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冉冉紅塵》看電視歌仔戲重返舞台
歌仔戲進入電視媒體之後,從原來的舞台化身段轉爲面對三機的演出形式,因而歌仔戲藝術也產生相當大的改變。這次於國家劇院演出的葉靑歌仔戲《冉冉紅塵》,電視裏的演員再一次站上戲台,正好以他們自身印證媒體對傳統戲劇加諸的種種影響。
歌仔戲進入電視媒體之後,從原來的舞台化身段轉爲面對三機的演出形式,因而歌仔戲藝術也產生相當大的改變。這次於國家劇院演出的葉靑歌仔戲《冉冉紅塵》,電視裏的演員再一次站上戲台,正好以他們自身印證媒體對傳統戲劇加諸的種種影響。
舞團的演出使對古典芭蕾失去信心的觀衆,想再一次回到古典的劇場,再一次證明了古典藝術的吸引人和存在價値。
敦煌壁畫是我們傳統文化的寳藏,它爲我們保留了多采多姿的古代舞蹈形象。今天我們要以什麼樣的方式,才能使這些彩塑的「仙女們」再度「舞動」起來呢?
緊接北京中央民族樂團之後到訪的上海民族樂團,不但締造成功的票房紀錄,其演奏節目亦「曲高和衆」,堪稱是國樂發展中,一個全面性的示範音樂會。然而,由於大陸經濟改革,一切向錢看的風氣使得大陸藝術發展遭逢困境,目前台灣已成爲國樂發展的新希望。
謝艾琳是一位年僅十六歲的亭亭少女,卻已獲得第一屆柴可夫斯基靑少年音樂比賽中的鋼琴首獎,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獎項。十月十日,謝艾琳與亨利.梅哲一老一少,在音樂廳共同登台,演出今年的「國慶音樂會」,曲目是莫札特的〈第二十一號鋼琴協奏曲〉。
姚樹華導演的《北京人》,意欲將寫實主義形式的曹禺原作改頭換面,把主題從四〇年代的北京人原始主義,轉換爲九〇年代的台北文化評論;在形式上則轉換成後布萊希特的風格。然而,由於導演無法在中國/台灣文化落差中,尋找到眞正內在的共同核心議題,使得演員的夾議夾敍成爲說書人的扯談,無法推展眞正布萊希特式的辯證效果。
郭嘵華的《迴望長安》由三支新舊舞碼構成,展現編舞者四年來的轉變及發展歷程。
來自南台灣的現代舞團「舞之雅集」,是國家劇院秋季舞展的壓軸。他們推出四個截然不同的舞碼,各有其獨特的節奏與風格。
聞名於世的荷蘭皇家阿姆斯特丹音樂會堂管弦樂團在名指揮家夏伊的領軍下,九月份帶給台北市民星光與音符交燦的夜晚。稍憾的是樂籟雖美,終究難臻天音。
西班牙克莉絲汀娜.歐亞絲舞團(Ballet Christina Hoyos)於九月底來舍表演。第十一期的《表演藝術》雜誌刊出賴秀峯和許金仙女的兩篇專文,並於國家演奏廳舉辦一場演講。然而,所有的焦點都集中於舞蹈方面,忽略了佛拉明哥(flamenco)的另外三分之二:歌唱與吉他音樂。本文的目的就是要爲其音樂作一簡介。
今年的「台北縣中元普渡宗敎藝術節」,由地方政府主辦,民間文敎基金會執行;活動地點遍及土城、板橋、中永和等地重要街道(主要表演區爲永和中正橋下),參加民衆超過十萬。這樣熱鬧滾滾的地方活動,究竟背後有什麼樣的意義?都市邊陲的民間藝術與都市中心菁英藝術的差距,又顯示了什麼樣的權力關係?
「中國人作曲,中國人編舞,中國人跳給中國人看」的雲門舞集,是一個緣起於七〇年代台灣知識份子理想燃燒的夢──以文化創作喚醒民族靈魂。而今,雲門迤邐行來,走過二十個年頭之後的《九歌》,宣傳空前盛大,社會熱烈期待,而果然掌聲也不絕於耳──只是,觀衆似乎已不復《薪傳》時的激情;甚至還夾雜著一絲「今非昔比」的蒼涼和不忍。有心人不禁要問:雲門,何以致此呢!?
九百萬的《九歌》,憑藉文宣戰術成功及媒體全力支持,票房大捷,如同舞劇的終場意象:雲門之路,金光閃爍。但是,除了民族命運關懷的主題,除了華美壯濶的舞台設計,《九歌》的舞,究竟能帶給我們多少的感動呢?
《九歌》五年的等待沒有白費,不只是舞者在藝術上成熟了,編舞家也能沈澱其構思,連台北的觀衆也變得更加有包容力和鑑賞力。
成軍三年的「流浪舞者工作群」,今年集合了前往紐約硏習舞蹈的編舞者、舞者,文建會舞蹈創作得獎者,和其他的舞蹈工作者,在國家劇院舉辦的秋季舞展中演出,推出五位編舞者的九個作品,呈現出多樣的風貌。
整團蒞台的北京中央民族樂團,其在台灣是做了一次成功的演出,從一天比一天好的票房中即可看出。只是做爲「國樂界」一份子,不能只欣喜於被炒成熱門新聞的假象,對於號稱中國氣勢最磅礴的國樂團此次傾全力演出,所顯現或隱含的各種問題及連帶的影響,不能不給予正視。
「北市交合唱團」以威爾第的《安魂曲》做爲首演節目;陳秋盛一氣呵成的指揮顯露了強烈的震撼,然而合唱團的默契仍稍嫌不足。
三島由紀夫的《沙德侯爵夫人》是從沙德周圍的一群女性,進行慾望權力與世俗道德矛盾的迂迴演繹。在虐待與被虐待,奴役與主宰的前景運作中,昻揚的法國大革命步伐如同平行發展的解放聲浪,邁步向前。
《非關男女》可說是「文學界跨刀劇場界」的力作,從編劇、導演到演員,幾乎全由當今文壇知名作家擔綱;筆端的千百情態,換成眞人的現身說法,舞台技巧雖非專業,依舊魅力十足,引人入勝。
受到當代「反敍事」劇場風潮的影響,劇本地位一落千丈,從前被視爲「經典」的作品亦難逃詮釋者「強橫蹂躪」的噩運。可是,當代導演叛離本文和形式上的重塑新義,是否足夠彌補他所背叛和捨棄的?如其不然,背叛和捨棄又是爲什麼呢?
由流派藝術的高度發展,到劇場形式與敍事手法的革新,傳統戲曲跨出了艱難的一大步。我們從北京京劇團、中國京劇院與湖北漢劇團的演出,瀏覽了京劇由傳統到現代化的三個階段。而《樓蘭女》的搬演,在探索未來戲劇的可能性上,是否預示了舉步維艱、困難重重的逆境?
《樓蘭女》改編希臘悲劇《米蒂亞》,不僅止於運用不同型態的劇場媒介,更進一步企圖呈現本質迥異的戲劇型態。然而,原劇對白的大量刪減,歌舞隊角色的混淆不淸,結局以地遁取代騎龍的象徵,在在削減了《米蒂亞》的多面與深沈。
這場表演的三個劇團非常巧合地顯現台灣歷史的三個階段:傳統中國、日據時代、台灣現代。而他們的身體語言似乎也與此相呼應──節制、壓抑、錯亂。然而,小劇場對旣存的現實似乎渺無指涉;那麼,小劇場自我犧牲或反抗體制的目的是什麼?
爲什麼要顚覆身體?不是因爲社會體制束縛了身體,更不是因爲自己裏面的反抗傾向。眞正的顚覆只能是爲了個人內在的整體和諧;當我們的身體變成自己裏面的獨裁者,理智和情感都淪爲奴隸時,我們必須顚覆它。
這齣「舞蹈戲劇」所使用的肢體語言反映了創作者欲融匯各類表演形式的企圖心。而取擷自日常生活的動作亦能與舞蹈等量齊觀,讓人細細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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