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資訊發達、百家爭鳴的時代,政治已然開放,社會也呈多元化,批判時政需要的不只是勇氣與道德,還需要更多的藝術經驗與專業知識,一些不知反省、自以為是的政治嘲諷反而粗糙不堪。
預算是一種重要的政策工具,錢的流向通常也會引導藝術創作/表演的考量和民間相關文化產業的消長。而人事同樣是政策指標之一,不同的主管有不同的文化見解、行政資源(和包袱),也有不同的處事風格和經營能力,這都影響文化政策的走向。
雲門得到國內外廣泛支持的一大原因,正是林懷民努力以現代的技巧,表現了中國傳統的精神。雲門表演之成敗已有定論,我非專家,不敢置啄。但是我此次看到他們在舞台上那麼自然而自由的結合了現代西方與傳統中國的語彙,就感到欣慕不已,我相信外國的觀衆也會因此而感動吧!
實驗劇,有時使看戲的人知道他們實驗的是什麼,有時不知道,因爲製作人多半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點似乎看戲的人和製作者都領略到,就是企圖打破旣有的戲劇形式和成規的居心。這種只破不立的實驗劇應該叫做否定的實驗劇。
吳興國露出赤脚的一幕是有力的轉折,蒼白的肌膚讓我們一時覺得突兀,却又驚動無比:阿卡曼儂在觀衆眼前突然變得眞實無比。
以亞維農的戲劇節來說,一年主辦單位邀請的團體約有四十五個,而其他近四百個團體完全是自費。團體和當地將自己住家改爲表演場地的業主訂下契約,經過多年這些業主便開始組成了委員會。而街頭的表演更是在共同的社會互諒下舉行的即興表演藝術。在八月約一個月的戲劇節及其前後各半個月期間就讓當地居民賺足了一年所需的所有費用。
莫里哀的《僞君子》當中有一項著名的技巧:全劇的樞紐人物塔圖弗,直到戲演了一半才出現,這位衆人議論焦點的現身遂顯得雷霆萬鈞。人性本即如此:對缺席者倍加懸念。否則上帝爲何格外眷顧那隻走失的羔羊?
從微不足道之處,抽離出自己民族的記憶,抽離出人類共同的情愫,而後用藝術鍊金術將它錘擊成精緻的詩篇。它可以動人心,可以傳千古。「抽離」乃是一切藝術內在性裡的核心,它是創造。
好不容易近來有線電視從非法的地下第四台成爲合法頻道了,收得到的節目五花八門,股票、體育、電影、新知探索、購物,乃至於卡拉0K、電玩、講古都有專用頻道, 唯獨表演藝術,竟沒有一個頻道供它「表演」。
劇場活動原本就包含可能的「社區性」,無需特別強調,如果要標榜「社區劇場」,則代表它以「社區」爲主要考量,與一般劇場脚色不同,也與座落於社區的劇場,或到社區演出的劇場有所分別。
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之所以失去社會的信任也有部分原因起於政策溝通的缺失。在爭議事件發生之際,國家藝術基金沒有適時處理危機,並對獎助對象的創作動機和方式提出說明,事後又迫於社會壓力,轉向藝術家個人或機構要求退讓,再度引起藝術界更大的反彈。
「電腦就是電腦,它可以發出聲音,當它的聲音出現時,我不希望人們說它『像』雙簧管、或它『像』小提琴,它應該就是電腦的聲音!它是電腦這個樂器所發出來的聲音!」齊伊文的這個觀念,在國內顯然仍是新鮮的!
沒有人敢說所有的前衛藝術都是有價値的,但是人人都明瞭如無前衛藝術,所有藝術的創作將成一潭死水。所謂鼓勵云者,恐怕在技術上也只能鼓勵產生前衛藝術的環境,而無法對某一項所謂的前衛藝術做直接的補助。
英國的《亞瑟王傳奇》由靑少年擔綱,劇情設計上只是一齣演給孩子們看的戲,卻努力照顧到人性的複雜面,多少反映了人物成長的背景與日後性格之間的關係,劇中的少年角色在命運的擺弄之下作出不得已的掙扎,即使像茉更一樣淪為邪惡的化身,也逼迫觀衆帶着歉意──不能或忘她個人悲劇的源由!
台灣的表演藝術行業、團體,在邁向成熟專業的獨立自主路上(包括創作方向)可說也在追求認同中。譬如大家常常在會議中談論,到底表演藝術在社會發展中眞正的意義在哪裡?這意義不僅是指藝術家或文建會的定義,而主要是對消費大衆及贊助者的意義。
每次去倫敦,雖然偶而也看到音樂的表演活動,但這個民族絕不是音樂的民族。他們主要的藝術是戲劇。我到法國,覺得那裡是美術的故鄕。到了德國文化的領域中,似乎音樂就是一切藝術是生活的一部分。藝術敎育也是藝術生活中的自然產物。因此自初級小學到學院,是金字塔式的結構。到了中國,旣沒有廣大的基礎,藝術是外來的,就成爲上流社會的點綴了。
當帕斯的詩寫到「果實落地」,詩人想表達的或許是一種咄咄有聲的紮實的喜悅,而詹慧玲唸出這行詩時,卻是以一個壯碩農婦的形象在地板上狠狠地、重重地連跳三下。觀衆同時看到農婦的喜悅及詩人的喜悅,聽到雙脚落地及果實落地的聲音,爲簡單的詩意提供了多層次的感受和想像聯結,這不正是語言及劇場的均衡前進,作者、演出者及觀衆三邊共振的美好景象嗎?
作爲一個文化評論者,必須掌握的是,在分析旣有現象時,不要因爲承認它的意義也就一併認可了它的價値;另外,則是不要爲了立場之故,而在無意義之處尋找意義。在「顚覆」這個字眼當令的時代,或許這樣的觀點才最中肯吧!
張繼高先生在年近古稀之際,終於拗不過出版界朋友的勸說,出了他的第一本書──《必須贏的人》。這本書涵蓋了張先生所專擅的新聞、文化、時事等類詳論民國四十年、五十年所發生的當時之事,也保存完好地嶄新呈現,讀來的感覺,不僅是溫故知新,且有即時對照的趣味。
文化下鄕,官員最好避開擴音機的麥克風和攝影機的鏡頭,媒體也最好在文字上採取中央和地方分權的策略。否則,官員前去開鑼很難留下餘音,他們不是去點燃文化的火種,而是去放一串鞭炮讓當地人士來淸掃。至於媒體的採訪也只是壯了官員的行色,無助於地方文化根基的厚實。
延續新劇傳統並非單純恢復五、六〇年代新劇的表演型式與劇本風格,作復古或懷舊式的演出,而是掌握新劇的民間性與表現力,融入現代劇場之中,使台灣新劇的演出傳統與現代劇場活動銜接,成為台灣當代劇場的一部分。
舞台上說的愈多,被敎導的愈淸楚──一點一點地,我將失去作為台下觀衆最寶貴的那一片無遠弗屆的想像空間。
英國對韓德爾及其他歐洲大陸作曲家及演奏家的百般優寵,卻祇是為英國增加了許許多多以能欣賞德、奧音樂為榮的英國聽衆。而英國的音樂創作歷史,卻因此陷入了衰弱的時期。充其量,英國祗不過是「租用」了一些外國的「明星藝術家」而已,雖然風光一時,就長遠看來,卻無助於英國音樂文化的發展。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如果有一位董事會的領導人,對於國內藝術界有深透的了解,又是以藝術爲生命的人,而且有協調的能力,溝通的天才,這筆錢一定可以花在刀口上,對國家的藝術發展發揮激勵的作用。如果董事會的先生們都德高望重,卻昧於藝術發展的大勢,雖立意良善,其法案可能適得其反。只是這樣的人到那裡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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