値回票價的三種方式 觀《情聖正傳》看改編現象
《情聖正傳》和大部分台灣本土製作的舞台劇一樣,劇場效應主要是建立在笑點之上,原作者嚴肅面對的人生議題淪爲浪子回頭的老套。
《情聖正傳》和大部分台灣本土製作的舞台劇一樣,劇場效應主要是建立在笑點之上,原作者嚴肅面對的人生議題淪爲浪子回頭的老套。
《貓捉老鼠》具備了許許多多兒童戲劇之所以爲兒童戲劇的重要因素,目的只爲了讓台下的小朋友度過愉快的一百分鐘,然而,導演處理如此一個空間不小、演員人數亦多的歌舞場面手法,「嚴格看來,眞的該好好減斤瘦兩。」
「開始是夢境,從柏拉圖說起,說的當然是愛情,年輕人的那種。一群人就捉起鬼來了,有人不玩。整群人介紹了自己的角色與性格,然後有人表白,於是我們得知了一個愛意的開端。在一種習慣性要知道這個愛情「結局」的慣性下,開始了被表演不停干擾的閱讀過程。」
藝術成就的高點並非表現在流暢處,而是在轉折點,明華園捨棄了傳統的表現方式又無更好的手法替代,實爲不妥。
上海民族樂團與實驗國樂團的同台音樂會,爲近年來低迷的中樂圈掀起了不小漣漪,不僅票房有所起色,音樂會中所呈現的強烈對比,也引起許多人的討論。就演出而言,由於兩者強弱分明,當然很難定位這場音樂會的成敗,但自凸顯議題的文化意義來說,這個活動則顯然是絕無白費的。
《曹》劇避免了所謂「民族舞蹈」的動作語言以及其敍事與空間排列的窠臼,直接自古舞吸取肢體的靈感,再配合現代舞台的觀念,讓我們對民族舞劇的發展有了更深一層的信心與期望。
一晚雙演《春之祭》,是雲門舞集今春貢獻的狂想。兩支作品,一香港九〇年代,一台北八〇年代;一冷峻雙鋼琴,一澎湃交響樂;一女性一男性。同一組舞者跳來,完全不同的景觀。雖是兩支舊作,卻因對比而激發出新的觀賞樂趣。
對整個劇場環境的運用與敏感度,是這場在皇冠小劇場演出、來自香港編舞者何秋華與楊春江獨舞的特色。
創團以來,台北民族舞團一直都以本土風格與再現傳統舞蹈爲目標,其中,包括延攬兩岸名家進行交流,但是交流以後,當我們尋根情懷得到了滿足,學習模仿的心態應當轉趨於成熟的蛻變,因爲「發展才是對傳統眞正的愛護」。
我們應如何重新看待舞劇中音樂與舞蹈的關係?如何以舞蹈動作本身爲主體,讓孩子們不夠細膩但卻稚情流露的動作傳達出角色的個性,並產生對身體自發性的自信?
四月來台演出的「鬼太鼓」在商業包裝下已然不復見其原具傳統,透過它我們似乎看到了一個變奏的傳統。在舞台上出現的跑步機、載著玩具熊的小火車、雜技一般的庖丁耍刀、三味線大戰斑鳩琴與小提琴,這些使演出娛樂化的噱頭,同時也使它庸俗化,從太鼓之中建立的陽剛、純淸的力道,至此全數抵消。
「鬼太鼓」表現出在文化上不甘受外來強勢文化支配、欲向外拓展的野心以及選擇改變的方式,如果它的選擇與改變是成功的,那麼就會在時間的汰選中留下成果,成爲另一個時代記錄的跡印。
茅威濤與「小百花」們或許可能在變革之中,善用現代的新資源,創造出未來的「中國音樂劇」。然而,是否能夠在不斷的變化之中,沉澱出具有深刻內涵的思想,讓演出成爲藝術,就要看其對文化的眞實認知爲何了。
優劇場所屬的「優人神鼓」已經於四月二十一日,在台灣最南端的墾丁開始他們「優人神鼓,雲脚台灣」的活動。一直到五月十九日,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園打完最後一場鼓爲止,優人神鼓以白天步行、夜裡表演的方式「雲脚」於台灣二十五個鄕鎭。作者以宏觀的角度來看優劇場近年的變化、以及優劇場存在於台灣的意義。
《女節》一系列表演,除了沾帶一個「女」字以外,她們對女性議題的看法,其實各有懷抱,心思不同,交集少的可憐。 唯其如此,我們反而可以從這次參與女節的作品,一探台灣活動於劇場的二十至三十歲之間表演工作者,特別是女性們,對這個流行風尙的反應(或者無動於衷),以及這股「女性」風潮在舞台上發酵情況。
「似乎暗示創作者急欲擺脫兩性性別觀,以及對女性的壓抑。」一股帶著台灣風情的女性表演風潮,正在蘊釀當中。
密獵者所搬演的《夜長夢多》靠著細密的思惟創造出它的舞台意境, 帶給人仿如是以水墨臨摹出來的油畫的感覺。但是,「水墨風格的造境元素似乎並不適合《夜長夢多》。」
安傑林.普雷祖卡的《羅密歐與茱麗葉》只能說是「新貌」,不能說是「新詮」整部作品重視形象勝過動作內容。
觀看「山海塾」的表演之所以被稱爲「山海塾經驗」,就在於它的作品中所超越作品自身的藝術思考。
從序幕的安排、燈光及舞台設計等,在在透露著編舞者用心經營、突破創新舊有作品的心機。困難的是,如何能達成這個目的,並「爲」之有理,讓觀賞者心有感應,以增進舞團在已有的形體美之外,能有更豐富的演出內容,或許是此舞團未來所要努力的目標。
編舞家是否能在創作歷程中深入關懷書法家心靈生命,並相對地反思探索自己,而非只是感通媒材與所能承襲的技法。
雖然崔莎的編舞構想來自對形式、結構等抽象的思考,但是作品完成之後所呈現出來的感動,卻遠遠超出抽象的表達。
曾經協力合辦過第二屆台北破爛藝術節的《破週報》,在二月邀請了瑞士Schimpfluch和香港黑鳥來台演出。作者認爲兩個外國團體:「或有雞鳴狗盜與孤臣孽子差異,但聽在有文化隔閡的台灣觀衆耳底,則同樣是囉囌嘮叨的說敎者」
針對《表演藝術》二月號田啓元的〈給劇場同志的一封公開信〉,與隨後三月號李永豐的〈劇場同志,我們還有很多事要做!〉這兩封信,國內另一位小劇場工作者,提出了不同角度的反思。
雖然我們不一定同意他們挑選的劇作家和劇本是否具代表性,雖然我們對其中個別作家的評介可能會感到許多疏漏或什麼。但是,他們的這種努力──特別就戲劇方面而言──似乎是台灣所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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