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進念」似乎面對後勁不繼的挑戰，作品的概念深度往往追不上華美包裝的力度。一個關乎《金剛經》的主題實在可以有力地支撐反劇場或後劇場的探索，但在這作品中未見有刻意著墨。「舞蹈空間」一眾年輕舞者身體柔軟，爆發力和持續能量均強，他們演出「是舞蹈」，卻沒有向「非舞蹈」邁進；與松島誠和楊永德相比，他們的舞台存在感不強，舞蹈於他們仍然是技巧展現。
像火車般的轆轆行進聲中，三人齊齊地一起動作。語彙隱晦，但迷人非常！畫面壯大了起來，如同非洲的戰鼓加上玻璃杯盤的碰擊聲。三人團團轉。無論是情感、敘事、燈光，或是設計、內涵上，這部距前作一年多後的新作已蔚然成家，有了自己完熟的風格，田孝慈成為一位可以期許的編舞家，值得我們正視。
兩位導演似乎都使用了說反話的語言策略，但是反話或反諷，通常表現的是對語言的嫻熟，他們儘管機智外露，卻是用笑鬧表現哭不出來，用流行語彙表達他們對自己的感受詞窮。他們說反話，是因為喪失直接溝通的能力。請別誤會，這不是缺點，反而證明了他們敏銳地抓住了年輕世代的處境。
真實生活的狀態不會完全像導演在創作說明所述的如此單純與單一，還是經由人類複雜的大腦運作，去想像、思索、實踐出來的。因此，生命中「擺爛」的狀態，也不是在舞台上隨便擺幾個芭蕾的動作，讓沒有舞蹈動作底子的人模仿諧擬，引起觀眾竊笑不已，就是一種擺爛，當「擺爛」成為一種態度的時候，就只是淪為一個流裡流氣的痞子而已。
將觀眾深鎖在旅館裡，玩起蔓生變形知識分子的遊戲，出口並非主動闔上書頁而是無能地等待時間流逝。另外，還要擔心隨心所欲安插三兩句翻轉、後設、嬉鬧之詞，恐誤解線索拼湊，而這或許是許多心思細膩的創作者常有的慣性，將觀眾如筆下角色般戲弄，卻忘了觀眾只參與你的作品一次，僅僅一次。
在這場的開季音樂會中，近乎完美的呂紹嘉與NSO，卻險險敗在好整以暇的磨刀霍霍之上。話說音樂是時間的藝術，來得早也好，來得巧也罷，我們慶幸還好當天馬勒只是遲到，但終究還是降臨在呂紹嘉的棒下。
睡著的身體如在死亡中一點點漸被時間遺忘成殘餘的物體，可觀看、可觸摸、可搓揉甚而可記憶，因此我們盯著死亡唯一可做的就是正面凝視它，終至因為時間的流失而使得凝視令人恍惚。由於玄奘的睡著讓李康生的身體成為客觀事實，我們用視線對李康生身體的占據，以為又是對「恍若一種死亡」的凝視，這種美學的反常愉悅引起凝視的恍惚而造成身體存在性的暈眩。但是誰是這個睡著身體的凝視者呢？
《烏布王》導演與編劇都選擇採取距離的「疏離」，去看待過去的歷史。但這一段南非於一九七六年因反對種族隔離政策所引發的動亂，而遭致軍警、特務血腥鎮壓的暴行，卻因為時空的距離，和表現手法的陌生化，讓觀眾離得更遠。而這樣的做法，是否同樣讓觀眾置身於旁觀他人無關自身痛癢的痛苦，也如加害者一樣無感？
今年的四支作品，在不同層面上如是回應了各自身上鄉愁的形式，一種存在的境遇，一節穿過幽深隧道的列車燈束，被纏綑被解開的線索，或是喊嘯著的悲傷小丑。我持續期待這個平台不僅帶舞者「回家」，更能進而成為新的環扣發生對話之所；讓舞蹈的異質風格或觀念在此扣連，自我的異境，原是創作重要的情感動能，讓創作走得更遠一點，想像再遠一點，再遠。
在這個「狂想」的舞台與劇情中，將一切規矩混淆，讓人分不清真實虛假。究竟是誰騙誰？誰又最應該被唾棄呢？《賣》劇並未給觀眾任何的答案，而是使人發笑，並留下了伏筆讓觀眾去思考。
指揮呂紹嘉不時引領樂手力掀狂瀾，奏至酣處時，整個樂隊都像打了類固醇，連維也納愛樂都不見得能奏得更大聲。但也有無數時刻，樂音極致細膩，澄澈剔透，尤其是木管樂器。我必須特別提到的還有管樂全體、小號首席、長號，以及定音鼓。《莎樂美》光是樂團就足夠聽眾享受。
導演最大膽的一筆，落在結尾的五秒鐘。當國王喊出「殺了這個女人！」取代莎樂美之死的，卻是莎樂美突然拔槍將國王射殺，而黑落狄雅在上方高舉雙手，士兵們向她致敬母親的地位被抬高，回應聖經原始故事：莎樂美本來就是接受母親指使而行動。但是這層關係之前既無篇幅鋪排，突然高舉兩位女性的勝利，而軍方又毫無猶疑立即支持王后奪權，這一切顯得勉強而欠缺說服力。
《未完待續》作為北京小劇場代表之一，質地乾淨、勁拔又淳樸，與近年來大量加入數位科技、跨域表演的台灣小劇場有著迥然之別，它讓我回想起過去台灣的小劇場特質故事明瞭，簡單、精準又不失真誠的表演，可愛甚至帶些土氣，仔細推敲，似乎什麼都沒說，只留下高明的留白讓觀劇者自行填鴉，餘韻留存。
兩岸小劇場藝術節邀來的對岸三齣作品雖各個形式迥異，但皆呈現出一種生活的荒謬性，觀照人生百態，針砭社會時政，深掘現代縮影。《九種時刻》串連九個片段，彼此之間並未緊密連結、有效呼應，使整體敘事結構上缺乏層次。《未完待續》如現代的警示寓言，不斷提問：「在死前的最後一天，你會選擇帶走什麼東西？」然所有角色皆以刻板形象塑造，人物因缺乏厚度而顯得平板。《驢得水》像是富有魯迅諷刺小說中的寓言色彩，但更像融入了莎士比亞喜劇中的真假曖昧。
資本的邏輯必然創造出服膺這樣邏輯的奴隸。這不是人性使然，但，背後必有人性的掙扎。這是戲劇的布局讓人們靠近現實，卻又超越現實的根本原因！既然這人性的複雜中，出現了象徵被親情、逆倫、權勢收攏的女兒們，逐一的委身惑問甚而抵拒，最後，演變出女武神布倫希德的抗命。這抗命本身能夠輻射出去的意識狀態，是情感的週波又或意識的抉擇？非常值得探究。
中國年輕的創作者已漸漸摸索出一套「帶著紙手銬跳舞」的方法，左擋審查、右進資金。他們的前輩到現在可能還在做一些干犯禁演我亦獨往的戲，但他們卻好像與審查、金主、觀眾形成了一種奇妙的默契，演出後也幾乎無惡評。他們真的極具才華，也站上了文化消費在中國的浪頭。公營劇團與民間戲劇之間的那一條界線，未來也會隨著劇目的合作與人才的流動，變得愈來愈模糊。
即使創作者埋首個體的感覺世界，仍無法不為集體狀態所包覆網羅。但資訊滿載的一代，已難以囫圇吞嚥任何偉大意義的強力灌輸，而總東張西望，總是對無所不在瀰漫於周身的才感到真實。新的感覺結構召喚著新的創作能量，雲門2的新身體語彙雖不是一躍而出，至少是慢慢地浮顯當中。
長期以來，多數觀眾已習慣舞台上的演出元素，都是環環相扣的。此作直接顛覆觀者的刻板印象，並斬釘截鐵的告訴觀眾這場表演是各自獨立，且內容故意不相干，無疑震盪了許多人重新看待表演藝術。
在《看得見的城市，看不見的人》虛擬的城市空間裡，舞者們固執地舞動掙扎的身體，讓舞台成為當代資本邏輯主宰下都會發展神話的隱喻。在一切求高、求速、以發展為準則的進步邏輯裡，人的存在往往被巨大而隱形的權力結構所牽制，終至隱蔽而不被看見。對此，周書毅以舞者們頑強的軀體作為回應，要我們直視肉身（身體的物質性與精神性的合體），即使在鋼筋水泥的都市叢林裡。
王瀅絜是台灣第一位二胡演奏碩士，是接受本土音樂訓練而完熟的專業國樂人，不拘泥傳統窠臼，享受音樂、分享音樂；強烈的實踐意念與行動力在坦然面對藝術自我的顛沛之中，勇於跨步樂當「清貧世代」，赤足站在土地上，猶然保有太陽花一般的朝氣，深刻體會著歷史時空與生命的感動。
陶冶的舞蹈以低限、重複的手法要觀眾凝視身體，以極度的流動感和複雜的身體路徑抗拒亮相式的表演慣習。他要中國舞蹈經常向外炫示、向觀眾諂媚的目光，回神凝視身體自身。如此觀之，那麼《4》的舞者們臉上深藍近黑如面具般的墨色，還有《6》裡隱藏在昏暗中舞者們的臉面，或許都是抵拒觀眾消費式目光的手段之一。
導演用其最擅長的手法：讓男女裸體去測試演員自身和觀眾觀看角度的限度。赤裸顯露自身，裸體用於展示。但弔詭如伯格所言，赤裸的詛咒是永遠無法赤裸，你的表皮和你身上的毛髮變成一種偽裝，裸體反而變成一種衣著的形式。所以，當演員赤裸站立於觀眾面前，倒不是不著一絲一縷的身體讓觀眾不安，而是這樣的裸體讓演員與觀眾逼視自己內在焦慮究竟為何？
最後的群舞是全劇最美的段落，層疊的光影裡，舞者們舞動的身影定靜地探向霧靄中未知的光源。這樣的意象讓我強烈地想到同一時間僅在幾條街之外，許多年輕的生命正以自己的身體、以教人動容的意志，在黑暗中探向未來。或許，這是讓作品逸出既定框架的合理聯想。
平心而論，光是整合南管樂師與現代舞者的身體質地，已是一門艱困挑戰，遑論再把「戲劇身體」塞進來，更不用提聽覺上如何配置南管/現代音樂/流行樂，再為這些不同類型的音樂與身體找到應和之道。剝除主流、習慣之後，何妨也剝除掉過多的概念和意圖？
編鐘作為兩千多年前的古代樂器，當年演奏的是怎樣的音樂，已不可知，亦已不可能重現，在這種情況下，期待我們的作曲家能將之視為是「現今」的樂器，以之來展現現代人的感情，採用現代的手法為編鐘尋找「新聲」，將之賦與全新的音樂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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