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裂口,愛的勇氣
評巴黎市立劇院《圍城》此地獄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劇情推進間不斷堆疊,使得劇中情人之間大量詩化的柔情話語更加濃郁,於是堅定不移的愛形成反抗的力量,隱隱約約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漸顯露且貫穿全劇,成為逆轉與解救的主因,當迪亞哥直面「死亡」說出我不恐懼,並犧牲維多利亞以換取整個城市的自由時,「死亡」隨即退卻,能力削弱,眾人得以走向希望
此地獄自地底翻起的意象在劇情推進間不斷堆疊,使得劇中情人之間大量詩化的柔情話語更加濃郁,於是堅定不移的愛形成反抗的力量,隱隱約約在「瘟疫」的魔掌中逐漸顯露且貫穿全劇,成為逆轉與解救的主因,當迪亞哥直面「死亡」說出我不恐懼,並犧牲維多利亞以換取整個城市的自由時,「死亡」隨即退卻,能力削弱,眾人得以走向希望
一場錯夢,確實讓《西樓記》活了過來無論該解讀為戲弄觀眾,或挽救全劇。王嘉明藉情節調轉的變奏,讓傳統與現代美學更顯反差;同時,也回應過往執導崑劇的「夢的脈絡」。我著實驚喜於這樣的結局安排。不過,《西樓記》的新意,卻更是王嘉明的「限制」無法新寫曲文的重組,終究離不開原著的制約與詮釋的囿限。另外,整體節奏與調度不夠順暢,折子的接合也卡死於情節交代而非表演發揮,都考驗對崑劇的理解與進一步創發。
蕭斯塔可維奇在史達林時期被監視與軟禁,無法按照自由意志創作,因此在此曲中暗藏DSCH,表達自己內心世界的創作,由經歷過蘇聯時期的小提琴家娓娓道來,霎時令人陷入悲傷、苦悶的情境。這場音樂會是凡格羅夫在台演出中最精采的一次,然而一首成功的協奏曲演出,不僅要優秀的獨奏家,亦要盡全力配合的樂團,指揮也展現深厚的功力,因此這是一場可遇不可求的音樂會。
這是一齣關於生成的舞蹈,但卻不由雀躍的手足所慶祝,而是被舞者匍匐、擱淺於舞台上那不良於行的拍擊聲響歌頌著。或者,如時而閃現於舞台上的綠色光束,既是與肢體角度相互折射的藤蔓,同時也是刺穿身體、使之無法動彈的標本針。何曉玫作品的問題正於此展現──舞蹈如何作為拒絕與擺脫意志加諸於身體的表達?
第二屆的利澤偶聚祭雖然年輕小巧,在策展思考上卻十分完整,展現了無獨有偶工作室在台灣近廿年的偶戲耕耘,亦可見其五年下來在利澤的社區融入。然以「親近民眾」作為目標時,選擇上難免稍嫌保守,尤其國外邀演作品,多仍聚焦在個人情感與想像的翻轉上,雖然技藝精湛,可創作主題上稍嫌單薄。期待一屆屆的積累後,偶聚祭真能成為一個當代偶戲的交流據點。
然而,也是在這般以妖怪作為多重隱喻的企圖下,讓論述失焦而落入左支右絀之境地。劇中缺乏一明確世界觀,得以合理收納諸多變異的妖怪形象與象徵。於是,我們時而見到妖怪是被他者化的敵方陣營,是外來者,是在我們之間的少數;有時卻又化為人類心中的恐懼,人類在現代化過程中所產生的變異行為,或是人類社會結構之反照。
如果鍾喬的劇場作品往往具有想像革命的意涵,《范天寒》則是在後革命氛圍,一方面調度差事慣常戲劇元素(歷史事件與人物、反抗意涵、大合唱等),一方面衡量創作者自身、演員群與主事團體、戲劇主題之間距離,進行更向演員開放的排練方法,以含納先於排除的創作意識回應差事及舞台上涉及的這些歷史、這些表演的人,從而再結構。
《葉瑪》以肢體取代語言,以能量取代情緒,以展現取代敘事,直觀地呈現出劇中的張力,也表露出劇中多種如生命與死亡、秩序與失序、神聖與褻瀆、規訓與自由等二元對立概念,一方面提煉出了此劇純粹的古典精神,但另一方面,可惜的是,整體下來不免因過度象徵而少了細微的人性糾葛,著實作淺了原著該有的層次和厚度。
雖然這支作品中的舞蹈動作有著後現代舞的極簡風格,但卻與後現代舞蹈追求理性的抽象非敘述性不同,反而是透過精煉的動作語彙,搭配豐富的劇場元素,創造強烈的情緒張力,表現出古典現代舞對感性美的重視,而這樣對完美的追求,也隱約讓人感覺到一絲不安,這個不安或許來自創作者神聖化、抑或「昇華」了戰爭成為劇場藝術元素的美學態度。
這故事是為了和誰產生連結呢?是背著過去來到異鄉的移居者?是尋根者?還是一無所知的聽故事的人們?於是,我終究想到了那鍋散戲後人人有份的牛趴敷湯,想到了說不出泰緬滇的山啊河啊,卻能輕易喚起印象中泰緬滇料理酸辣滋味的大多數台灣人。在族譜的世界,以一翻兩瞪眼的血脈傳承;在食譜的世界,被我們消化的一切,讓我們也跟著成了記憶的繼承人。
物質雖便於人憑寄情感,但也同時是最脆弱的存在象徵。繡襦化身的李亞仙,是李亞仙對於鄭元和的情感延伸,也是鄭元和對於李亞仙的理想想像,因此繡襦的變化,毋寧是李亞仙與鄭元和在五十年之間彼此思念的共同產物。而此物件的脆弱在於,「繡襦本是無情物,喜樂幸與亞仙同」,但當今生結束、人與物同時消亡之後,「來生再無有什麼鄭元和與李亞仙了」,因此物質憑寄的情感是既真且幻的存在,建構出人存在的無限悲哀。
在這個養老院的空間裡,在這個父親的小宇宙裡,在這什麼都有可能的場域裡,以混亂取代了規矩,以失序取代了秩序,不僅僅表現了父親面對外在壓制的抗衡力量,呈現出父親返璞歸真的心理狀態,也洗鍊出世界褪去理性邏輯後的原初狀態,歸返至一片包容萬物、承載多元的境地。
布拉瑞揚在動作元素上從毛利人身上的挪借,不是一個「本質論」的問題,恰恰要呈現的是他寧願跳脫原住民身體與「自然」劃成等號的桎梏,而以異己認同的策略把文化身分理解為塑造與重新塑造,也是語境的延異與再延異,不僅顛覆集體記憶所形成的國民國家論,更要再造自身走進記憶地圖的路徑,重新找到以身體為中心的座標,畫出一幅自己的平面世界,並立身於其上。
正因為傳統歌謠與族群文化的密不可分,布拉瑞揚讓斯乃泱的歌聲因肉身的被壓迫而支離破碎、甚至強迫中斷。一方面呼應著凱道上的族人對傳統領域被剝奪與侵犯的控訴;另一方面要以這破碎的「在場」(presence)召喚那歷史中許多如鬼魅般盤據不去的「缺席」(spectral absence)皇民化政策下消失的樂舞儀式、民族舞蹈比賽與觀光園區中不斷被複製掏空的「山地舞」、國家慶典中原住民身體與聲音符號被拿來裝飾五族共和的「中國」或本土意識的「台灣」
「自我」在慾望在公眾化的情況下,無限縮小至近乎消音,玩家在眾目睽睽下,更願意選擇更多人受益、更「均善」的選項,而非支持個人私慾滿足的玩家提議。即使在藝術自由的安全保護下,玩家們仍難以跳脫「眾好」的社會主流規訓,讓更多人受惠是否就等於較為公平?而公平真正的價值又是什麼?個人在民主社會追求更大利益的同時,是否真的如同演出般,願意放棄心中所欲,成全看似與己無涉的利益?
那些清一色著白色防護衣的演員,低調地提著盛裝番茄的籃子出現,逐一遞給每一個觀眾。然後,又由一個防護人員用手機錄影功能拍攝觀眾手中的蕃茄,另一防護人員即時將之同步投影在牆上、在浮洲上、在觀眾身上這些默默進行中的儀式,帶有一種末世救贖感,這也許是導演在音樂基礎上延伸的劇場想像,而我想這想像是成功的,在聲音的基礎上,劇場賦予了畫面與儀式,不減損原來已存在的,而延展出新的。
《再會吧北投》一如綠光劇團以往作品,以淺顯易懂的劇情、寫實復古的舞台、草根親民的語言,讓觀眾得以快速地進入故事情境,更巧妙地運用歌曲,讓表面上的演唱注入了不少敘事層面的試驗,讓歌不只是歌,讓此作不只是掛上「陳明章」這塊招牌而已,而是富饒底蘊地將其音樂的精神轉化、延伸,與戲的內容相互接續、呼應,甚可作為國內「點唱機音樂劇」的參考範例,以及「人間音樂劇」的起點。
與其評斷《京歌》形式實驗出什麼,或說意圖完成什麼,不如認為其以類似《莎姆雷特》(屏風表演班,1992)的效果與結構,進一步透過創作本身來重新思考形式實驗的過程。就如開場不久後,阿仁便提出對「跨界」的質疑,卻又用混搭的方式七零八落地完成《京歌之真假薛平貴》,反過來履行自身質疑,形成詭譎的反諷。
《光年紀事》用詩意與純度極高的美感,一開始就取消了隱喻的線,讓我們的回憶與意識可以是宇宙,是海洋裡的探險。避免哲學與宇宙觀的論述陷阱,可以安心去訴說關於一個人內心私密的話語。動用整個劇場的「光」,亦借喻了指涉到「黑」。我們看到的,是個提煉出來,甚至有點過度潔亮的光之劇場,記憶的劇場。只是終究借喻出來的,是無邊的黑暗與遺忘。也許是為了看見黑暗,才召喚了光;為了面對遺忘,才召喚回憶。
結構上有趣的轉折,是中間穿插了一段「謝幕」演出,這讓觀眾得以重新觀看每位表演者「謝幕的身體」同時,也讓我們將已知的舞蹈系統重新翻轉,從共同的訓練系統中的身體回歸到單一個體,像是個橋梁,巧妙地連結概念主軸,而在謝幕後的服裝變換,更斷層與擦拭了我們的印象,像是重新啟動另一套模式,重新呼吸。
深黑色,在排灣部落社會中是屬於貴族的顏色,平民不可越級。然而在階級制度分明卻已漸受現代社會異化的部落社會中,身為當代原住民的TAI對於部落與傳統的愛該如何說?他們集體一身黑,似乎有意讓神聖的黑色光暈撫觸群體中的每個個體,以歌聲、腳步、眼神、身體滿溢著群體也是個體的愛與矛盾,反覆運動、震盪,開啟交接傳統與未來的節點。
神用自己的形象造人,人用自己的形象建城。城市本一物,你我惹塵埃。城市不事生產,祂只管複製與貼上。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巴赫、布魯克納、Isaac Hayes以及《代》劇的郭貝爾,與列車進站、列車廣播及鐵捲門的噪音平起平坐你帶什麼進城,城市就有什麼樣的聲音。
這是一場罕見的絃樂六重奏音樂會,且是單一作曲家的演出。這樣的曲目,在過去能有六成以上的觀眾,都已經算是不錯的,而TC以精采的黃金組合演奏這樣的室內樂曲目,帶給觀眾嚴謹、深度與熱情兼具的演出,將青年布拉姆斯的美麗與哀愁,詮釋得淋漓盡致,打破大家對室內樂無趣、深奧的刻板印象,再次證明只要演出精采,深奧難懂的音樂,一樣可以撼動人心。
當代的觀眾們對於「馬戲」的理解是什麼?等同於雜耍?雜技?還是馴獸?在這些無限可能的問號中,馬戲二字前頭又被加上「當代」二字,或許會使觀眾更加頭痛。筆者認為,事實上《悟空》這部作品並不難理解,但的確有難以「定義」的問題。只是,我們需要即刻對《悟空》具有的「當代性」定義嗎?又,我們該如何定義作品中的「當代性」?
實際聆聽演出,馬勒的音樂線條的確更為鮮明,尤其像是法國號一些裝飾音都更有畫龍點睛之效;當然相較於原始版,樂手也必須面對更大的挑戰,因為每一聲部的重責大任都要由各個樂手獨力挑起,尤其在面對長線條時,沒了可相互替換的同聲部樂手,更要仔細計算,以免顯露破綻。比較令我意外的是,這場演出中樂團音色並未變得更為明澈,各個聲部在線條明顯之餘仍不乏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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