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事件化的學運再現
最終導演表現出的是一種「去事件化」的態度與策略,或說,學運在作品裡是次要的,參與其中的人究竟面臨甚麼處境,才是她關切的。但這樣的視角,在劇中卻不夠篤定,有些時候感覺導演拋不開學運那一條軸線,受制於人物與學運的攪和,人物的現實處境因而不夠立體。
最終導演表現出的是一種「去事件化」的態度與策略,或說,學運在作品裡是次要的,參與其中的人究竟面臨甚麼處境,才是她關切的。但這樣的視角,在劇中卻不夠篤定,有些時候感覺導演拋不開學運那一條軸線,受制於人物與學運的攪和,人物的現實處境因而不夠立體。
易卜生所投射的索爾尼斯卻不顧現實晚年的局限,他的過去反成為防衛的武器,奮力一搏獨自爬上高塔,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這也是黃建業的最後詮釋,透過底下眾人之口,交相實況報導索爾尼斯從高處摔落的景況,卻用一盞投射燈將他的身影,放在舞台的最高處,化做一尊雕像。
比戈哲堤發展出個人獨有的動作特色,解放了自宮廷舞蹈演繹而來的芭蕾舞,講求挺拔對稱而相對拘謹的上身姿態,帶來屬於當代芭蕾較為流動、曲線豐富的肢體表現。
無論椅子上坐的是誰,無論演員沒說的話如何解,重點是,演員細膩的動作指引我們反覆閱讀記憶裡的片段,然後讀著讀著,發現這些關於死刑的片段,連結的不只是藝術和政治,更精確的說,是美學和法學。
這是一齣用俚俗的表相,來探索深刻認同問題的戲碼。雖然,敘事的節奏總是壓過情境的鋪排,但也因此加深了戲的荒謬感。因此,《死亡紀事》表現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又或說,是小人物的生存之道:細瑣雜碎中有一種生命的韌性。
戲不是好哭就好,更何況感動落淚等於小孩真實,會這樣說的八成是個大人。人一長大很容易變成感傷主義的孩子,動不動就要回顧童年撫慰心裡的傷,忘了自己當年也很傷人。可是話說回來,如果小孩不撒野,沒有傷人的破壞力,他要如何掙脫成人世界訂下的那麼多死板的規矩,活下來繼續遊戲呢?
相對於創意落實與舞台技術的缺失,本次的演出卻掌握住觀眾共鳴的關鍵:音樂的感動。殊不知成功的文本有如景陽崗的猛虎,成功的改編讓你當武松,失敗的改編就是盤中飧。至於「瘋搖滾.硬台灣」,呃,姑且稱做「老虎與我」吧
此次三位編舞者皆有其擅長:黃翊有著外冷內熱與不說多了的精簡風格;鄭宗龍有將渾沌抽絲剝繭化為畫面與聲響的能力;布拉瑞揚則有敢於面對不確定並即興反應與順勢發展的勇氣。如何能在所擅長之餘,發掘更多的可能性,將會是下一個作品出發前的、面對自己的功課。
賭場象徵的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剩的產物,而資本主義的過剩會回過頭來對付資本主義本身,誠如紀傑克的分析,塔利班和賓拉登本來是美國CIA一手訓練出來的。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賭場過剩的資本、賭徒旺盛的精力挪用來對付資本主義,賭徒不就是未來的恐怖分子了嗎?
導演並置事件濃縮在舞台共時性的當下發生,提供觀眾自我選擇來重新組裝,卻隱隱然明指唯有把演出的單個場景或微型結構聯結起來,才有可能看見整體。但其中的意義一再被削減甚至不存在,就像卡爾維諾所言:「認知就是把某些東西強加入真實事物中,從而扭曲事實。」
我雖然親身參與演出,近身和演員互動,但是我被放大的體驗不是表演,而是觀看,是因為對下一步到底是什麼、我又該如何反應徹底沒概念,所以更加專注凝視,凝神諦聽動靜。
回顧當年那些人所做的那些事,冀望這些新導演能從前人經驗學習到什麼,理解到什麼,甚至推翻什麼,超越什麼,前提是要翻新前需要先去理解,並重新思索台灣劇場面對演員訓練貧乏的瓶頸,似乎是在時光流逝中,台灣現代劇場所能承續下來、令人拭目以待的未來,且不用等到世界末日那一天的到來!
如果抽離了那誇張的肢體語言,單用耳不用眼去看,就可發現只要是加洛里洛夫手指所觸碰過的音符,它們都音色極細緻,他所有的音樂都是來自內心的感觸與思考的想像,他的手像一直鵝毛筆那麼柔軟,指頭卻像蜻蜓點水般快捷,而激昂磅礡的音響更是讓人回想起他是柴科夫斯基金牌獎的事實,亮麗燦爛的火花振動人心。
有別於其他喜歡直接挑戰聽眾,將作曲技法當特技表演,卻吝於施捨聆聽者樂趣的當代作曲家,佑斯特挑戰的是聽眾感官滿足的最大極限值。主題與旋律宛若佑斯特時而興高采烈、時而目不暇給的情感衝擊,充分展現作曲家口中「充滿水分,活力與流動性」。
演出整體吸引人的原因,就在每位藝術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勇於嘗試與冒險。但推陳出新之餘,仍能看出表演者的功力與長時期的關注。整場節奏,有嚴肅,也有逗趣。此次所有的港台合作,均展現高度的創意與對表演藝術的包容性。不同時代的精神也藉由不同形式展現。
戲裡帶我們回到電影剛發明的默片時期,電影還沒發展成熟,還不是工業,而是一個新奇的玩具,一場大家可以一起玩的遊戲,碎紙片就可以製造出漫天風雪,牽一根線拉動衣角就可以表現迎風獨行,假鳥假得不得了還是天地一沙鷗。一切都很假,卻顯得那麼真,因為他們認真,他們天真,天真到相信唯有藝術可以用科技的美好戰勝科技的醜惡,所以抵抗戰爭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創作。
《燕歌行》是一齣抒情寫意動人心弦的歌仔戲文學作品,也是一齣集眾人之力,追求理想的創作,好戲可以令人沉吟再三、可以傳世、可以不朽。我相信,演出之後,曹丕將不再是「一個寂寞到了底的男人」。
《身體輿圖》是一場以詩的比喻來完成「顯身」的召喚儀式,因此沒有故事卻能深具意味地將肉體中埋藏的記憶史,如一段刻印在她的皮膚上、甚而自己也無法閱讀的「象形文字」,它又像一塊傷跡殘留於她的靈肉,只有在凝視中才會令人隱隱作痛。
小說中人吃人的語言敘述,在經歷將近一百年以後,演繹於劇場,通過吶喊、噬咬、互相推擠等動作堆砌出飢餓的肉體性,剝去顯性的歷史、社會背景,帶出「現代」敗壞腐朽的意味,或說原來「現代」就是一具具的飢餓肉身構築出來的,而文明終究也不過是調度隱藏、拒斥與排除的技術所棚搭出來的。
動人之處,在於劇作家的失落、憤怒、和困惑,在於他是一個以說故事為業的人,卻被迫要在一個故事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的時代中,繼續努力說著故事,並且抱著一點點引起閱聽者興趣的希望,只是,他卻又擺脫不掉身後如背後靈一樣緊隨的提琴手。
編導先以假性的親子關係,譬喻政治與政權的手段,觀眾原以為的「天倫夢覺」,卻其實是沉淪且陰暗的同志情態。主角的反逆,讓人以為是忍無可忍的革命,男人和男人的苟且,原來是反諷政治的勾結;這「以退為進」的導演概念,成功地在劇末翻轉了全劇一直以來戲劇動作的表相。
走出音樂廳,忖度著整場音樂會最大的考驗,應係五首風格殊異兼具深度與難度的作品吧!?在充分測試客席指揮的能耐之後,也充分砥礪交響樂團的東方音樂語彙能力。華人樂壇對於東西方的混搭拼貼,早已累積許多可資借鑑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如同音樂會的企畫宗旨,透過更深更廣的東西交融,似乎才能獲致代言民族性的認證,與世界性對等拔河、循環相生。
這次的《雙黃線》,是黃翊少年老成的一番「回顧」。這個意外的拼貼前半段,卻為我們揭露了些解讀他近期轉變的光。形貌上簡約、典雅的陳設,簡單的道具物件,與胡鑑在桌上進行的種種不帶感情的動作,看似古典力學的分解圖,呼應著現在他熱中探討的「科技」,卻帶著十九世紀H. G. Wells小說《時光機器》那般的古拙樸實!
演員似乎沒有準備好去說出像法斯賓達那麼冷酷的語言,去召喚像殺人魔那麼危險的魅力,去運作舞台這部如此龐大的暴力機器,以至於在面對觀眾的壓力下,只能近乎無感地執行導演排練時訂下的指令。如果導演不想這樣,演員更不想這樣,那麼糟了,導演和演員等於在演出的同時感受「感受的斷裂」。換句話說,那就不是這齣戲在談法西斯,而是整齣戲都被法西斯掉了
到底像空間這樣一個靜止不動、大小固定的東西,有什麼好一量再量的呢?我們習慣這樣想,所以空間就死了,但是空間從未靜止,身體每一次運動都會讓我們感覺空間正在改變,比如快速的抵達會縮小、緩慢的行走則會拓寬空間。換句話說,身體的運動幫助我們察覺空間的改變,測量空間的運動,舞蹈讓我們發現空間其實是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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