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作品可視為《呼吸》的再發展版，相較起來，《呼吸》中拿掉了較多因為情感連結而產生的努力呼吸或是被強迫呼吸這件事，似乎是較為邏輯思考下的作品，但或許因為理性，也失去了清晰的主題與有話直說、將內心情感一路到底、直覺、流暢的陳述與發展；但新作中的理性也不見得完全阻礙作品，因為理性的再檢視讓編舞者能夠回顧過去，細細剝絲、重組整理，其實是提供了更多思考空間。
這齣戲的力道，來自於它總是耐著性子，硬是不將壓迫感推向爆點，不將語意模糊說破，就連換場都可以長時間處在視線不佳的昏暗中，可惜當它終於忍不住大聲表露情感的時候就露餡了
在這樣的潛在性情境下，我們直視了《你用不上那玩意》這部戲的劇場社會學。感官的抵抗是這部戲的潛台詞，這在某個方面表述了青年世代的社會抵抗感覺。我們從這樣的角度，找到了這部戲的核心命題。
最終導演表現出的是一種「去事件化」的態度與策略，或說，學運在作品裡是次要的，參與其中的人究竟面臨甚麼處境，才是她關切的。但這樣的視角，在劇中卻不夠篤定，有些時候感覺導演拋不開學運那一條軸線，受制於人物與學運的攪和，人物的現實處境因而不夠立體。
易卜生所投射的索爾尼斯卻不顧現實晚年的局限，他的過去反成為防衛的武器，奮力一搏獨自爬上高塔，即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這也是黃建業的最後詮釋，透過底下眾人之口，交相實況報導索爾尼斯從高處摔落的景況，卻用一盞投射燈將他的身影，放在舞台的最高處，化做一尊雕像。
比戈哲堤發展出個人獨有的動作特色，解放了自宮廷舞蹈演繹而來的芭蕾舞，講求挺拔對稱而相對拘謹的上身姿態，帶來屬於當代芭蕾較為流動、曲線豐富的肢體表現。
無論椅子上坐的是誰，無論演員沒說的話如何解，重點是，演員細膩的動作指引我們反覆閱讀記憶裡的片段，然後讀著讀著，發現這些關於死刑的片段，連結的不只是藝術和政治，更精確的說，是美學和法學。
這是一齣用俚俗的表相，來探索深刻認同問題的戲碼。雖然，敘事的節奏總是壓過情境的鋪排，但也因此加深了戲的荒謬感。因此，《死亡紀事》表現的不是死亡，而是生存。又或說，是小人物的生存之道：細瑣雜碎中有一種生命的韌性。
戲不是好哭就好，更何況感動落淚等於小孩真實，會這樣說的八成是個大人。人一長大很容易變成感傷主義的孩子，動不動就要回顧童年撫慰心裡的傷，忘了自己當年也很傷人。可是話說回來，如果小孩不撒野，沒有傷人的破壞力，他要如何掙脫成人世界訂下的那麼多死板的規矩，活下來繼續遊戲呢？
相對於創意落實與舞台技術的缺失，本次的演出卻掌握住觀眾共鳴的關鍵：音樂的感動。殊不知成功的文本有如景陽崗的猛虎，成功的改編讓你當武松，失敗的改編就是盤中飧。至於「瘋搖滾．硬台灣」，呃，姑且稱做「老虎與我」吧
此次三位編舞者皆有其擅長：黃翊有著外冷內熱與不說多了的精簡風格；鄭宗龍有將渾沌抽絲剝繭化為畫面與聲響的能力；布拉瑞揚則有敢於面對不確定並即興反應與順勢發展的勇氣。如何能在所擅長之餘，發掘更多的可能性，將會是下一個作品出發前的、面對自己的功課。
賭場象徵的不是資本主義，它是資本主義發展過剩的產物，而資本主義的過剩會回過頭來對付資本主義本身，誠如紀傑克的分析，塔利班和賓拉登本來是美國CIA一手訓練出來的。換句話說，只要我們有辦法將賭場過剩的資本、賭徒旺盛的精力挪用來對付資本主義，賭徒不就是未來的恐怖分子了嗎？
導演並置事件濃縮在舞台共時性的當下發生，提供觀眾自我選擇來重新組裝，卻隱隱然明指唯有把演出的單個場景或微型結構聯結起來，才有可能看見整體。但其中的意義一再被削減甚至不存在，就像卡爾維諾所言：「認知就是把某些東西強加入真實事物中，從而扭曲事實。」
我雖然親身參與演出，近身和演員互動，但是我被放大的體驗不是表演，而是觀看，是因為對下一步到底是什麼、我又該如何反應徹底沒概念，所以更加專注凝視，凝神諦聽動靜。
回顧當年那些人所做的那些事，冀望這些新導演能從前人經驗學習到什麼，理解到什麼，甚至推翻什麼，超越什麼，前提是要翻新前需要先去理解，並重新思索台灣劇場面對演員訓練貧乏的瓶頸，似乎是在時光流逝中，台灣現代劇場所能承續下來、令人拭目以待的未來，且不用等到世界末日那一天的到來！
如果抽離了那誇張的肢體語言，單用耳不用眼去看，就可發現只要是加洛里洛夫手指所觸碰過的音符，它們都音色極細緻，他所有的音樂都是來自內心的感觸與思考的想像，他的手像一直鵝毛筆那麼柔軟，指頭卻像蜻蜓點水般快捷，而激昂磅礡的音響更是讓人回想起他是柴科夫斯基金牌獎的事實，亮麗燦爛的火花振動人心。
有別於其他喜歡直接挑戰聽眾，將作曲技法當特技表演，卻吝於施捨聆聽者樂趣的當代作曲家，佑斯特挑戰的是聽眾感官滿足的最大極限值。主題與旋律宛若佑斯特時而興高采烈、時而目不暇給的情感衝擊，充分展現作曲家口中「充滿水分，活力與流動性」。
演出整體吸引人的原因，就在每位藝術家都以各自的方式勇於嘗試與冒險。但推陳出新之餘，仍能看出表演者的功力與長時期的關注。整場節奏，有嚴肅，也有逗趣。此次所有的港台合作，均展現高度的創意與對表演藝術的包容性。不同時代的精神也藉由不同形式展現。
戲裡帶我們回到電影剛發明的默片時期，電影還沒發展成熟，還不是工業，而是一個新奇的玩具，一場大家可以一起玩的遊戲，碎紙片就可以製造出漫天風雪，牽一根線拉動衣角就可以表現迎風獨行，假鳥假得不得了還是天地一沙鷗。一切都很假，卻顯得那麼真，因為他們認真，他們天真，天真到相信唯有藝術可以用科技的美好戰勝科技的醜惡，所以抵抗戰爭最好的辦法就是繼續創作。
《燕歌行》是一齣抒情寫意動人心弦的歌仔戲文學作品，也是一齣集眾人之力，追求理想的創作，好戲可以令人沉吟再三、可以傳世、可以不朽。我相信，演出之後，曹丕將不再是「一個寂寞到了底的男人」。
《身體輿圖》是一場以詩的比喻來完成「顯身」的召喚儀式，因此沒有故事卻能深具意味地將肉體中埋藏的記憶史，如一段刻印在她的皮膚上、甚而自己也無法閱讀的「象形文字」，它又像一塊傷跡殘留於她的靈肉，只有在凝視中才會令人隱隱作痛。
小說中人吃人的語言敘述，在經歷將近一百年以後，演繹於劇場，通過吶喊、噬咬、互相推擠等動作堆砌出飢餓的肉體性，剝去顯性的歷史、社會背景，帶出「現代」敗壞腐朽的意味，或說原來「現代」就是一具具的飢餓肉身構築出來的，而文明終究也不過是調度隱藏、拒斥與排除的技術所棚搭出來的。
動人之處，在於劇作家的失落、憤怒、和困惑，在於他是一個以說故事為業的人，卻被迫要在一個故事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的時代中，繼續努力說著故事，並且抱著一點點引起閱聽者興趣的希望，只是，他卻又擺脫不掉身後如背後靈一樣緊隨的提琴手。
編導先以假性的親子關係，譬喻政治與政權的手段，觀眾原以為的「天倫夢覺」，卻其實是沉淪且陰暗的同志情態。主角的反逆，讓人以為是忍無可忍的革命，男人和男人的苟且，原來是反諷政治的勾結；這「以退為進」的導演概念，成功地在劇末翻轉了全劇一直以來戲劇動作的表相。
走出音樂廳，忖度著整場音樂會最大的考驗，應係五首風格殊異兼具深度與難度的作品吧！？在充分測試客席指揮的能耐之後，也充分砥礪交響樂團的東方音樂語彙能力。華人樂壇對於東西方的混搭拼貼，早已累積許多可資借鑑的經驗，在此基礎上，如同音樂會的企畫宗旨，透過更深更廣的東西交融，似乎才能獲致代言民族性的認證，與世界性對等拔河、循環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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