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讲课或演说中常问台下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艺术是件理性或感性的事？一般的回答多倾向后者，但犹豫不回答才比较接近正确答案，因为这绝非可以明确切割的事。若以艺术工作的专业角度著眼，从创作到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实则有很多理智思考和执行的层面，仅凭澎湃的感性并不足以成事。
日前看到一段名导演马丁．史柯西斯的专访，由影坛少帅提摩西．夏勒梅主持。内容大多围绕在前者执导的新片《花月杀手》和近年媒体生态改变等议题，但话匣子却从两人前阵子合作为香奈儿一款蓝调香水拍的广告开启。史柯西斯表示自己拍的史诗级电影片长动辄3个多小时，这次拍广告却有一分钟的限制，但这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一切均更加浓缩，每个镜头都是关键。他强调无论影片长短，开镜之前总是做足功课，习惯将所有场景里包括画面的结构与布局、镜头景深、如何分镜等都尽量设计好，并画出草图。除非遇到演员极度入戏时，可能天马行空地脱稿吐出一句令人拍案叫绝的台词，坐在镜头后的他较少临场即兴发挥。
感性的磅薄与理性的沉淀
这让我想到钢琴诗人萧邦，据他同时代诸多的史料记载，身为一名钢琴家，即兴演奏堪称其拿手绝活。譬如他的好友、法国名画家德拉克罗瓦曾表示萧邦的作品多从其「即兴演奏蜕变而来，但即兴当下的表现要来得更为强烈、大胆。」然而身为一名作曲家，萧邦的乐曲虽然一般并不以扎实的古典结构著称，从其乐谱手稿上斑驳的修改痕迹看来，无论是一分钟的前奏曲或近40分钟的协奏曲，无不经过反复推敲和仔细琢磨。如浓缩精华般的马厝卡舞曲，每个音符都是关键；史诗般的B小调奏鸣曲，则从和声层次到乐句的布局均经过缜密的设计。
笔者在讲课或演说中常问台下一个暗藏陷阱的问题：艺术是件理性或感性的事？一般的回答多倾向后者，但犹豫不回答才比较接近正确答案，因为这绝非可以明确切割的事。若以艺术工作的专业角度著眼，从创作到搬上舞台的过程中，实则有很多理智思考和执行的层面，仅凭澎湃的感性并不足以成事。
已年逾80的史柯西斯并不算特别多产的导演，除了一些纪录片和广告，目前主要共拍过27部剧情片，对于剧本和选角都有他独到的眼光。或为满足他在剧情叙事上的执著，史柯西斯影片的长度也往往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多部在3小时上下，根据美国印地安原民社会事件拍摄的《花月杀手》更长达3.5小时。但就如同一出剧或一首交响曲，无论作品有多长，关键应在于其整体的结构性和材料的铺陈是否张弛有序？以及内涵陈述的张力如何？要能让人欣赏过后觉得那个长度就是恰到好处。
从视觉到听觉，时间的有限和无限
《花月杀手》的剧情虽然是发生在1920年代的真实事件，充满了贪婪、血腥及种族问题，但在访谈中史柯西斯强调该片的主轴其实是一个爱情故事。随爱情产生了信任，信任又因背叛而破碎，亦即当爱到至深处，视线将会跨越真相，最后真相和爱一起被葬送。几位主要明星丝丝入扣的演技，加上事件实地找来原民素人演员自然生动的表现，能够颇具震撼力地同步唤起欣赏者内心的情感意识，深刻体验剧中人传达的感情张力。
虽然媒材与色调皆不同，这种炙烈的情绪张力也让笔者联想到20世纪俄裔法国艺术大师夏卡尔的画风。我首次接触其作品是他于1964年受聘为巴黎歌剧院内穹顶重新绘制的巨幅壁画，其中内圈的4景为葛路克《奥菲欧与尤莉迪丝》、贝多芬《费黛里欧》、比才《卡门》、威尔第《茶花女》，外环则包括莫札特、白辽士、华格纳、柴科夫斯基、德布西等8位作曲家的创作。夏卡尔作品让我深感惊艳之处，在于以童趣般的缤纷七彩和梦幻式的构图与线条，渲染浓郁的思绪及情感。他曾说「必须像德布西那样，透过颜色让绘画唱歌。」但不同于在时间轴线上进行的表演艺术，平面的视觉艺术之意境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爱情、花朵、宗教都是夏卡尔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题材，每当凝视著他著名的早期画作如《我与乡村》（1911）、《生日》（1915）、《恋人》（1928），画面是异常流动的，欣赏者的思绪却仿佛坠入时间静止的黑洞奇异点中。
「艺术是美丽的，但美丽并非其目的，只是个饵……（德国文豪）席勒曾说，真相在美的背后。何为真相？你无法用理性去定义它，而必须靠著实际体验。」喜爱研究哲学的已故指挥大师杰利毕达凯如是说。
（本文出自OPENTIX两厅院文化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