別看我經常跟家人、朋友聊天的時候,總是會談起禪,談到「泰然自若」,談到「從心所欲,而不踰矩」,那只是我在說,在盼望,完全不表示我能去做了,更不是已經做到了,這兩三者的境界差太遠了。
小說《紅與黑》的男主角忠於自己具企圖心之天性,只好試著假裝愚蠢來討好他的修院同學們。他把自己鎖在房間裡許多天,練習「無知」,並試著在鏡子前模仿最困惑最頭腦簡單的眼神,然而他很快就發現,雖然自己能用拉丁文背誦整本聖經,可是卻無法模仿單純頭腦的簡單表情。
當真實生活中的她跟戲碼中的她接合,她突然徹底地失去自信。她再不知該怎樣跟這個決定離開她的前男友、合演這一場結局沒有任何希望的戲。現在舞台上頭的生活,竟如此逼真地影射著她現實的生活,她正視舞台、就得正視自己。
歷年來在台灣所看過的「莎士比亞」劇,多半會讓人睡著,或者看不下去了,或者看迷路了,看著看著,不知所云了等等,反正很慘。那麼,演了大半輩子戲,這次輪到我們來演了,如果觀眾也發生多半睡著的情形,那就難看了,那還不如鞠躬下台算了。
對西方人來說,如果聽到了亞洲音樂或是巴洛克時期以前的音樂,一定會對「音樂是世界共同語言」之理想起疑。就像我吧,當我聽到某些中古時期音樂或是平劇時,想到這些音樂應該是無國界,而且所有人都應能感受其中奧妙時,就讓我沮喪萬分或許我並非真正的「世界人」,甚至有可能連屬於此宇宙都不夠格呢!
《巴黎不打烊》儘管以浪漫戀情作結,因而使原本提問、省思都甚強的電影主題,流於膚淺的結尾,但這部電影終究就藝術與有錢階級時尚的模糊分界,提出若干很好的問題:為何藝術變成布爾喬亞時尚人物的高級消費,從演奏者到聽眾全都得衣冠楚楚儀表堂堂的正襟危坐?為何因愛與生命力被創作出來的藝術,一不小心就會成為一種奢華名牌的類似物?
所以不管是數十載地去演電視劇,還是一代人一代人的去看電視劇,電視劇不管是多麼地屬於大眾文化,但是匆忙的歲月,觀眾的接觸有限,精神有限,空間有限,目標也變得有限,所有從事生產電視劇的人們,卻早已產生了精力極限,媽呀!!誰想看誰看,誰想說誰說吧!!電視劇就是來點綴的。
生命充滿了永遠的驚奇!誰會曉得音樂家賣命練琴、工作的結果,竟然是無所不在的疼痛還有
如果音樂中沒有人,只剩了音樂本身,也不過就是一個優美的墳場罷了。正因班斯看見這個危機,他突然選擇了停止聆聽,這決定使習慣被聆聽的艾達突然被棄置於孤單的荒漠中,艾達先是錯愕、而後深深感受到寂寞,突然間,鋼琴對她來說就不再有意義了,因為她享受過專注地被聆聽的經驗後,便不再能滿足於在音樂中的自言自語。
她問我:「你演什麼人?」我說:「西毒歐陽峰,發瘋了!!」我問她像不像,她說:「不像!」我就演給她看一下,她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好像」,她高興了,我整理整理頭髮,也高興著,雖然觀眾只有一個,劇場也不大台上台下,充滿了和諧。
巡迴各地演出的鋼琴家,有如率領十指大軍的將領,每征服一地的聽眾,就像打贏了一場勝戰,然而,有時真正致命的,卻是一些無謂的樂評。
《就像在天堂》這部電影也暗示著,音樂終究不只是台上的事、不只是音樂本身的事,聆聽過程中的美感經驗,會不自覺地轉化成為一種人生哲學,潛移默化人格特質;而集體的聆聽經驗,還可能生發社會文化轉變,甚至會促成革命。
喝了好的酒,如沐春風,如坐春陽,我們還能怎麼去領會酒?領會愛?領會表演?沒有了真,沒有了付出的精神,對不起,什麼也沒有了。
台北的鋼琴家熱潮絕對是滾燙的,早在數年前,佛萊雪這位當今世界上最具傳奇性的鋼琴老師,當他以最哲學式的教學法開始大師研習班時,他凝視著坐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裡的一片鋼琴家人海時,小心翼翼地問道:「你們全是鋼琴家嗎?」然後,他說:「可能,我該退休了!!」
這兩部電影,都描述了已徹底被世界邊緣化的族群,隨著鄉園中族群人數越來越少,文化也面臨著被遺忘的危機。而民謠音樂,正是文化記憶與保存的一種形式。電影中的兩位主角,隨著深入瞭解民謠,都發現他們得要進入他們的生活,他們不能旁觀採訪採集,因為這些民謠,全是跟生活緊緊結合的,也唯有跟他們一起生活,才能真正掌握民謠內在堅而不摧的生命力。
我默默地站在小紅楓旁邊,攝氏4℃左右,靜靜地看著它,能站上十幾二十分鐘,好看。結果我那個「家裡」的「山妻」,把它畫下來了,不在我們院裡,她把它種到黃山上去了,跟行雲流水住在一塊兒,這下子美極了,她還畫得活像它,乾淨有力,似有光氣得我說不出話來,心裡非常地佩服。
您知道,汽車雨刷的發明人是傳奇鋼琴家約瑟夫.霍夫曼嗎?還有抽水馬桶的發明人是《瘋狂的奧爾蘭多》的英譯者約翰.哈靈頓爵士嗎?
《歌劇魅影》,很有著《鐘樓怪人》的影子,勒胡自己也承認,他受《鐘樓怪人》啟迪甚深,這也意味,《歌劇魅影》是二十世紀現代主義開端之際,一陣子復古回返浪漫的風潮。這時的浪漫主義走過一百年的歲月,已從興盛到衰微,比之雨果時代的浪漫主義,多了許多近似頹廢的耽溺感傷,與脫離現實的奇情詭譎。
半夜,暴風圈在台北上空快樂狂奔,一會兒山上、一會兒地上地橫掃,爸爸媽媽還有六歲的我,奮不顧身地各頂住一扇門,薄薄的木板門一次一次地被風吹凹進來,我雖小,可是有大人在就不會怕,把自己的身體當成一根木棍斜頂著門,接受那一次又一次凹進來的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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