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不對號、可於任何時間內自由進出劇場的表演,更為草根,更接近人民的生活,更有娛樂性、聯誼性。但售票、定時、且對號入座的演出顯然注重表演的完整呈現,強調藝術的莊嚴。前者在親民,後者在止於至善。追求不同,票務結構也有所不同。然而對所有觀眾而言,一旦是售票演出,適度的公德心和自制力就被期待;前者是教育,後者是修養,合起來是文化。
《女兒紅》的編導太在乎觀眾直接的反應,太在乎他個人的悲歡際遇能否讓觀眾「笑中帶淚,淚中帶笑」,其結果卻是如角色一樣的沈溺與自憐?《女兒紅》最為一偏私密的告白,創作者的勇氣可嘉,最為一個應該被評論的作品,卻表現出一種不對等的關係:面對創作者毫不保留的自曝隱私,觀看者該如何自處。
對企業而言,只要為了經營管理的合理化和股東權益的最大化,合併是值得考慮的手段。然而藝術機構並不以營利為最大目標,藝術家常常要求的是更大的主體性,合併涉及許多妥協,所謂分工合作的原則即使可以掛在嘴邊,一旦主導權的爭議浮上檯面,人窮志不窮的藝術家性格就完全展現,無可相讓。
國藝會費盡心機補助歌仔戲創作,卻量給劇團一個狹小的空間、無法給創作人員一個施展的餘地,就好比一個人花了很多錢去打造一雙精緻美麗、卻不合穿的鞋,其意義何在呢?或許,在考量演出經費多寡更勝於重視定型創作的必要之後,補助「優質活戲」或許會比獎勵「優質民戲」更實用一些。
在這樣經濟還不景氣、預算赤字高漲的時刻,政府能再大手筆投資,以幾百億的經費,在未來興建幾座所謂國家級的劇院與音樂廳,在我們劇場工作者聽來,確實令人興奮,也為之喝采;不過相對的,也有些隱憂。因為這種計畫的執行,一下子搞不好,就會演變成蓋「房子」,而非真正在建實用的劇場或音樂廳。
從西方古典音樂世界出走,絕非音樂風氣衰敗,而是表示這個社會醞釀了自主的音樂能量。交響樂團的形成,源自西方音樂演進階段需求,非一成不變。它本該為社會所用,而不是為社會所供奉。如果市交事件能促成對樂團的社會定位重新思考,也許能因禍得福。如果淪為權力與職位的鬥爭,那就爭如不要也罷。
最近,北市文化局開始加緊擬定台北市表演藝術團體管理自治條例,希望給團隊清楚的定位;文建會也擬召集各縣市文化局,匯聚共識,釐清模糊定義。終於團隊渾沌的身分認定問題,露出一線曙光。真的殷切期盼橋造好了,路鋪好了,團隊先有安身立命的生態環境,再談如何建構文化產業起飛的機制。
從渡海的身體到「身心靈」的身體,台灣現代舞似乎有了自己的「品牌」;但除了這些,現代舞存在於台灣還能具有其他怎樣的意義呢?而這三十年來,台灣現代舞經過雲門形象學的形成,儼然已建構了一套「文化工業」的生產機制,正是詹明信說的:「一切都成了形象,都成了文本,沒有涉指物,沒有外在的客觀世界。」
麥克風的使用,能把一場「現場」表演硬生生變成了「轉播」;而我們的節目單,總是不脫畢業紀念冊的格局。大家都能理解,「專業化」不等於「商業化」,「商業化」也不等於「粗俗幼稚」。但是在耳朵飽受麥克風轟炸、眼睛看著同樂會般的節目單時,我實在不曉得我們講究的劇場專業到底反映出什麼。
高雄正在轉型成工商綜合城市,一切文化與藝術施政都該設定為這轉型過程中的一環。對高市的藝術文化而言,除獲得新硬體外,首要的是獲得更多文化藝術的常設性活動經費,大幅增加對人的投資,以帶動文藝欣賞人口的成長,吸引更多藝術家定居在南台灣工作,長年地帶動並改變風氣,使之能夠逐步順利地轉型。
PQ的獎項,雖然無法如美國的東尼獎或電影界的金棕櫚引人注目,但它在國際劇場界中的權威地位,卻絕對不亞於這些獎項。因此,台灣在PQ的獲獎,相較於台灣許多電影導演在各大影展中的光榮紀錄,理應獲得相同的重視。只是,當這樣的消息傳回台灣之後,受到的卻是傳播媒體不成比例的冷淡反應。
劇院音樂廳與表演藝術團體之間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但是如何發揮整合效益卻是一門高深的藝術。而這些耗資數十億的文化投資更需要審慎的財務評估,以及未來的經營部署。在思考劇院音樂廳的興建之前,倘若無法獲得這些問題的答案,那還是集中資源,先提升目前的營運績效再說。
文化單位習慣於「樂觀其成」,不習慣「主動研發」,這種心態或許是因這些單位中行政人員多、研發人員少的關係。主動去了解民間文化生態、察看民間需要、研究如何協助,這對文化單位該是何等重要的事!如果只習慣當出錢的「主辦單位」、喜歡當沒有責任的「協辦單位」,不免枉費了文化「建設」的意義。
劇場界的朋友,現在除了苦撐待變,盡一個公民所應做的抗SARS的舉措,更重要的在這低壓沉靜之中,也要思考未來,預想如何使劇場藝術,在一味追求成為創意產業提昇產值之外,也該多想想更高的人文價值,它畢竟不是單純的「商品」而已。
不是歌劇(就像任何一門百年以上的藝術形式)正走向不可避免的僵化和死亡,而是我們對歌劇的僵化想像需要革命。
平常聲音高、大誌多的表演藝術界一時成了安安靜靜的「英英」。眼看日子不太平,卻只能是「美代子」;工作取消了,(至少短時間內)錢也難賺到了,正好低頭省思。演得雖比真的好看,咱們卻哪及得上劍及履及的抗SARS勇者!
一九八七年李泰祥的《棋王》則開啟台灣音樂劇風氣之先,「戲劇─音樂」表演形式隱然復興。可惜十六年過去,音樂劇並沒有隨時間得到成比例發展,原因是民間音樂工作者的創意,無法和學院音樂家的技術充分交流結合,而資源阻塞的根本關鍵,還是在於「觀念」。
舞蹈原本擅長使用的是一套抽象的語彙,無法說出直接的意味,但是「舞蹈劇場」也好,「舞踏」也好,並不想再延續現代舞用系統化的動作描述出一個文本,而是讓身體通過這樣一個政治策略,面對舞台上客觀存在的身體是在怎樣的歷史或政治之中被我們看見(或看不見?)。
總結去年的劇場經驗,無論一般觀眾或評論者的反應有什麼差異,我們都可以看得到創作者的努力與堅持,和他們在艱困的條件下掙扎尋求一條出路的勇氣。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在過去一年當中,除了幾個演出當中部分的片段,在劇場中受到感動的經驗已經十分難得。此時此刻加以回想反思,人文關懷、或某種理想性格的失落,似乎也不是筆者個人的無端自擾。
在面臨通貨緊縮壓力的年代,市場法則會失靈,失當的補貼政策會更加扭曲市場。首先所有文化人該發出怒吼的是,始終文化藝術預算不足的事實,怎可因為政府編不出來預算,而成為犧牲品呢?當初所有承諾的支票呢?文化白皮書畫出來的大餅呢?
「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目標也許應該在建立「產業創意文化」,透過文化與藝術的養成教育與普及傳播,讓各行各業都逐漸擺脫俗麗與平庸,邁向氣質與靈動,台灣才能從高級苦力般的代工宿命中,竄升為創新設計的重鎮,也才能享有眼力、腦力與心力所帶來的高額報償。
「傳奇未了」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順利演出,票房爆滿。在「良性競爭」下每一齣戲都亮麗精采。「傳奇未了」不僅是郭寶崑個人的傳奇,更是兩岸三地、五位著名導演的傳奇。他們不要酬勞、不爭排名、不計辛苦。他們的創作因真情而感人、藝術因熟練而發光。
不同於大多數急於和傳統劃清界線的新新人類,白舞寺的創作成員不僅深受傳統藝術的洗禮,且立志將之發揚光大。該團「當代肢體結合傳統布袋戲」的概念,意不在打破傳統藝術的藩籬,而在努力對觀眾表達他們從傳統藝術感受到的美感。
電腦發展到今天,無論硬體和軟體已經愈來愈成熟。在你運用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偶然出現的一抹出奇色彩,一個特殊造形,都可能突破創作上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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