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在古代的中國,原是最重要的藝術,可惜歷經演變, 逐漸自高雅的貴族生活藝術,淪落爲街頭的小唱。到了我們的時代,國畫與書法還是文人生活的一部分,中國音樂卻已幾乎完全自文人生活中消失。
創意夥伴並不是新觀念,而是新主張和新行動。在回應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緊張時,創意夥伴的關係就應運而生。兩岸交流至今已開放十年,不論文化、藝術和政治,兩岸都應該成爲創意夥伴;兩岸在政治上的衝突,應該化爲創意夥伴的關係。
網際網路被稱爲是繼印刷術發明之後的「第二次文藝復興的契機」,因爲只要擁有網路進出的帳號,人人都可以有一個自己的「電子肥皀箱」,讓你像從前倫敦海德公園的演講者一樣,墊高身體,暢所欲言。網路的人本精神加上成本誘因,實在可以讓具有藝術訓練與見解的專才跳進來發展評論事業。
毎個人似乎都有「輕鬆」的想法:到關渡自由玩耍、休閒可以,專程到藝術學院看展演卻覺得遙遠辛苦。其實,不只民衆把距離當作不接觸藝術的藉口,主管藝術文化的官員何嘗不然?爲了解決「距離」的問題,許多展演活動都把吸引人潮列爲重點,在節目設計上流向通俗化、熱門化,然後再以觀衆多寡做爲成功與否的依據,倒果爲因地模糊了展演的本質。
上回從評論的角度談戲劇的結構,這一次我們可以從創造的角度來看。從評論的觀點談結構,意指我們應該了解他人文本的組織架構,從創作的角度論結構,更意指我們應該熟知自己文本的組織架構。
對台灣地區的音樂環境而言,原本已貧血的音樂演奏文化,在低廉的「罐頭音樂」泛濫之下,更是日益艱辛。台灣的音樂演奏家永遠也無法與裝在「罐頭」裡的外國音樂家相比;除非台灣本地的愛樂者能感受到現場音樂演奏者與聽衆之間「心靈的交流」,以及認識到這種交流的「價値」。
我國自建國以來的新學制,模仿西方,把體育、音樂、美術列爲必修,不知何故獨獨遺漏了戲劇,致使中小學中沒有戲劇課程,各級師範學校中沒有戲劇科系。如果我們同意通過戲劇的模擬,不但可以獲得極大的樂趣,而且可以收到學習的更佳效果,那麼從幼稚園到大學的通識敎育,戲劇課程應該是絕對必須的。
台灣自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在新的政治經濟時勢下開始發展新的文化,恰恰到了該成熟的年紀。戰後的新生代,如今已經是五十開外的人了。如果一切順利,他們應該已經奮鬥了二、三十年,而且應該有了相當的成就。他們的成長也就是台灣新文化形態的成長,總結他們的成就,就是對台灣新文化的檢討。
有人說高音譜號∮和錢的符碼$是長得最像的兩個標誌。在西方社會,銀行家也變成是音樂的最大贊助者喜愛音樂的台灣銀行家們可以獨力或是合力爲一個「許遠東廳」催生嗎?可以繼續支持「台北愛樂」嗎?但願更多許先生的企業家朋友一起加入音樂贊助的行列,不只看在他的面子,而是接下他的棒子。
戲劇的結構通常是放在形式底下來談的,然而,同樣地,分析一部劇作的結構的同時,我們也在探究其內容。完美的戲劇結構應是「增一分太肥、減一分太瘦。」 以建築的角度視之,絕佳的戲劇結構是一種纖弱的平衡。
今年暑假,八個表演藝術團體將要去參加亞維儂藝術節,到底要以什麼樣的主題才能顯現台灣表演藝術的特色?或甚至藝術該如何反映台灣的文化特色?就像歌劇能成爲義大利的文化隱喩,具有台灣特色的表演藝術成就當然也可以成爲台灣的文化隱喩
傳統燈節的消失與其說是社會變遷的自然淘汰,倒不如說是因爲官方大力提倡的新型活動而燈火黯淡,官方在爲自己的「魄力」沾沾自喜的同時,實際上也摧殘具傳統特色的民間燈節,對元宵節令「除舊佈新」做最大的扭曲。
彈指替代跑腿、網路換掉馬路,這正是數位資訊時代的妙處,方便省事,讓大衆的工作更愉快、生活更舒適,難得有時間去欣賞表演藝術的時候,也不至於因爲資訊缺乏或是購票無門打消念頭。
回顧過去多少年來的音樂敎育,無論是「普及性」的也好,「專業性」的也好,能找到的似乎只祗有「智」與「術」而已。音樂藝術中最重要的「情」似乎早已音杳全無,不知芳蹤何在了。
當我聽到原「華燈劇團」的演員邱書峰聲明從此下海爲職業演員,就如聽到某人宣稱立志要做職業作家一樣,不免爲他捏一把冷汗。「華燈」是業餘劇團,書峰這十年的戲齡也是業餘的。現在從業餘演員投身爲職業演員,眞是了不起的一種跳躍,何況是在台南這麼一個從未見職業演員的地方,又何況這職業是自給的,而非受雇的!
今天設立學校傳授,其目的是保護還是推廣成了主要的問題。要保護就應該一點一滴的傳承過去的技法與曲目,與修古建築一樣,盡量不改變古貌,要推廣就要學大陸,在傳統的基礎上,考慮民衆的胃口予以改進,這是兩條不同的路線。前者的目的是文化維護,後者的目的是大衆娛樂。
就個人成就而言,美國劇作家的確比不上易卜生、史特林堡、契訶夫等這些開路先鋒;然而,美國劇作家於現代戲劇也有不可輕忽的貢獻。
當「媽媽」不出國的期間,她幾乎每次開演前都會搖鈴,等觀衆全部注意力集中她臉上時,她只說一句話:辣媽媽是奉獻給劇作家及所有劇場相關事物的,希望大家能享受今天的演出。顧名思意,辣媽媽是以培養、發覺劇作家爲其重心,而所有相關的劇場藝術家也跟著水到渠成地成長。
聯合國大廈廣場的幾個民藝攤位與民俗舞蹈表演固然可以表現西方人喜好的東方情調,但我們很難相信它們可以凸顯主辦單位所強調的「文化台灣」?單純地把國內「民藝棚」那一套活動方式拿來作爲台灣文化的代表,並且要表現「推動台灣進入聯合國」這個嚴肅的主題,完全搞亂方向、模糊焦點。
網路本身也是媒體,不像報紙或電視會受到篇幅、時段的限制,因此更有傳播、敎育的功能,有助於表演藝術的推展。
不管是兩廳院的十年也罷,《表演藝術》的五年也罷,仍有許多重要的史料正在隨著時間消失兩廳院很幸運,它的音響效果是許多音樂界的好耳朶所共同肯定的,可是,這麼多年,幾乎沒有人提到過爲它設計音響的功臣,名列全球七大音響工程師的K. Heinrich Kuttruff。在十年的紀念喜氣裡,不該有人出來說聲謝謝嗎?Kuttruff氏,也許也還在惦記他十年前的這個精心作品呢?
從一九八六年到現在十一年來,國外的演奏家與演出團體絡繹不絕;留學歐美的音樂學生仍然有增無減地返國,而音樂的就職機會卻越來越少;雖然小型合奏、小型樂團及個人獨奏的音樂會不斷的增加;專業的演奏水準也無可諱言地越來越見提昇。然而,奇怪的卻是參加演奏會的聽衆卻似乎越來越少。
老舍的劇作,多半在尚未完成時就被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演員讀過,使老舍可以有機會邊聽邊改。《茶館》的台詞所以寫得如此之「溜」,跟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讀劇」多少有些關係。「讀劇」在台灣,已經被戲劇(甚至一般讀者)遺忘太久了!
《美國水牛》指涉的不只是三個搞不出名堂的小混混,還影射美國整個企業界及社會。在此劇的世界裏,因爲有資本主義做靠山,人們可以名正言順地去偷去搶,而不覺有任何不當之處。然而,他們長年處於相互猜忌、勾心鬥角的情況裏,導致友誼和善意都被犠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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