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首變奏曲裡,通常會有快速度的變奏、慢旋律線條的變奏、大小調的變奏等,然而在樂曲的最後,還是會回到完整主題呈現。但是最難的還是「開始」,要有一個明確的主題旋律是最具挑戰性的,就像那群在卡內基廳聽柏林愛樂入門音樂會的小朋友,或是在台北某一個圖書館裡坐在第一排聽演講音樂會的小朋友,他們都不知不覺地開始了。
我們常笑說,節目部是「藝術家」,能與藝術大師對談創作的形式與內容;節目部是「採購」,要有高度鑑別力及敏銳度,從國內外眾多藝術「菜單」裡,挑出叫好又叫座的節目;節目部也是「業務行政」,談價、簽約、核銷、請款、協調一手包。他們是接機、叫車、扛行李、訂房的「藝術家保姆」,同時也是「張老師」,每當導演創作遇到瓶頸、劇本難產,搖身一變當起心理諮商!
一齣有關性愛與墮落,有關漫畫卡通,有關死亡和戰爭的戲,飛利茲卡特的德文劇本對白充滿詩意,卡斯登穆勒傾向非戲劇的導演佈局可以說是對東方的崇仰,一種十七世紀在歐洲宮廷中受歡迎的洛可可風格,沒錯,這是chinoiserie,這是廿一世紀全球化運動中的新chinoiserie。
羅曼.羅蘭說過:不要問天才能夠為這個世界做什麼,只要他們願意付出,就是人類的福氣啊!他也這樣描述莫札特音樂中總是傳達著一個特別的訊息:我是愛你們的,請你們也愛我。
在我所接觸過的演奏大師中,攜備專用鋼琴巡迴世界的唯有霍洛維茲,其他則是「入境隨琴」,等於是每到一個新場地,就要習慣不一樣的品牌鋼琴,重新調整音色、適應觸鍵,用自己的手指力道及彈奏技巧,創造出理想的詮釋。有時當我坐在台下聆聽,都不禁為驚嘆著:「這是我剛剛調的琴嗎?」演奏家神乎奇技的手指,不但掩蓋了鋼琴本身音色的不足,甚至賦予更豐富巧妙的變化。
在歐氏的新作,中產階級生活只是假相,不只如此,易卜生很早就在劇本說過,「遲早,你必須適應那些你無能改變的東西」,如果你不能,那麼悲劇於焉誕生,這是存活的哲學,易卜生的劇本人物都清楚。 但海達.嘉布樂不要這樣的存在哲學,她以全部生命反抗。我彷彿真的在舞台上看到這麼一個女人,她說,我不要這麼活,「如果真這麼無聊,那我情願死」。
思念過去的人和事,從來沒有停止過。端詳熟睡的妻子和小孩,也一直是我愛做的事。明明是很辛苦的路途,我卻沒有氣餒過;看到贏的時候,卻有莫名的躁進。
莫札特的音樂,尤其是歌劇,都在表達人類的無奈與等待救贖的希望,像他的三大歌劇《費加洛婚禮》、《唐.喬望尼》與《女人皆如此》。莫札特完全是以他一貫的天真無邪的音符去「描繪」這些觸到人類內心(soft spot)的深刻情感。中間當然也充滿了令人讚嘆的起承轉合,然而最後莫札特總是要給人一個光明的答案。
鋼琴的最大致命傷便是過度潮濕引起的「風濕病」,由於內部主要結構都可能會因潮濕而產生熱脹冷縮或發黴腐蝕現象,進而造成鋼琴走音、音色悶啞、殘響不足等後遺症,「除濕」也就成了保養鋼琴一大關鍵,不過,與其用電熱棒因忘了拔掉插頭造成鋼琴內部過乾,不如用市面上販售的乾燥劑,可以提供鋼琴溫和的溼度環境。
看那些淺喉嚨,快意而專注地在觀眾面前辦案,讓我覺得「清官」這個角色真難演啊!看到那些「半瘋」的、缺乏知識的知識分子在那闡述人生舞台上的演技應該如何如何,我這個專業的「文盲半瘋」演員,真是汗顏!!
就在《原子博士》首演的當時,鄰近的矽谷聖荷西美術館正在進行以《科學怪人》Frankenstein為主題的展覽。 其實這是一個完全合理的藝術與社會結合的現象,因為到聖荷西來,你期待的是一個高科技的城市,而《科學怪人》這部小說,其實是一部結合文學、科學的完美著作。既然來到這裡,就來感受一下在科技撞擊之下帶來的文化創意。
要成為一名調音師,不一定要會彈鋼琴,但是必須學習鋼琴構造、基本樂理,以及最重要的「實作訓練」。另外,調音是一種必須與客戶面對面的服務工作,除了技術要純熟、服務要實在外,應對禮儀也非常重要。
莫札特離家出外時都心繫著康斯坦絲,這在他私人信函裡常可讀到,他得空便提筆寫信給妻子。而康斯坦絲請求莫札特在作曲發表前先給她研究,他們經常一起練習演奏和試唱,莫札特人前人後都說,康斯坦絲對他的創作有很好的影響。
他記得上一次在太湖邊的水滸村裡拍戲,是住在拍攝《水滸傳》裡的「阮小二」住的茅草房裡,緊挨著太湖邉,枯掉的蘆草,再密都擋不住零下兩度從太湖上吹過來的風,那風,那年吹了他整整十幾個晚上,不感個冒都不好意思了,所以他嚴重感冒了兩個多禮拜。他長年累月地在外拍戲,心中對家的思念、掛記,漸漸地變成一塊沒有東西可以來彌補的心境。
一路走來,我深深覺得,調音師就像是「鋼琴醫生」,調音是內科,外表維護是外科,同時還要身兼心理醫生懂得不同演奏家的需求及想法,有時還要撫慰演奏家緊張心情,並針對場地及鋼琴狀況,給予中肯適切的建議。
幾年前在巴黎認識的娜塔莎,一個優雅有教養的中年婦人,她常常因思家而淚落滿面,問她到底為什麼?她說妳不是俄國人你不會明白什麼叫思鄉,無論你多恨那裡,你的心注定跟那個民族綁在一起,逃也逃不掉。霍洛維茲五十年後回到莫斯科的那場演奏會都是誰去?我不得不想起那場演奏會,以及CD上琴聲停止後的咳嗽聲。我不得不想起波修瓦,今天晚上又是誰去看昂貴的芭蕾?
在這個表演藝術呈現形式愈來愈多元的時代,指揮家巴倫波英最近語重心長地說,音樂會不應該只是一群特別的音樂家演奏給一群特別的聽眾欣賞,這樣的模式一定要突破。 我們從網路的便利搶到這麼多時間,是不是就可以將時間安排好來扮演好所有人生的角色,無論是母親、小孩、藝術家,或是一位欣賞者?
三齣來自不同國家的舞團作品,創作靈感不約而同源自音樂、繪本、文學等經典作品,分別從音樂之父巴赫的十二平均律、好萊塢名導提姆.波頓(Tim Burton)的《牡蠣男孩憂鬱之死》The Melancholy Death of Oyster Boy繪本,以及二十世紀的匈牙利作家Geza Csath傳奇生平中,發掘獨特的精神元素轉化為舞作題材,頗有「向大師致敬」的惺惺相惜意味。
這樣一個城市是台北縣的姊妹城。每年從台北來的藝術家或團體會來史坦伯格做客訪問或表演,今年由汪其楣帶領的豫劇團在此表演過,在這個神奇的湖邊。這裡的觀眾崇尚東方文化,他們絕大多數沒去過台北縣,在他們的想像,那裡充滿了晚清山水畫的景緻,那裡的人有八大山人的情懷。
一個演員愈老,可能愈容易透過「角色」這個位子,把自己最內心、最隱密、最有趣的一些情感細節,堂而皇之地暴露出來,您想想,正值表演可以好玩,可以用玩的時候,他沒了體力,那不是等於終於買了一輛法拉利,可以來好好飆一飆,但是卻再也沒有錢買汽油了?
日本文學家芥川龍之介說:所有人世間最尊貴的乃在於無可替換的剎那間之感動。 他的三男,也就是作曲家芥川也寸志則說:音樂是屬於每一個人的。 我背著這對父子的話再一次穿過新宿的鬧街上,張開心中的雙眼,繼續觀賞一場未知的劇碼。
面對戶外演出,你永遠只能說自己做好了70%的準備,剩下的30%就靠天公賞臉及現場應變。工作人員永遠都要抱持一個正確態度永遠學習,並且不斷回頭檢查錯誤!對週邊及自然環境保持敏銳的觀察,並善用經驗值作出適當的危機處理,才能完成一場完美的戶外演出。
五嶋綠心裡總有個母親的聲音在要求自己:你練習了嗎?你練習了嗎?她母親從小一遍又一遍地要求,無止無盡。那句話變成她的惡夢。廿三歲那年,音樂神童崩潰了。她再也不能拉提琴,她得了厭食症,失眠,頭痛,精神崩潰。她無法再討好母親,她一向必須那麼做,但從此卻無以為繼了。 整整六年,五嶋綠沒有打開琴盒,她不想拉琴了,再也不想。
就像芭蕾舞家紐瑞耶夫,在舞台上他盡情地跳躍,而平時安靜站著時,他還是永遠保持芭蕾舞裡最困難的第五位置,甚至有緊急狀況發生時他也是那樣的姿勢。因為對他來說,靜與動都是有生命力的,因為這樣,他活得瀟灑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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