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就是電腦,它可以發出聲音,當它的聲音出現時,我不希望人們說它『像』雙簧管、或它『像』小提琴,它應該就是電腦的聲音!它是電腦這個樂器所發出來的聲音!」齊伊文的這個觀念,在國內顯然仍是新鮮的!
沒有人敢說所有的前衛藝術都是有價値的,但是人人都明瞭如無前衛藝術,所有藝術的創作將成一潭死水。所謂鼓勵云者,恐怕在技術上也只能鼓勵產生前衛藝術的環境,而無法對某一項所謂的前衛藝術做直接的補助。
英國的《亞瑟王傳奇》由靑少年擔綱,劇情設計上只是一齣演給孩子們看的戲,卻努力照顧到人性的複雜面,多少反映了人物成長的背景與日後性格之間的關係,劇中的少年角色在命運的擺弄之下作出不得已的掙扎,即使像茉更一樣淪為邪惡的化身,也逼迫觀衆帶着歉意──不能或忘她個人悲劇的源由!
台灣的表演藝術行業、團體,在邁向成熟專業的獨立自主路上(包括創作方向)可說也在追求認同中。譬如大家常常在會議中談論,到底表演藝術在社會發展中眞正的意義在哪裡?這意義不僅是指藝術家或文建會的定義,而主要是對消費大衆及贊助者的意義。
每次去倫敦,雖然偶而也看到音樂的表演活動,但這個民族絕不是音樂的民族。他們主要的藝術是戲劇。我到法國,覺得那裡是美術的故鄕。到了德國文化的領域中,似乎音樂就是一切藝術是生活的一部分。藝術敎育也是藝術生活中的自然產物。因此自初級小學到學院,是金字塔式的結構。到了中國,旣沒有廣大的基礎,藝術是外來的,就成爲上流社會的點綴了。
當帕斯的詩寫到「果實落地」,詩人想表達的或許是一種咄咄有聲的紮實的喜悅,而詹慧玲唸出這行詩時,卻是以一個壯碩農婦的形象在地板上狠狠地、重重地連跳三下。觀衆同時看到農婦的喜悅及詩人的喜悅,聽到雙脚落地及果實落地的聲音,爲簡單的詩意提供了多層次的感受和想像聯結,這不正是語言及劇場的均衡前進,作者、演出者及觀衆三邊共振的美好景象嗎?
作爲一個文化評論者,必須掌握的是,在分析旣有現象時,不要因爲承認它的意義也就一併認可了它的價値;另外,則是不要爲了立場之故,而在無意義之處尋找意義。在「顚覆」這個字眼當令的時代,或許這樣的觀點才最中肯吧!
張繼高先生在年近古稀之際,終於拗不過出版界朋友的勸說,出了他的第一本書──《必須贏的人》。這本書涵蓋了張先生所專擅的新聞、文化、時事等類詳論民國四十年、五十年所發生的當時之事,也保存完好地嶄新呈現,讀來的感覺,不僅是溫故知新,且有即時對照的趣味。
文化下鄕,官員最好避開擴音機的麥克風和攝影機的鏡頭,媒體也最好在文字上採取中央和地方分權的策略。否則,官員前去開鑼很難留下餘音,他們不是去點燃文化的火種,而是去放一串鞭炮讓當地人士來淸掃。至於媒體的採訪也只是壯了官員的行色,無助於地方文化根基的厚實。
延續新劇傳統並非單純恢復五、六〇年代新劇的表演型式與劇本風格,作復古或懷舊式的演出,而是掌握新劇的民間性與表現力,融入現代劇場之中,使台灣新劇的演出傳統與現代劇場活動銜接,成為台灣當代劇場的一部分。
舞台上說的愈多,被敎導的愈淸楚──一點一點地,我將失去作為台下觀衆最寶貴的那一片無遠弗屆的想像空間。
英國對韓德爾及其他歐洲大陸作曲家及演奏家的百般優寵,卻祇是為英國增加了許許多多以能欣賞德、奧音樂為榮的英國聽衆。而英國的音樂創作歷史,卻因此陷入了衰弱的時期。充其量,英國祗不過是「租用」了一些外國的「明星藝術家」而已,雖然風光一時,就長遠看來,卻無助於英國音樂文化的發展。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如果有一位董事會的領導人,對於國內藝術界有深透的了解,又是以藝術爲生命的人,而且有協調的能力,溝通的天才,這筆錢一定可以花在刀口上,對國家的藝術發展發揮激勵的作用。如果董事會的先生們都德高望重,卻昧於藝術發展的大勢,雖立意良善,其法案可能適得其反。只是這樣的人到那裡去找?
做爲客體的藝術,本來就具有即興而發的本質,如舞蹈侵入戲劇,或者戲劇侵入電影,正可視爲藝術領域的擴大和豐富我們擔憂的只是跨越藝術疆界的任意性和蔓延性,是否眞能夠促進藝術的精緻化和深刻化。
文學(更精確地說,文字)是劇場最大的敵人和靠山。戲曲的韻白是一種提煉變造過的舞台語言,而我們眼前的現代戲劇則大量使用瑣碎的日常語言。如何在這兩種語言模式之間(或之外),琢磨出一種生動有力的語言表演方式,是今日劇場的未竟之功。
應是互相尊重異己的時候反而急躁不安,甚而產生誤解與成見;更應要互相欣賞以增加創作素材、共同開拓資源的時候,反而無法設身處地。這樣的危機也許只是民主社會中的一個過程,但我們到了必須進入另一個境界的時候了,那就是我們需要容忍,我們需要建立藝術生命共同體。
實在的社會、文化的認同、共同的感情,這三者之間並無等號關係,硬將三者劃上等號關係,其實乃是以往「國家──民族──文化」一條鞭式的思想殘餘,只有破解了這種等號關係,多元文化始有可能落實。
就文化環境來說,有藝術家走上街頭爲「中華舞蹈社」的保存而請命,有「表演藝術聯盟」成立以形成建言力量;在演出領域的拓展來說,戲劇界連番「輸出」,國內小劇場和舞蹈形式的演出日趨多元整體來說,我們在這一年看到表演藝術界高度自發性的活力,比票房統計上所能歸納出的「未必不景氣」還敎人振奮。
亞洲國家劇團在台北集會雖然新鮮,但似乎沒有給台灣帶來舉行「國際性」盛會的喜悅與「重返國際舞台」的徵象,他們的表演似乎也不易與台灣的社會文化產生明顯的互動。
近年台灣「第四台」的發展軌跡不難令人發現「劣幣驅逐良幣」的實證,現在有線電視科技的發達也只強化了這種推論的正確性。有線電視的功能包括新聞、資訊、娛樂、購物、文化、敎育和公共服務,台灣這方面的發展卻多所偏廢。
從以上四個劇目看來,翻譯/改編和模仿/創作各半,如專以劇作而論,並不算豐收,台灣的劇作家尙待努力;但從導演、表演而論,一九九四年的成績頗爲突出,足以與揚眉國際的國產電影媲美了。
一位仍在初一音樂班學小提琴的學生,因爲「琴藝」似乎久久不能突破,家長不知從那裡來的「靈感」,認爲必定與琴有關,於是一個大手筆花了三十五萬美金買了一把「名琴」給這位「神童」練習之用。沒多久,這位同學的「琴藝」似乎已不是問題了,因爲每次演出或與友人談起這位同學時,家長逢人就說:「小犬手中的琴,可是三十五萬美金的名琴哩!」
近來看戲又體會到中場休息的另一妙用,那就是可以提前開溜。有一天晚上,有一個難看到令我過度驚訝而無法入睡的演出現場,我沒有提前離開。那是一齣頗有野心的新作,藉著多線敍事、拼貼的舞台區位等堪稱「現代」的手法,針砭當前的社會亂象。
今天的大陸,滿街都是KTV了。消閒的方式逐漸歌廳化。對於表演藝術的未來,從事教育工作的人都沒有信心。在市場取向的自由社會裡,有甚麼辦法使大眾仍然支持純正的藝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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