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馬賽盲點劇團導演培松地，率領了六位法籍演員來台灣，與國內六位演員合作演出《1949 If 6 was 9》。本劇明年還將至歐陸巡演。也許《1949 If 6 was 9》與歐美前衛劇場風格相列，並不顯得獨特亮眼，它所實驗的、毋寧是台灣觀衆的視聽能耐與接受底線的閱讀技巧。
《紅旗．白旗．阿罩霧》顯然在歷史上的眞實上，遠比詩的眞實著力更深。
劇本扎實是《紅旗．白旗．阿罩霧》演出成效的一大功臣。劇中，中土與島嶼文化衝突的母題貫串全劇，處處呼應強勢與弱勢族群的對立，主題意念充分舒展，相當値得稱許。
俄羅斯管弦樂團在當晚的節目中排出了半數以上的印象派作品，是否因爲他們是蘇聯解體後，新成立而不受政府干預可以獨立自主的樂團，或是指揮有意打破傳統的束縛，開拓更廣的空間？由他們的演奏中可以找到答案。
席維斯坦偏重於表現音樂的內涵，而非追求技巧上的發揮，在席維斯坦溫文儒雅、穩重而成熟的指揮下，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似乎有脫胎換骨之勢，若非席維斯坦的功力，難臻此境。
組合語言舞團三月間曾以實驗的性質演出「運墨、飛白、舞中行」。《表演藝術》五月號也登了兩篇該演出的回想。編舞者楊桂娟在此回應兩位作者的觀點，釐淸她創作的動機。
高麗與永子以緩慢的動作來模擬、延長時間的線條，用扭曲綁縛的肢體來表達另一種美，將舞蹈的敍事性透過抒情手法表現，來啓發新的哲學概念及新的人生觀。
三年前，兩校因參加在東京的舞蹈節而同台演出。如今，在南台灣小港新建的演藝廳，左中與昆大的年輕舞者再次透過中、美、澳、荷等編舞家作品的演出，達成更深入的舞蹈交流。
今年五月十日的一齣屬於屛東自發的劇場演出，讓人眼睛一亮。展現出一種新的融合著現代女性與屛東某些特質而成的新氣象
在社會接受前衛藝術尺度已愈來愈開放的今日，作者認爲在「安靜到連呼吸的聲音都聽不見」的高中校園裡，小劇場的確還有相當大的空間可以揮灑。
在布氏改革劇場理論繁浩中，敍述者更擴大爲表現形式來使用，成了虛構世界中唯一淸醒的評述者，成爲現代劇場儀式的代言人，他與人物之間融入／漸離的多重關係成爲現代劇場形式運用的最大變數。 他兼有面對觀衆直接評議、間接質疑、提供線索、呈現缺位（absence）， 深化觀衆在劇場中的「觀看」與「知曉」的功用。
都是京劇，但有時代新意與地方風味。《夏王悲歌》唱出大陸西部歌調，道出現代詩語；《阿Q正傳》唱出台灣歌仔調，口語中雜入台灣國語。兩岸京劇詫然不同的表演風貌，饒有可思。
《情聖正傳》和大部分台灣本土製作的舞台劇一樣，劇場效應主要是建立在笑點之上，原作者嚴肅面對的人生議題淪爲浪子回頭的老套。
《貓捉老鼠》具備了許許多多兒童戲劇之所以爲兒童戲劇的重要因素，目的只爲了讓台下的小朋友度過愉快的一百分鐘，然而，導演處理如此一個空間不小、演員人數亦多的歌舞場面手法，「嚴格看來，眞的該好好減斤瘦兩。」
「開始是夢境，從柏拉圖說起，說的當然是愛情，年輕人的那種。一群人就捉起鬼來了，有人不玩。整群人介紹了自己的角色與性格，然後有人表白，於是我們得知了一個愛意的開端。在一種習慣性要知道這個愛情「結局」的慣性下，開始了被表演不停干擾的閱讀過程。」
藝術成就的高點並非表現在流暢處，而是在轉折點，明華園捨棄了傳統的表現方式又無更好的手法替代，實爲不妥。
上海民族樂團與實驗國樂團的同台音樂會，爲近年來低迷的中樂圈掀起了不小漣漪，不僅票房有所起色，音樂會中所呈現的強烈對比，也引起許多人的討論。就演出而言，由於兩者強弱分明，當然很難定位這場音樂會的成敗，但自凸顯議題的文化意義來說，這個活動則顯然是絕無白費的。
《曹》劇避免了所謂「民族舞蹈」的動作語言以及其敍事與空間排列的窠臼，直接自古舞吸取肢體的靈感，再配合現代舞台的觀念，讓我們對民族舞劇的發展有了更深一層的信心與期望。
一晚雙演《春之祭》，是雲門舞集今春貢獻的狂想。兩支作品，一香港九〇年代，一台北八〇年代；一冷峻雙鋼琴，一澎湃交響樂；一女性一男性。同一組舞者跳來，完全不同的景觀。雖是兩支舊作，卻因對比而激發出新的觀賞樂趣。
對整個劇場環境的運用與敏感度，是這場在皇冠小劇場演出、來自香港編舞者何秋華與楊春江獨舞的特色。
創團以來，台北民族舞團一直都以本土風格與再現傳統舞蹈爲目標，其中，包括延攬兩岸名家進行交流，但是交流以後，當我們尋根情懷得到了滿足，學習模仿的心態應當轉趨於成熟的蛻變，因爲「發展才是對傳統眞正的愛護」。
我們應如何重新看待舞劇中音樂與舞蹈的關係？如何以舞蹈動作本身爲主體，讓孩子們不夠細膩但卻稚情流露的動作傳達出角色的個性，並產生對身體自發性的自信？
四月來台演出的「鬼太鼓」在商業包裝下已然不復見其原具傳統，透過它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變奏的傳統。在舞台上出現的跑步機、載著玩具熊的小火車、雜技一般的庖丁耍刀、三味線大戰斑鳩琴與小提琴，這些使演出娛樂化的噱頭，同時也使它庸俗化，從太鼓之中建立的陽剛、純淸的力道，至此全數抵消。
「鬼太鼓」表現出在文化上不甘受外來強勢文化支配、欲向外拓展的野心以及選擇改變的方式，如果它的選擇與改變是成功的，那麼就會在時間的汰選中留下成果，成爲另一個時代記錄的跡印。
茅威濤與「小百花」們或許可能在變革之中，善用現代的新資源，創造出未來的「中國音樂劇」。然而，是否能夠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沉澱出具有深刻內涵的思想，讓演出成爲藝術，就要看其對文化的眞實認知爲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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