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先以假性的親子關係，譬喻政治與政權的手段，觀眾原以為的「天倫夢覺」，卻其實是沉淪且陰暗的同志情態。主角的反逆，讓人以為是忍無可忍的革命，男人和男人的苟且，原來是反諷政治的勾結；這「以退為進」的導演概念，成功地在劇末翻轉了全劇一直以來戲劇動作的表相。
走出音樂廳，忖度著整場音樂會最大的考驗，應係五首風格殊異兼具深度與難度的作品吧！？在充分測試客席指揮的能耐之後，也充分砥礪交響樂團的東方音樂語彙能力。華人樂壇對於東西方的混搭拼貼，早已累積許多可資借鑑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如同音樂會的企畫宗旨，透過更深更廣的東西交融，似乎才能獲致代言民族性的認證，與世界性對等拔河、循環相生。
這次的《雙黃線》，是黃翊少年老成的一番「回顧」。這個意外的拼貼前半段，卻為我們揭露了些解讀他近期轉變的光。形貌上簡約、典雅的陳設，簡單的道具物件，與胡鑑在桌上進行的種種不帶感情的動作，看似古典力學的分解圖，呼應著現在他熱中探討的「科技」，卻帶著十九世紀H. G. Wells小說《時光機器》那般的古拙樸實！
演員似乎沒有準備好去說出像法斯賓達那麼冷酷的語言，去召喚像殺人魔那麼危險的魅力，去運作舞台這部如此龐大的暴力機器，以至於在面對觀眾的壓力下，只能近乎無感地執行導演排練時訂下的指令。如果導演不想這樣，演員更不想這樣，那麼糟了，導演和演員等於在演出的同時感受「感受的斷裂」。換句話說，那就不是這齣戲在談法西斯，而是整齣戲都被法西斯掉了
到底像空間這樣一個靜止不動、大小固定的東西，有什麼好一量再量的呢？我們習慣這樣想，所以空間就死了，但是空間從未靜止，身體每一次運動都會讓我們感覺空間正在改變，比如快速的抵達會縮小、緩慢的行走則會拓寬空間。換句話說，身體的運動幫助我們察覺空間的改變，測量空間的運動，舞蹈讓我們發現空間其實是活的。
我們彷彿正在欣賞那個特定現場，靜止的水神寧芙雕塑與伽里尼利用光影、聲音所塑造出來的另一件作品，跨越不同的物體存在性、跨越時空的流轉延續性，再現因伽里尼無心之舉所創造出來當時前所未見的藝術融合，並以現代版的詮釋和進一步地大膽的提問：雕塑是否僅等同於物質性的固定存有？
莫札特雖屬古典時期的德奧系作曲家，然其中早期作品裡展現了更多南歐式的清澈與幽默。因此無論在詮釋的品味和觸鍵的方式，筆者過去即頗為欣賞某些法國鋼琴家指下的莫札特，而艾爾．巴夏的演奏也正突顯了此一特質，尤其是第三樂章中賦予各段變奏層次分明的音樂個性，令人回味無窮。
這次外表坊所呈現出來的，其實是一齣很傳統的戲，她們沒有過多地進行戲劇手法上的探索，也沒有強加現代劇場的元素，我們找不到任何的確實的理論來為她們加分，可是這齣戲確實很好地出現在視野中。從某種角度來看，她們身上恰好代表著一種成熟穩重的創作觀，這創作觀也是大陸戲劇人目前極度缺乏的。
個人看戲的時候甚感壓抑，然而我以為這絕對要算作是導演和編劇的成功。《春眠》沒有講什麼意識形態或學術名詞，僅僅是人與人的相處和理解，背叛和原諒，就已能有如此綿厚的力量。主創者像在耕一塊地，來來回回翻弄人類感情的土壤，終於發掘出不一樣的寶藏。
作為一齣小巧玲瓏的劇場實驗，《黑白過》不以劇情取勝，卻以幾個契合當代生活節奏的片斷敲打人心，雖不夠殘酷有力，卻也算手下留情，以女性之軀帶領觀眾穿越層層關卡，增了幾分同情，而以女性之心，獲得最後的勝利，也讓作品結尾以更柔軟的方式撫慰著台下觀眾那顆疲憊的靈魂。
在保有草根性的原初精神之下，這次演出可謂在現代劇場歌仔戲的一片精緻呼聲中另闢了蹊徑，找到另一條可行之路青春、草根、顛覆的活潑形象。真實的社會現象，可以留給參與故事其中的每一個人踹共，而歌仔戲的本位與程式，也不再定於一尊，因為誰都可以踹共！
無論是和《乞丐歌劇》或是《三便士歌劇》相比，《Mackie踹共沒？》與觀眾的關係親近許多。如同大多胡撇仔戲一般，在傳統歌仔調中摻雜著時下的流行曲風，也許正是在這些「被取悅」的瞬間，才讓我們猛然發現「群眾情感」是如何輕易地被操縱
就像小應在結尾高唱的《轉吧！七彩霓虹燈》，霓虹燈雖然虛幻，卻能幫助我們看清泡影一般的人生。廢話一般的語言，閃爍空洞，卻可以指引孤獨的我們，照耀生命中那些說不出的、不廢的、真正可貴的東西。
德國編劇羅蘭．希梅芬尼巧妙地運用生理疾病，暗喻了當前全球跨文化衝擊下的創痛、荒謬和病態。同樣來自德國的導演提爾曼．寇勒則選擇了簡約、冷冽的呈現風格，由演員的肢體、情緒和不時疏離於自身角色的意志，來變換這謎樣般的寓言。然而，這樣的觀演風格，強調了導演概念先行的一種「態度」，這與編劇詭變多元的情節，同時挑戰著觀眾一面看戲、一面思辨的能力
四十八個場景與十七個角色之間的快速轉換，加上演員多次的片刻抽離片刻投射，《金龍》的確讓觀眾很難「入戲太深」；我相信要讓導演與文本、演員與角色建立關係，必定也是同樣艱辛。也許這也提醒了我們，在金龍餐廳之內以及之外，「認同」絕非一趟廉價的旅程。
這個作品最有趣的並非一切可見，反倒是當我們的視線在來回追蹤影像和舞蹈的差異之際，意識到我們根本來不及看，我們的眼睛總是錯失了某些東西。我想，這裡碰觸到的視覺的弔詭，同時也是夢和現實的弔詭：舞台上愈多機器裝置幫助我們看見現場發生的一切，我們反而累積了愈多看不見的經驗；同樣的，現實中愈多技術管道幫助我們重現夢境，我們反而愈意識到，夢見的，醒來之後就慢慢閉上了眼睛。
郭文泰好比佛洛依德，讓人跌入像夢境一般邏輯不連貫的意象裡，在直接引發生理反應的症候裡，挖掘埋藏在體內深處的那個真實的自我。可是，那個自我會不會正像不留人跡的商務旅館一樣，是個空的容器？
整齣戲在「暗」與「亮」、「冷」與「熱」當中擺盪：暗的是不堪回首的暴力親情，亮的是愛情翩然來臨的救贖；冷的是外在的儀式性動作／舞蹈，熱的是隱隱然於內在流動的慾望，如影隨行的慾望片斷。
結尾，舞者舉著一塊塊不規則的鏡子，讓觀眾透過鏡子看見自己在現場被切割成碎片的樣子，於是舞蹈的主題從歷史和時間，轉換為現場和空間。我們知道，整支舞蹈皆因中山堂光復廳這處空間而起，所以談論空間不但沒有離題，反而是回歸正題，不過未免也回得太晚了。
除了明清更迭，兩位小生楊汗如與李佩穎不斷以各自聲腔表述掙扎與質疑，清亮悠揚的崑曲與渾厚沙啞的歌仔，很輕易會將明朝的侯方域聯想成中國大陸，而清朝的侯方域代表台灣。本來只是不同聲腔的混搭，秦淮煙雨飄進了歌仔戲的挑戰，觀眾甚至忘了還有電子音樂，淡雅有緻的韻律也非常適時地點綴了表演。
在將近半個世紀之後，排演《孫飛虎搶親》，作為對姚先生九十周年冥誕的紀念，除了對作者表達敬意之外，弱化寫實與表現兩套語彙的矛盾，突出其舞台表現（尤其是陌生化效果）潛含的實驗意義，便顯得十分重要。僅僅將《孫飛虎搶親》處理成一齣好看好玩的通俗喜劇，就未免有點讓人失望。
編舞家野心擴張至「寫實暴力」場景，增加真實度與臨場感。拖著椅子來回行走、滑步、撞壁，令人膽顫心驚，視覺與聽覺雙重震撼交擊，肢體的不可預測性讓觀者看得如坐針氈：到底要撞幾次呢？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對於未知的恐懼，生發出觀者續行好奇，是編舞者成功之處。
若說這三段演出就包含歌仔戲發展的百年變遷，就是對於歌仔戲歷史的還原，這樣以簡馭繁的方式，顯然是很難讓人認同的。筆者反倒認為撇開大時代、大歷史的企圖，這三場折子戲的戲文內容，經過挪移和套用，竟能扣緊劇中人物的處境與命運，使全劇的戲裡戲外兩個層次產生呼應與對話，而有了時而疏離、時而貼近的美感。
這沒有說出來，或無法簡單說出來的階級傾軋，就是本劇碰觸社會現實時，很令人在窒悶中想尋一出口而不可得的重點。在這裡，我們看到一個被資本綁架，或綁架了資本以合謀的社會。在這裡，為求生計而置身在這樣社會職場的人，有出路嗎？
俄羅斯傳統中無論是爆發力十足的濃烈情感、幅度極為寬闊的表現能力，或是密度極高的變幻莫測，在上原彩子的演出中幾乎是手到擒來。但當本能直觀地被解放時，那個要求節制、優雅、簡約與留白的和式靈魂開始「自由呼吸」起來，就產生了一種極私密、內省、獨一無二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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