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之愛:劉玗個展《假使敘述是一場洪水》
編按:「2020問問題計畫假使敘述是一場洪水 劉玗個展」中,藝術家從「大洪水」創世神話出發,在神話、意識與當代影像三者之間捕捉共通特徵,整合成一「意識狀」劇本,透過當代影像來詮釋古老神話的敘事結構,重新編輯觀者對創世的認知,挑戰現代社會由「知識訊息」建構的世界秩序。
編按:「2020問問題計畫假使敘述是一場洪水 劉玗個展」中,藝術家從「大洪水」創世神話出發,在神話、意識與當代影像三者之間捕捉共通特徵,整合成一「意識狀」劇本,透過當代影像來詮釋古老神話的敘事結構,重新編輯觀者對創世的認知,挑戰現代社會由「知識訊息」建構的世界秩序。
鄭宗龍在《定光》之前的創作脈絡,多少都具有不斷回返私密領域而折射他的文化身體招魂術意涵,好比《在路上》關於行旅情誼與地方想像的相互映射,《十三聲》關於兒時與母親回憶與艋舺街頭的相互返照。相較之下,《定光》的略顯蒼白或空泛,或許是身體與聲音技術尚未成熟以包容更多的感覺碎片,投射出我相信還存在於鄭宗龍創作脈絡中的私密領域。
對於「跨界」,往往著眼於「跨」這個動作;但,「跨界三部曲」得思考的反倒是「界線」的劃分,除涉及門類劃分,更核心的是自我定位的安置,而這似乎是「馬戲」在台灣有急於驗明正身的渴望。對我而言,「跨界三部曲」開發了馬戲的身體、啟動了馬戲的敘事;但,「物件劇場」、「裝置藝術」、「舞蹈」三者與「馬戲」的距離到底為何?我們是否像畫下一條虛設的界線,然後標榜「現在進行一個跨越的動作」?
《大家都想做音樂劇!》像是一篇研究報告,作了台灣音樂劇與其社會的生態盤點。我認為,《大家都想做音樂劇!》的意義不僅僅是劇情內容,而更在於引發的觀眾互動提到哪些事情觀眾會笑?提到哪些事情觀眾沒反應?觀眾性別與年紀組成,跟投票結果有無關連?如果把每一場的觀眾資料與投票結果比對製成資料,會是台灣音樂劇發展的真實記錄。
大多時候,歌曲調性並未刻意哀傷,而是顯得恬淡自然;藝師們的彈唱並沒有多餘的裝飾或高超的技巧,嗓音渾厚且純粹,散發出一股平實且堅毅的日常感,在在強化了劇中的、這群人的也是時代的生活感,彷彿訴說著在這半島上每人的常態,泰然中帶有滄桑。因此,當傷感時刻一出現,表面上情緒隔了一層,卻讓感嘆走得更加深入人心。
「作者於創作裡的位置」成為理解《光華之君》的方式。 因為,連將其他人物當作道具的光華君也不過是藤夫人的筆下人物,用以排解無處宣洩的依戀,以及與源將軍無解的關係。可惜的是,編導雖時不時安排藤夫人出入情節,卻未改變全劇編寫比例與調性,也未能有效深究藤夫人的內心。她與光華君的對話──「為什麼要創造我?」、「大概是因為寂寞吧。」縱然精采卻流於收尾的權宜。
有趣的是,觀眾在網路上和窮劇場位址「壹玖」現場的(投影)螢幕前,都只能觀賞作品一次,準時開演,同場次不重播。暫不論影像鏡框的存在,若只看一次,似乎頗得劇場「不可重複性」之要領;若參與其他場次,又會因為影像重複而感受到錄像「可重複性」之本質。看戲也是觀影。
在觀賞多場次的演出後,再比較各場「觀眾抉擇」的劇情走向,其實劇情似是大同小異。因而觀眾可能會想問,究竟是「我們決定了什麼?」還是「我們已經先被決定?」在舞台境域裡,作為全知視野的編導,最終才是真正掌握劇情走向的主宰。
令我無法忘卻的,是劇中刻畫的光華歷盡佛經所云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等人生至苦之後,手棒嬰兒時掉下的眼淚,它是如此難能可貴、超出作者的掌握。因此滕夫人以筆輕觸他眼角的那一瞬的驚訝無比動人,也帶來唯一一線人性救贖的可能。可最後,卻出現畫面與違和感都極其強烈的和尚大隊,強行將主角回收進一道法喜充滿的白光中。似乎也將世間一切真情苦難歷劫重生,囫圇吞棗地收進佛法無量的教義裡。
隨想曲風的改變,遊走於不同戲劇類型,何不也遊走不同劇本?開始當帶位員手提老式油燈,引領觀眾從廣場進入劇場,不見劇中號稱的台灣三合院舞台,倒是觀眾在帶位員提燈提示下,自由遊走圓形的表演空間,更像是《神曲》的魏吉爾領但丁神遊地獄,觀看九層地獄圈(circles of hell)。始以古希臘觀看之所(thatron)的劇場,無論地獄或人間,皆鏡花水月;終以回歸普羅大眾的廣場(agora),卻是一躍而入幻想隨想之境,回歸此改編自由隨興之所在。
在故事即將落幕之際,台上演員口中念念有詞:「棍子、襯衫、麻繩、三合院、獎狀、口香糖、投票箱、手錶、墓碑」為先前每一個史實故事作結。我們總期待著為歷史填補細節,還原真相,但歷史每一次的重述,都不再依附於當事者,而濃縮為另一種情感連結的意象。這是故事被記憶、記憶成為故事的方式。此刻的《范天寒》又將如何成為未來的記憶?
指認過程讓《有關當局》的整體敘事增添厚度,但也反顯所有編寫都過於刻意,如人物的功能性較強,難以真正檢視情感與動機,因其隱喻已成為必然因果,理所當然、堂而皇之,包含聰哥的偷渡理由、萍姐對孩子的執念等。不過,演員優異且自然的表現確實修補文本的闕如,甚至更顯意味深長。
也許,《有關當局》就是想要透過這種被「切片」的片段化人生來闡述社會的冷漠與疏離,但是編劇沒有給觀看者足夠的材料去縫製編劇心目中想要的那張網。心智圖是一張集中了所有關連資訊的圖像,所有關連資訊都是被輻射線形及非線性圖解方式接連在一起而《有關當局》在故事的發想之初,就沒有把這些角色內在的性格與情感糾結之處梳理清楚,於是造就了一張不完整的心智圖。
近十年來,國際劇場設計圈有個熱門概念「Design as Performance」(設計作為表演)把設計當作是表演的一環,而不僅僅是「成就」表演,《Better Life?》是我所見過,把此概念發揮得最好的台灣作品。要把一個人的生命製成「體驗」談何容易,而《Better Life?》的製作與設計概念成就了這一切
我們若從《深林》尋找他的原住民文化蹤跡,可以追溯到傳說是生命對「自然」的直觀感受,因此「自然」在這支舞作中,才是瓦旦.督喜所想要表達的原生態文化與非理性主義的關係。理性主義被現代性裝置為一套科學化的管理系統,基本上是對人間的整體活動予以掌控。「自然」在這裡意味的是未知世界的一個側面,從這裡反映出人間對黑影的恐懼,「自然」在這個管理系統中,成為從未知領域向想像領域流動的一個指向,泛靈則是這個流動的動力。
體驗型劇場之所以流行,其現象要指涉的,並非僅只是觀眾被有趣所吸引,而是反應人們對自身身體有所知覺,他們被賦予更多權力與體感經驗,並可對權力結構的回應,無論回應是對抗或沉默,都希望不再受到牽制,進而可在劇場沙箱中,完成對社會革命的預演。但倘若掌權(創作)者忽視更多細節的關照,或是害怕將權力下放,那麼這些看似自由的劇場形式,新穎的科技體驗,也許只是一個個偽裝民主自由的糖衣,將小說《1984》的情節不斷重演,而熱中新鮮形式的觀眾,還傻傻地高歌傳頌而不自知。
形式上的碰撞固然有趣,但為了讓時間可展演而過度簡化主題的意圖,使呈現出來的片段大同小異,手法上多以過去的記述或聲音來表示過去,透過不同媒材來與象徵未來的現場事件交織,以致作品並未真正往悖論的本質走去,減弱了進行更深層辯證的可能,亦無促成更進一步的發現。到頭來,時間成了假議題。
《皇都電姬》的情節易懂、概念明確卻在舞台上亂得可以,這些在戲劇表現上的不足,我認為正洩漏出創作者對現下的不安或許是近期的政治局勢,或許是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其所影射的現實感於劇情間若隱若現(甚至早全盤傾吐),更有種必須於此刻演出的憂慮在躁動。不過,這何嘗不是在指陳「這個時代」可以說是製造混亂,也可能是激進急躁,但人存在的核心意義卻於其中彰顯得愈發堅定。
本場演出中的日月潭,作為一個同名同姓的水泥盒,已有自外於亂世的指涉;又由於作品的發想與今年武漢肺炎的全球性感染有關,主場上放映的影片,又含有離開原有據點去找特定植物/耕種收割並挖掘出玫瑰色水的視覺意象,觀眾可以想像出一種水泥盒的水泥阻隔下,內(個人世界或物質文明)與外(自然、他者)的調和過程。
「陳武康」作為一個跳舞的人,他的「身體背景」可顯示的文化體驗,與「背後空間」所瀰散著內屬性的精神世界,隨著身體的消失而形成空白化。「主體性/的」身體在表演時被形塑,是無法通過實際的感情而獲得的,因為感情包含著不同意味的曖昧性,卻只有在行為進行之中,才能直接反射出行為通過行動產生相連的姿態體系,不僅能讓眼晴看到,更能被耳朵聽到表演者的全身各個部位在說話。
當周瑞祥極用力地去強調「魔術已死」,代表的是我們已處於「魔術已死」的年代?(所以他要極力呼喊!)還是,我們也不曾經歷、感受到「魔術活躍」的時刻?(因此他要強加我們「已死,所以曾活」的想像?)更進一步地,如何回溯(作為魔術前身的)魔法/巫術對我們生命的影響?同時,這又能否因參與「新人類計劃」獲取證成?
劇中的種種景象和人物,多是簡化過後的形象,一方面使充滿斷裂的劇情中仍有可以捕捉的殘像,另一方面,像是以模仿人類社會中的種種刻板概念的方式,來重建一個徒有外在表面、沒有深度人性的對照世界。因此,編劇破碎且跳躍的書寫策略,不僅是探索童趣、返璞歸真的路徑,而且本身就是一個對抗文明、奔向自由的手段。
皮歇.克朗淳的重新製造,在既有傳統文化的符號裡,重新爭取到話語權後,不慍不火地將所要反抗、述說的內容爆發出來,作為對王權絕對正確性的反抗,讓舞蹈作品本身除了藝術層面的突破,更與泰國當今政治局勢產生對話關係。為什麼需要在此刻拆解泰國傳統舞蹈作品?在此也有了清晰的回答。這也是少見在藝術與現實兩種層面上,同時與當代現狀有深刻嵌合與呼應關係的作品。
在面對每一個看起來無法抵擋的開發案時,我們每一次直接的面對,都是讓自己成為更具經驗,思略更成熟的「行動者」。當代文化行動的問題往往不缺行動者的熱情與文化創意,而在於行動者與行動者之間的連結,不管是外圍的所謂「專業者」、「關注者」,或者是所謂的在地的人,我們都處在一個自我質變的契機:變成「行動者」。從這裡來說,我們是在失敗的城市發展經驗中,汲取更多的養分,累積下一次面對不當開發案的公民力量,我們必須學會「團結」。
《東意在哪裡》以諧謔的角度拋向過往幾部反詰自身的劇場創作,但它們多已建構出自己與角色、觀眾的認知體系(如吳興國《李爾在此》、朱陸豪《七十三變》等),這個方式確實趣味卻反襯出蕭東意的渺小「東意」的被認識,如何被觀眾與演員挑戰呢?這個作品的產生會否更呈現出觀演間投射目標的落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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