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人敢說所有的前衛藝術都是有價値的,但是人人都明瞭如無前衛藝術,所有藝術的創作將成一潭死水。所謂鼓勵云者,恐怕在技術上也只能鼓勵產生前衛藝術的環境,而無法對某一項所謂的前衛藝術做直接的補助。
其實,所有開新端的作品,也並非完全抛棄傳統,毋寧是在旣有的成績上針對某一方面予以創建、革新。要想集大成,首先必須對過去的傳統有所把握才成。我們也有一個不薄的傳統,除了將近百年的現代戲劇之外,還有數百年的傳統戲曲及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地方戲曲在那裡,再加上我國現代戲劇所繼承的那一個久遠的西方傳統,這一切加在一起,遠遠超過了西方的當代新潮。
一方面,自中產階級家庭中每年產生相當數量的音樂兒童投入音樂的領域,另方面這個社會根本沒有音樂的市場,其結果,大部分學音樂的孩子們學成後回國,靠在家敎音樂爲生。然後造就更多的沒有事業前途的音樂兒童。這樣的社會,埋沒了很多音樂的天才。
實驗劇,有時使看戲的人知道他們實驗的是什麼,有時不知道,因爲製作人多半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點似乎看戲的人和製作者都領略到,就是企圖打破旣有的戲劇形式和成規的居心。這種只破不立的實驗劇應該叫做否定的實驗劇。
〈禮運大同篇〉描述的社會,是中國古人的夢想,推行社區文化多少要抱著同樣的胸懷才成。
這一波經貿的南向,如果持之有恆,一定也會帶動文化的雙向交流。
莫里哀的《僞君子》當中有一項著名的技巧:全劇的樞紐人物塔圖弗,直到戲演了一半才出現,這位衆人議論焦點的現身遂顯得雷霆萬鈞。人性本即如此:對缺席者倍加懸念。否則上帝爲何格外眷顧那隻走失的羔羊?
放在歷史的長河裡回頭看,《紅旗.白旗.阿罩霧》的作爲特定時間點上的故事,由此才可能具備史詩般的能力。尤其林文察、林文明兩兄弟的結局,與其歸諸性格的缺陷,毋寧歸諸時勢的必然──可憐他們何其有限的年壽,只能歎惋本身早歲即冥的噩運,又哪裡能夠站在人生戰役的高岡上,見識自己的繁華凋零其實另有深一層寓意
早期音樂的演出有許多特點,樂曲不長,音色變化大,配器自由,容許一些即興,奏唱時不用或少用顫音
香港人想必生活在一個得和別人共享生存空間的世界。被別人(不管是英國或中共)統治是什麽感覺?被別人當財產一樣租來還去是什麼感覺?.......台灣和香港一樣是人間孤兒,卻可以嘴上講的、心裏想的、雙脚走的,全是不同的方向;這種歧異分裂,讓我們還擁有一點模糊的希望。可惜的是,至今沒有出現一則能體現這種分裂體質的台灣寓言,不管是在電影、漫畫、文學或劇場。
戲劇是精鍊語言和維護語言的堡壘,如果我們堅持中國語文的戲劇,在主觀認知上就不致流爲邊緣地帶。
「你是在黑暗中拼命的對面前走來的美女眨眼,你淸楚你在做什麼,可是她並不知道,廣吿就是把燈打開,讓她看到你的好處而投向你。」劇場行銷人員就是打亮那盞燈的人,請觀衆、社會、媒體、企業界,甚至政府人員都能淸楚看到他們的表現而走近、支持劇場。
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之所以失去社會的信任也有部分原因起於政策溝通的缺失。在爭議事件發生之際,國家藝術基金沒有適時處理危機,並對獎助對象的創作動機和方式提出說明,事後又迫於社會壓力,轉向藝術家個人或機構要求退讓,再度引起藝術界更大的反彈。
小劇場的定義爲何?從六〇年代的李曼瑰起,「小劇場」這個名詞就一直被延用至今,但它的意義卻不斷地處於飄忽不定的狀態。如果說「小劇場」的定義是反傳統、反中產階級、反主流文化、反資本主義(這是套用西方的定義,同時也是個人比較傾向的說法)。那麼,台灣眞正的小劇場要一直到解嚴前幾年才發生。
藝術的產生不可能超越人類當時當地的思維。現代民族樂團的形成正反映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份子除舊迎新的思潮。
城市人接受了「現代化」的觀念,以藝術殿堂爲貴,促使民間藝人也爭相擠身其間,結果遠離了培育的芬芳土壤,又失去了全民參與的樂趣。其實,藝術何來高下之分?場地豈有雅俗之別?
台灣潛在的戲劇觀衆實在為數不少,特別是跟小劇場一起成長的這一代。問題是我們的小劇場自一九八〇年起,到底成長了多少?這二十年來的小劇場,一味強調肢體的表演,忘了還有劇本這一環,沒有一個小劇場眞正重視過劇本的研讀。結果在肢體上未見成功,先丟失了靈魂。這樣如何能與同代的觀衆一起成長呢?
台灣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我們也許該把它的運作方式和角色功能定位爲「三十年(或四十、五十年)後可以功成身退的文藝基金」。也就是說,它不必是一個百年不竭的財源,卻必須是一個在三、五十年之間能培養藝術界的自我成長、茁壯,乃至於進一步成爲扶植後起者的團體的關鍵角色。
人事的佈局其實很能反映國家領導人的政治智慧,也會不留情地透露他們的政策心態。就部會首長的任命來看,今年六月內閣改組牽動文化建設委員會主任委員的任命,也有些耐人尋味。專業上的考慮、俗雅間的取捨,以及政治性的分配都値得觀察。
荒謬劇以喜劇的手段,揭示出最深沉的人的悲劇處境。
吳興國露出赤脚的一幕是有力的轉折,蒼白的肌膚讓我們一時覺得突兀,却又驚動無比:阿卡曼儂在觀衆眼前突然變得眞實無比。
今天文化侵略的嚴重性,是因爲它沒有侵略的形式,卻有侵略的實質。
英國的《亞瑟王傳奇》由靑少年擔綱,劇情設計上只是一齣演給孩子們看的戲,卻努力照顧到人性的複雜面,多少反映了人物成長的背景與日後性格之間的關係,劇中的少年角色在命運的擺弄之下作出不得已的掙扎,即使像茉更一樣淪為邪惡的化身,也逼迫觀衆帶着歉意──不能或忘她個人悲劇的源由!
當評論者自居獨大的位置,他的主觀性即超過了相對客觀的溝通基礎,而去曲解他人的作品;而同樣的是,當一個作者自居高於他要敍述的對象,他也就會遺忘了對象存在的具體情境,於是「過度呈現」遂無法避免,他會自居於上帝的位置,根據自己的秘思邏輯而編排想當然的「事實」,這已非「另一種詮釋」,而是「角色性格暗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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