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聽的敘情短詩》選取的文字顯示，作品的本質不在於將莎翁原作的戲劇衝突精簡呈現，而是藉著斷簡式隻字片語的對照，展現歐菲莉亞（Ophelia）與哈姆雷特不同的世界。若說狄恩的室內樂音樂會是他身為中提琴演奏家的心得展現，他在《動聽的敘情短詩》裡處理人聲的獨特方式，並將人聲溶入色彩豐富的樂團語法中，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海神家族》交響曲固然是由陳玉慧的同名小說引起靈感，在曲中也刻意引用突顯小說人物時空背景的音樂（例如日本國歌、京劇片段、法文歌曲等），不過，這些都僅止於象徵的引用（quotation）。沒讀過小說的人，光用純音樂的角度來欣賞，照樣被交響曲的音樂內容感動。也許作曲家沒有強烈的自覺，但是，曲中反映出的難道不是作曲家自己一生的心境轉折嗎？
針對插曲與整體間的關係，讓我們問的更激進些：在我們看不見的那些黑暗時刻，舞者有繼續表演嗎？難道兩位表演者彼此撲滅打火機與火柴的光源不是為了偷懶嗎？我們是不是在看不到的時候，以「聲音」的內容為基礎，在可見與可見的兩點之間自行想像並內插了諸多動作的情節？這些提問都指向《混沌身響第六番》所在意的光、聲音（音樂）與動作（舞蹈）之間的關係。
透過身體，編舞家們真實反映了目前生命階段，他們向內探詢，一個探到了黑洞，一個撕裂成好幾個自己，指向存在的分裂、畏縮與漂浮感，也就是失主體，或如王墨林所言「主體尚未被建立的狀態」。這的確是創作必須經歷的探索內在過程，田孝慈花了三年創作《洞》，與生命或情緒的黑洞纏鬥，黃懷德的《撕裂》也是，都是往死裡鑽，只盼鑽出一條血路
所有在地板上的糾纏，不管是鄭志忠與李新寶的，還是黃志勇與姜聲國的，因而都是非主體且反社會的，這樣的交纏不但沒有留出足夠的時間給清楚的發聲，也沒有留下足夠的距離給文字的書寫，當然就更無法等待主體與主體形象的形成，《關於生之重力的間奏式》為我們標誌出這些主體生成的重力位置，顯示生命所預設的物質性條件。
栢優座版《椅子》雖說荒謬，卻更多是譏諷與奚嘲，華麗演繹，不惴不懼。虛空的反面其實是過度認真，如果再犀利些，對戲曲的嘲弄再刻意些，這一堂荒謬底深沉的悲哀就更巨大，睇視著的觀眾也才會冷直了背，暗自愧慚吧。
天狗的文化意涵被挪用到當下的台灣，劇情走到最後，透過僧人的媒介，我們了解到天狗有可能只是宗房面對巨大創傷的心像投射，舞台上虛實的演繹，到了結尾也不讓我們知道到底天狗最後有沒有出現，成與敗、生與死都變成了一個謎，這個開放的結局，讓我們看見天狗作為一個搜神願望的視覺形象展現，在劇裡打開了關於超越歷史創傷，尋求個人解脫之道的哲學思考空間。
除了豐富的舞蹈與戲劇片段，此劇還多次置入了訪談影像，訪問走過浪漫愛的已婚熟男女對於愛情觀點，提問如「愛情的最高境界？」「還記得初戀？」等等。劇終之前，舞者也各自獨白自己的情愛觀。於是一齣豐富多彩的音樂劇面臨了一個高度壓縮的難題。
我們既需要酒神來破除外在種種社會約定俗成的制約，但同時亦需要日神的邏輯、與嚴格的自我觀照訓練，來運作日常的世界。如何不囿限於外在社會意識形態的束縛，亦不漫無邊際地追求自由，須回歸到本我的內在，去認清楚自己到底是誰。這可能是《酒神的女信徒》所帶給台灣觀眾的一份禮物，讓這一夜台北的星空如此希臘之外，可以留在觀眾心中縈迴再三、反覆思量的餘響。
席夫是以不露痕跡的微小變化，有計畫性地呈現這卅段變奏，讓這長達一小時的樂曲，增加許多小趣味，即使再次反覆詠歎調（Aria）的最後一曲，也不會彈奏得與開始時一樣，猶如帶領聽眾進入神聖、奧秘的旅程，觀看、聆聽感受著音樂帶給我們性靈的啟示，享受著大自然最美好的聲音，這是極有修為與精進的藝術家才能給予觀者的禮物。
導演曾說：「我和舞台設計討論，希望舞台的視覺呈現，能愈簡單愈好，因為人最後會回歸到什麼都沒有的狀態。這樣的舞台呈現，觀眾不會被過多的視覺效果干擾，也能讓劇中要討論的生死跳脫出來。」然而，透過旋轉舞台所端出主角的人生切片，卻乏善可陳到如同冷飯殘羹般，讓觀看者食之無味
由NSO近年來的歌劇製作成果，可以看到，國內已有基本長年定期演出歌劇的能力，缺乏的是相關藝術政策的配合，若有整體的適當規劃，NSO的歌劇製作可以輕鬆地巡迴北中南三地演出，去蕪存菁，逐年建立歌劇製作劇目，朝向全國式的定目劇院運作，將購買他國製作的經費投資於國內，才能累積出可傳承的成就，「國家」級「歌劇」院的成立方有藝術文化發展上的意義。
如果當晚的音樂會訴求，在執行與文化理解層面都如此受制於「當代中國」的史實前提，以至於無法精確傳遞節目內容想表達的訊息，那麼，這是否指出了值得我們重新審視中國文化發展狀態的觀點？並且提供當今不斷尋求多元表現形式氛圍下的民族音樂工作者，藉由研考史料，以便清晰地理解中華民族音樂與周邊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實，拓展在西化系統發展下的主流民族器樂演繹條件之外，一個更寬廣的曲目方向與演繹空間？
最令人驚豔的，絕對是壓軸的史托克豪森的歌劇《光系列星期三》中〈人類，聽！Menschen, hrt〉，這六位歌手出場時各自托著一顆球，代表一顆小行星，並以公轉的軌道方式移動演唱，將整個音樂廳視為全宇宙，歌手們分站在觀眾席的六個角落，更能近距離聽到他們精采的音樂性及技術性。他們要用歌聲包圍整個宇宙，讓音樂的空間被無限放大，頓時充滿「念天地之悠悠」之寬闊。
放在大趨勢下，就這一點而言，仍然不脫諸多創作者現今對「身體的自然」的探索與重省（相似於「家」主題的常見）。安娜琪選擇的戰場是直接面對科技，創作的投影與記錄的影像反而被賦予相反的功能。而當編舞家以直接面對科技，追尋與建構 Second Body的同時，其實也慢慢地走出人類中心，逐漸步入人類與後人類之間的過渡空間。
一心製作新戲愈見求變企圖，嶄新處不只劇本，連製作團隊也是，近幾年愈加採行歌仔戲與文學、現代劇場、崑劇、京劇、流行音樂工作者「異業合作」，透過該領域名人「品牌」的號召，帶來戲曲圈外的觀眾；其外來背景又活絡劇團創作思考與促長演員技藝，都是好的刺激。只是，名人效益是否符合每齣戲的方向，以及如何鞏固劇團本身雙小生和武打見長的「品牌」，猶有嘗試空間。
這是一個朱蔚庭與長期駐地的指導對象淡水長老教會的學員一同發展的作品。從這一群婆婆媽媽與孩子的日常對話、經驗，帶出世代間的難以溝通、封閉，作為一個社區學員參與的作品，這種取樣算是沉重、serious的，但朱蔚庭卻以極親民、親切的形式呈現，於是顯現出一種特殊的嚴肅氛圍。
簡麟懿的《囚》呈現簡潔有力的肢體，將動作細膩地切入音樂旋律，頗有禪風意味。田采薇《The Man》融合歐陸劇作裡Dramaturgy思維，以非常細微的（subtle）方式表達了兩性主從又壓抑的關係。洪綵希改編自童話的《藍鬍子》則是以概念方式表現人類權力慾望的抽象作品。透過作品，舞者將國外經驗反芻呈現
刻意曝露的攝影工作人員、敞露的鏡頭軌道，即時將劇中角色們的行舉，特寫並放映至背幕，並由此時而音聲拼貼、時而影像與真實分離，調度上可將劇場空間中分處兩端的行為並置在同一畫面，擁抱成為最疏遠的距離，暴力與乖戾，卻有了最逼視內在視角的手術刀般的殘酷。
一個「制式化」的劇本已屬難得，更難得的是《我記得》裡的五位角色竟然有如此「規格化」的「樣本」人生！起心動念皆毫無懸念地走到落幕，這就是導演將舞台場景設計成「框架」的原因嗎？因為導演自始至終都沒有跳脫出困住自己「僵化」的角色「樣本」思維模式！於是他用「框架」來呈現場景，用「框架」來告訴觀看者：「對！我就是被困在了刻板角色的印象思維中！」
明華園的《散戲》以文學為底本，拓展出歌仔戲跳脫以往的框架來，這或許可看作明華園新的里程碑，也是歌仔戲在劇場裡嶄新的一頁。那本棲於百姓之家的梁上燕子，或許正如同那不斷旋轉的舞台一般，終有重回廟堂的一天！
不過值得尋思的是，《服》劇沒有耽溺在無限膨脹的性別議題裡，也沒有對政治現實和性別議題的強力批判。演員儀式性的換裝扮演，走位於四平八穩的舞台設計和布局，讓整齣戲的視覺氛圍顯現某種商業性、或說中產階級的氣質。我無意評價這種氣質的優劣是非，而是覺得這樣的製作格局值得玩味；它一方面滿足了部分觀眾對製作的期待，似乎也證明了中型製作的最高格局或能盡到最大的能力。
大部分時間被設定為舞台背景的合唱團亦有許多精緻的呈現，除了配合劇情轉身以顯示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之外，例如第一幕的飲酒場景裡，位於「台後」的合唱團員配合「台上」的主要角色紛紛拿起鋼杯互敬，打破兩個空間的界限，顯得頗為「入戲」。但是黑壓壓的眾人一手持杯一手捧譜的畫面，也有種錯置感，觀眾席間笑聲微微鵲起，整體又有「出戲」之效。
所有歌者中，能夠喚起我充分感動的，是飾唱阿弗雷多父親捷爾蒙的國內男中音巫白玉璽。他的歌唱除了共鳴充分，韻律感甚佳，還能層層進逼地去營造具有張力的戲劇性。難得的是，上述男、女主角歌唱上一些不足的地方，都成了巫白玉璽的優點：他出色、生動的獨唱、重唱，或許讓聽眾們驚覺：原來威爾第苦心經營的父親角色，不只不是配角，而是三位主角之一！
林素蓮的《福吉三街》與陳拜兒的《Dear Vuvu半個阿嬤》，兩支舞作乍看之下都是讓人會感到開心、熱鬧的舞作，無論舞者源於自身生命印記而發的作動，抑或順著舞者的記憶、情緒與感覺而組合的音樂，編舞家都更像是一位編輯，經由與舞者群體互相挖掘、回饋的過程，編輯出一份召喚記憶、編織人際交往、以差異為前提的生命敘說式舞蹈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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