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萬花筒中觀看巴赫的作曲奧秘
聽陳必先彈《哥德堡變奏曲》在巨大音樂廳中,以演奏會用的大鋼琴所彈出的聲音與音效,雖然音量與力度都強烈許多,然而,原本親密「貼近」的感受和氣氛,可能失色許多。
在巨大音樂廳中,以演奏會用的大鋼琴所彈出的聲音與音效,雖然音量與力度都強烈許多,然而,原本親密「貼近」的感受和氣氛,可能失色許多。
與其說這種被迫移民反映在音樂上,而呈現出強烈的面貌,不如說整個因世代遷徙產生的民族性,形成了格外吸引人的文化性格。這些因不斷遷徙而產生的音樂文本,幾乎都存在著相同的基底,一些悲劇的音符,加上訴諸天地(而非城市)的生存祈求,以及遼闊與堅忍的生命力量。
歌仔戲發展不過百年,一九四九年後被隔絶在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中達三十多年之久,因而分別在兩岸發生了型態、風格上的明顯變異。在多年的交流與研討中,有關歌仔戲發生發展的實證性問題,兩岸學者達成了共識,然而,在理論性比較強的問題上,則仍然存在著深刻的分歧。
劉克清所飾演的夫差,一個笑咪咪、胖墩墩的君王,卻對傳統中亡國之君與昏君的形象提出挑戰。夫差半生兵馬倥傯,如今外無強敵,内有賢相,享享福又何妨?向來總把亡國之君視為荒淫無道,縱情聲色,但是身為一國之君,有沒有可能真心愛上了一個人,終於不必以淫亂視之?
中提琴在獨奏、樂團與室内樂中常處於尷尬的角色,沒有小提琴炫麗、似女高音的亮麗耀眼,也無大提琴低沉而令人再三回味的本錢,音樂史上專為中提琴寫的獨奏曲更是少得可憐;它常處於配角,犧牲自己照亮別人,但是當樂團或室内樂失去它時,卻會失去原有的色彩;在六月時,中提琴終於成為主角,綻放了它少見的光芒。
綜觀《下雪了》的演出,並沒有使用多少高難度的表演技巧或舞台效果,那麼斯拉法跟你我的差別在那裡呢?難道不就是他可以在氣球裡見到人性、在床邊看見大海的能力上嗎?
標題為「鈴鼓」的急板樂章,由鋼琴低音部奏出代表鈴鼓節奏的頑固音型,曲意原是模仿異國舞蹈中,伴奏樂師搖晃手鼓,以突出俏皮的舞蹈節奏感。但那不斷重覆的D音斷奏,踏板過重,使音量明顯地落在鋼琴上,沒能捕捉到跳舞的輕盈感。
在一部並不怎麼熟悉的史坦威上,李特納膽大心細地雙手馳騁,疾速輕奏的音色清亮而不致過分尖銳,很少能聽到這樣優秀的現場演奏,聽到鋼琴家痛痛快快地發揮自己的優點,的確是一種享受。
白色胚布的背景和白色膠質地板,簡單的幾盞燈,再配上表演者簡陋的家居打扮,《百夜詞》的製作可說相當節儉;然而,這樣簡約的設計若非預算有限,恐怕想刻意做也得大費周章,還不見得能夠如此「自然」。
謝弗在本劇中以虛入實逆向操作,象徵性地用全亮來表達全黑,玩弄的絶對不是表演趣味而已。可惜的是,在導演梁志民的詮釋上,只在演員的表演上做文章,因此我們看見演員拼命在演睜眼瞎子的遊戲,浪費了一個在虛虛實實的空間中擴展表演深度的機會。
比起上次來台演出REM,DOJYOJI一劇更依賴日本民族固有的文化背景作為其作品理解的文脈,但是,對於不了解《道成寺》故事内容的一般台灣觀衆而言,DOJYOJI的諧擬意涵並不能發揮其預期的作用。
俗諺有云:「食肉食三層,看戲看亂彈」;亂彈即是北管,不論前、後場藝術,都有不可被凌駕的地位,而台灣更是北管獨一無二的保存地。雖然過去曾為台灣最重要的社區活動,時至今日,北管戲已經瀕臨滅絕,我們因過去沒有行動而間接導致的全民文化性文盲仍無法改善,這是更大的危機。
布龍夏成功地展現了小柴達斯舞曲應有的狂野、激昂與熱情,所展現的超技技巧,無疑是薩克斯風超高演奏技巧的上乘佳作;而布龍夏在慢板的部分,將應有的感情投入其中,卻不讓人感到刻意的濫情或是做作的音樂性,反而聽到時而内歛深沈、時而狂風驟雨般的奔放意境,令人相當感動。
他們的歌聲很赤裸,沒有伴奏或樂器的陪襯修飾,單單靠自己的歌聲做出各種不同的效果。再者,他們的内容也很赤裸,暴露著我們日常生活中的一切,工作上的焦慮、情感上的苦悶、環境中的紊亂講電話、想逃跑、沈默、雜務纏身,各種我們所面對的狼狽以及微不足道的私己喜悦。
這六帖備忘錄的意義不在每位創作者單獨的藝術成就,而在於他們集體見證了香港現代舞所走過的路,及預告未來可能發展的方向。
對這個充滿實驗精神,尚在襁褓之中的中國芭蕾新生兒,現在就要一錘定成敗,還為時過早。即使是《天鵝湖》也是慘痛失敗後千錘百煉的結果,相對而言,《大紅》的起步則要順利得多、輝煌得多。
張藝謀成功將電影手法轉化在舞台上,然而融合兩種不同文話的舞蹈仍需長時間的琢磨,方能在劇中創出獨具中國風味的芭蕾,很可惜在《大紅》只見到兩者生硬的併湊,而無法領受芭蕾和中國舞蹈身段所交織出來的細緻和獨特。
《吞噬青春》是一齣未來寓言式的戲劇,有趣的是,它卻運用這些高科技技術的創作手法呈現對未來世界高科技的恐懼與不信任,這種矛盾頗値得玩味。劇終由這些青少年操控了電腦程式,但是他們也只能逃避到「虛擬世界」之中。雖然青春反噬了,卻透露出一種悲觀的絶望。
聲光影像與舞台裝置的結合,強烈地震撼了觀眾,但同樣應有主角分量的演員部分,卻在強勢的硬體形式下,幾乎是消失的。愛娃對電腦的反撲,說明了導演對兒童能力樂觀的期望,為全劇幽暗的色調,帶來一線生機。
一般商業劇場與導演創作的精髓如此無緣嗎?還是觀衆的口味在多年來的教導與「引誘」下,已經成了非喜劇不看的偏食心態?如果真是如此,那不只是台灣劇場的悲哀,更是創作者的悲哀。
三十舞蹈劇場「主題式」舞展的製作愈來愈成熟,劇場表現也趨於完整。《國歌四賦》從序幕前的劇場氣氛安排、編舞創意到舞者表現,都看到一個舞團成軍四年的努力。
《孫安動本》是這齣戲的原名,《孫安進京》則是經李寶春導演兼主演「動」了(劇)「本」後的今名。 它最早是山東柳子戲,後來被移植為京劇,現在又經過顛覆性的改編,雖然仍是京劇,卻有了「新老戲」的名號。《孫安進京》一如李寶春以往的「新老戲」系列,在意識與技法上,均揚棄陳陳相因而大膽探索,但「萬變不離其宗」,仍然嚴守屬於京劇的藝術規律。
《有關借來的人生》藉由舞台上的舞蹈與銀幕上放映的影片,以雙軌進行、虛實錯置的方式,呈現出人生中介於生和死之間的吉光片羽。
這四套來自不同地區或文化、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節目,不但反映了台北舞蹈消費的國際化趨向與新文化版圖的開發,也透露出當下國際舞蹈圈的流行訊息,那就是性別、身體與文化。
勅使川原三郎不刻意隔離出一個舞台空間以傳達靈性,快速動作也不是過去祭儀中的癲狂, 如數學般的理性與純粹,竟一樣可以將神聖表現得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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