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的挑戰與勝利
評卡普蘭、林克昌與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儘管卡普蘭的指揮手勢如此地拘謹、簡約,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的表現卻相當出色;縱使他少作提示,樂團依然「自發」地奏出優美、協和的樂音。而林克昌的表現,更是讓數年來在台灣始終風風雨雨、評價不一的他一吐冤氣。
儘管卡普蘭的指揮手勢如此地拘謹、簡約,俄羅斯國家管弦樂團的表現卻相當出色;縱使他少作提示,樂團依然「自發」地奏出優美、協和的樂音。而林克昌的表現,更是讓數年來在台灣始終風風雨雨、評價不一的他一吐冤氣。
以文學作品改編的劇場文本,除了依賴肢體與構圖符號的視覺創造之外,語言聽覺的著力應該更為深厚,角色詮釋的掌握應該更為凝練,否則將難以承載來自文學的語言意象,和人物形貌的具體塑造。
在這個作品當中,Kanoko要觀衆穿越社會、文化賦予在人的「身體」上的想像,將視線停留在「肉體」上面。Kanoko的舞台是以蟲子的眼光看出去的世界。
若說這次海洋四重奏整體的演出是非常成功的,那麼凱特爾的功勞實是要佔另一大部分。他的演奏時而恬靜的鄕村風格,時而又冷凝如冰雪天地裡的滴露,晶瑩而透明;更重要的是,凱特爾總是適時地知道,在襯托其他團員時收斂表現,該自己獨當一面時,更不會有任何遲疑地傾神投入。
陳必先的演奏有著太多彈性速度的變化,我們可從音樂聲中,明白了解這是一位看重音色美感,更在意樂句表情的演奏家。這種演奏風格彈奏起浪漫樂派作品自有引人入勝之處;但是拿來用在古典樂派的協奏曲上,卻會顯得相當地不自然。
陳必先幾乎只在獨奏的樂段做彈性速度的變化與表情,只要是與樂團同時演奏的樂段,她絶不主導音樂的方向性與表情,完全由樂團發揮。這是很特別的詮釋,所以整個樂章讓人覺得非常地完整,沒有任何切割的感覺。
當北市交的歌劇製作頻頻啓用外國聲樂家之時,國立臺灣交響樂團留給華人聲樂家一片表演空間的做法確實彌足珍貴。整體而言,吳淨蓮導演的手法有點新潮但又不至於太顚覆,《塞維里亞的理髮師》稱得上是該團近年來最成功的歌劇演出。
善用道具是林麗珍的特長之一,加上張鶴金的舞台設計與鄭國陽的燈光設計,既寫實又抽象的自然界景象應運而生,在意境的營造上可圈可點。
〈春芽〉、〈秋折〉等段落,均以極緩而沉重的走步移動,雖然頗有圖像式的詩意,但表演形式過於單調與深沈而造成令人疲憊的不悦感。
《斷層》出現了一些摔倒的動作,這個讓自己「往下沈淪」的力量也是過往少見的。與其放棄嬰兒油的繼續開發,我寧可見到勇於把自己摔在嬰兒油上的光環。
詹曜君的個展,可以說是近年在台灣結合活動影像創作較為出色的演出,雖屬實驗性質,其創作的複雜度卻經得起考驗。
蔡瑞月的十一支舞作因重建而重現舞台,這是台灣舞蹈史空前的大工程;是當時代社會面貌的寫照;而它更大的意義在於一個舞蹈家面對藝術所展露出的真、善與美。
《蒙馬特遺書──女朋友作品二號》不多加任何台詞情節,但卻是以重組敘事結構的方式,和原著以及它的讀者對話。這樣「忠於」原著的劇場呈現,也許有人以為未能超越原著小說文本的成就,但實在又比時下文學市場機制對原著的習慣閱讀,更高明且内斂。
九二一的震動,或許只是讓王墨林積累多年的某種不安情緒(如同地層所累積的能量),碰到釋放的缺口。要我們去面對像王墨林這樣一個人物的生命情境,其實是有點尷尬的──尤其當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既放不下批判的姿態,卻又脆弱地難捨溫情與救贖希望的矛盾體。
這次的觀劇經驗,最令人感到興奮快樂的部分,莫過於演員的演出表現了。飾演杜蘭朶的王海玲,飾演柳兒的蕭揚玲,特邀飾演無名氏的王柏森,這三位演員的表現都足令人擊節讚賞。
京劇藝術走在時代的洪流中,接受時代嚴格的檢驗考核,各種因應方式相繼產生;《宰相劉羅鍋》是其中較為大衆接受的因應方法之一。同時,也顯示京劇從業者多年來在自我摸索的成長過程、與在劇種新舊的傳承中,找到平衡與自信的嶄新定位。
團員平穩的汰換率是維繫一個職業團體演出水準的要素。反觀今日台灣的合唱生態,各地山頭林立,這種個人主義的表現,使得台灣的合唱音樂在數量上雖然激增,但在品質上仍舊不足。
一般管弦樂團最容易出差錯的銅管樂部分,在立陶宛歌劇團裡並未出現,取而代之的是精確的整齊與嘹亮的音色,讓人聽得熱血都快沸騰起來。
舞者出身的余金文,善於運用新科技的特質,肢體不但展現了爆發力、彈性和延展度,還凸顯出他在情緒張力及融合不同文化肢體方面的努力。
劇作家特別用一種接近荒謬劇場的寫法,賦予整齣戲一種在寫實中蘊涵超寫實況味的喜鬧劇/卡通/無厘頭基調。而這一點到了導演Brad Loghrin(龍威德)手中可以說是得到了充分的發揮。
坊間論者一再提到X小姐在「尋找自我」,然而姚一葦寫的是個體喪失記憶的苦楚及其引發的社會焦慮。要說劇中涉及追尋的主題並無不可,不過那是社會衆人在尋找她的自我,而不是她本人在尋找。導演蔣維國邀請觀衆在人群中辨認X小姐的身影,恰如姚一葦請出不同的社會人士確認X小姐的身分。
從台灣劇場的生態著眼,香港話劇團的這場製作最値得稱許的,或許是改編的部分所透露導演對於原作的理解。楊世彭在保留雙關義的修辭技巧和文字遊戲的幽默筆調之餘,竟又能同時兼顧整個製作的文義格局,令人佩服。
商鞅精神一如雷鋒精神,無比銳利地刺中中國國家體制,是這樣地切合實際,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才讓中國總理朱鎔基觀劇落淚吧!
如果我們對華文戲劇節的期待不止於一場嘉年華式的大拜拜,如何才能凝聚力量,將演出成果刺激學術上的精進,同時反過來以學術的探討對演出的品質產生正面的影響, 恐怕是戲劇節落幕之後更重要的智慧沉澱了。
在國王學院教堂那個特定的空間裡,經過這幾百年的時間,筆者相信,在三十名合唱團歌手和學院教堂的管風琴之間,已經達致某種聲響的平衡。一旦到了別的場地,譬如台北的國家音樂廳,人聲與樂器的平衡就可能出現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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