劇院音樂廳與表演藝術團體之間有著密切的依存關係,但是如何發揮整合效益卻是一門高深的藝術。而這些耗資數十億的文化投資更需要審慎的財務評估,以及未來的經營部署。在思考劇院音樂廳的興建之前,倘若無法獲得這些問題的答案,那還是集中資源,先提升目前的營運績效再說。
文化單位習慣於「樂觀其成」,不習慣「主動研發」,這種心態或許是因這些單位中行政人員多、研發人員少的關係。主動去了解民間文化生態、察看民間需要、研究如何協助,這對文化單位該是何等重要的事!如果只習慣當出錢的「主辦單位」、喜歡當沒有責任的「協辦單位」,不免枉費了文化「建設」的意義。
劇場界的朋友,現在除了苦撐待變,盡一個公民所應做的抗SARS的舉措,更重要的在這低壓沉靜之中,也要思考未來,預想如何使劇場藝術,在一味追求成為創意產業提昇產值之外,也該多想想更高的人文價值,它畢竟不是單純的「商品」而已。
不是歌劇(就像任何一門百年以上的藝術形式)正走向不可避免的僵化和死亡,而是我們對歌劇的僵化想像需要革命。
平常聲音高、大誌多的表演藝術界一時成了安安靜靜的「英英」。眼看日子不太平,卻只能是「美代子」;工作取消了,(至少短時間內)錢也難賺到了,正好低頭省思。演得雖比真的好看,咱們卻哪及得上劍及履及的抗SARS勇者!
一九八七年李泰祥的《棋王》則開啟台灣音樂劇風氣之先,「戲劇─音樂」表演形式隱然復興。可惜十六年過去,音樂劇並沒有隨時間得到成比例發展,原因是民間音樂工作者的創意,無法和學院音樂家的技術充分交流結合,而資源阻塞的根本關鍵,還是在於「觀念」。
舞蹈原本擅長使用的是一套抽象的語彙,無法說出直接的意味,但是「舞蹈劇場」也好,「舞踏」也好,並不想再延續現代舞用系統化的動作描述出一個文本,而是讓身體通過這樣一個政治策略,面對舞台上客觀存在的身體是在怎樣的歷史或政治之中被我們看見(或看不見?)。
總結去年的劇場經驗,無論一般觀眾或評論者的反應有什麼差異,我們都可以看得到創作者的努力與堅持,和他們在艱困的條件下掙扎尋求一條出路的勇氣。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在過去一年當中,除了幾個演出當中部分的片段,在劇場中受到感動的經驗已經十分難得。此時此刻加以回想反思,人文關懷、或某種理想性格的失落,似乎也不是筆者個人的無端自擾。
在面臨通貨緊縮壓力的年代,市場法則會失靈,失當的補貼政策會更加扭曲市場。首先所有文化人該發出怒吼的是,始終文化藝術預算不足的事實,怎可因為政府編不出來預算,而成為犧牲品呢?當初所有承諾的支票呢?文化白皮書畫出來的大餅呢?
「文化創意產業」的政策目標也許應該在建立「產業創意文化」,透過文化與藝術的養成教育與普及傳播,讓各行各業都逐漸擺脫俗麗與平庸,邁向氣質與靈動,台灣才能從高級苦力般的代工宿命中,竄升為創新設計的重鎮,也才能享有眼力、腦力與心力所帶來的高額報償。
「傳奇未了」在新加坡濱海藝術中心順利演出,票房爆滿。在「良性競爭」下每一齣戲都亮麗精采。「傳奇未了」不僅是郭寶崑個人的傳奇,更是兩岸三地、五位著名導演的傳奇。他們不要酬勞、不爭排名、不計辛苦。他們的創作因真情而感人、藝術因熟練而發光。
不同於大多數急於和傳統劃清界線的新新人類,白舞寺的創作成員不僅深受傳統藝術的洗禮,且立志將之發揚光大。該團「當代肢體結合傳統布袋戲」的概念,意不在打破傳統藝術的藩籬,而在努力對觀眾表達他們從傳統藝術感受到的美感。
電腦發展到今天,無論硬體和軟體已經愈來愈成熟。在你運用的過程中,會出現許多意想不到的結果。這對於一個創作者來說,偶然出現的一抹出奇色彩,一個特殊造形,都可能突破創作上的困境。
多年來我們推廣戲曲,不僅是希望培養觀眾,更希望培養出有能力的戲曲專業人材、成為可以貢獻本土戲曲創作的人,我們有義務給予這些「布衣」的創作人員一個可以為「卿相」的機會。
若拿拉岡的理論與「身心靈」舞蹈刻意想要渲染一股所謂「東方情調」的「符號表示」對照,就很容易讓我們看到身體沈緩移動的建構,基本上是挪借表演的概念,將之錯置於文化主體的言說中。
古典音樂引進多年,都是單向的不公平貿易。好比我們和先進國家交易,沒有技術提昇。人家賣我們高科技,我們只能賣香蕉鳳梨。最後不耐煩了,說我們乾脆不要高科技。是啊,沒有多明哥、沒有維也納愛樂,我們日子當然過得下去,可是這只是消極、負面的對待方式。積極的方式是:檢討自己產業為何不能升級?
沒有數字與分析報告,台灣的文化藝術政策仍在瞎子摸象的階段,只想增加經費,卻從不檢討現階段經費的運用是否已達到最大效益,台灣文化藝術界出的問題可不只是沒有企業概念而已,它根本就是個相關數據闕如的不可探測的黑洞,見樹不見林的現狀,又有何政策與發展方向可言呢?
藝術的確是在艱困的環境中創造出來的才更深刻,但是別忘了文化的累積有時也靠強大的權力和財力來支應,才得以延續。金錢與文化的掛鉤並非全然地不可取,經濟終究也是藝術的必要營養素之一 。
我個人一生從事劇場專業,也一路伴隨著我們的技術劇場艱苦成長。早年一直夢想有一座專業劇場出現,而在十五年前這個夢想實現了。這當然是我也是個人人生中一件大事。從國家劇院開幕迄今,我曾在裡面做過不少演出設計,遇過不少挑戰,也經歷過許許多多興奮快樂的時光。今天在國家劇院慶生之際,我要誠懇地向她說聲謝謝。
新階段樂評人朝不同專業發展,或邁向更前瞻、跨領域的文化課題,媒體管道也更見活潑多元。這樣,樂評就算不再以傳統大眾媒體為曝光點,但專業媒體一邊透過篩檢機制,維持指標角色;另一方面也成為維續樂評風氣的鼓風爐。電子報發行量動轍上數萬,更別說那些天文數字的「素人寫手」了。這樣的情況,還能說台灣有「樂評荒」嗎?
觀者只能在看到舞者的身體/動作之下,用自己的心靈去意會,然後再對自己的感受賦予分析的能力;舞者就更無法掌握台下的觀衆到底心靈起了什麼作用?還是悶得有點受不了?所以,所謂「身心靈」舞蹈算不算真的在展現「身心靈」的境界,那就憑觀衆自己的潛意識判斷了!
我們需要一個像雅各枕這樣的舞蹈節,來刺激、催生自己的舞蹈發展。就像六〇年代「傑德遜教堂」,催生了美國的後現代舞蹈,無論哪種藝術流派,從來都不是因為哪個天才出世而產生的,而是因為有一群氣味相投不安分子,在不斷的相互影響之下,讓靈光一閃的藝術創意,淬練成蚌殼裡的珍珠。
檢場景觀三四十年來在國藝中心都是常態,常看戲的觀衆還會為不同的檢場打分數:「今天《會審》檢場丟墊子遲了些!」曾幾何時,蘇崑檢場的功能像是「展示」,像是「活教材」。倒不是批評什麼,只是忽然警覺光陰似箭,國藝中心時代結束七年了,觀劇文化倏忽變遷,一時反應不過來。
藝術的反社會論,既是(社會給予的)汙名也是(藝術家自封的)神話。然而,二十一世紀重複藝術反社會的汙名/神話,時間錯置了,歷史角色也錯亂了。藝術家們群起抗議這樣的汙名化,是因為深知所謂的解嚴變遷,並不曾真正改變人們心中需要威權、習慣警檢的祕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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