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音樂會,祇能直接地對參與的觀衆產生某種程度的影響;然而一篇「樂評」,除了對曾經在場的觀衆產生影響以外,也同時對不在場的觀衆發生影響。因爲這樣,如何能做到「中肯」是「樂評家」的一個難題,也是「樂評家」所必須具備的一種「良知」。
台灣潛在的戲劇觀衆實在為數不少,特別是跟小劇場一起成長的這一代。問題是我們的小劇場自一九八〇年起,到底成長了多少?這二十年來的小劇場,一味強調肢體的表演,忘了還有劇本這一環,沒有一個小劇場眞正重視過劇本的研讀。結果在肢體上未見成功,先丟失了靈魂。這樣如何能與同代的觀衆一起成長呢?
在台灣行憲了快半個世紀,政府體制依然陷於一片迷霧之中,也難怪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對自己的決策程序和責任區分抓不到頭緒。然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並非政府機關,不必在這種模糊當中摸索或摸魚,這個受到社會信託的文化機構自然不該承襲那種事事折衷、處處緩頰的公務員文化。
一方面,自中產階級家庭中每年產生相當數量的音樂兒童投入音樂的領域,另方面這個社會根本沒有音樂的市場,其結果,大部分學音樂的孩子們學成後回國,靠在家敎音樂爲生。然後造就更多的沒有事業前途的音樂兒童。這樣的社會,埋沒了很多音樂的天才。
「你是在黑暗中拼命的對面前走來的美女眨眼,你淸楚你在做什麼,可是她並不知道,廣吿就是把燈打開,讓她看到你的好處而投向你。」劇場行銷人員就是打亮那盞燈的人,請觀衆、社會、媒體、企業界,甚至政府人員都能淸楚看到他們的表現而走近、支持劇場。
我們能不能在自己選擇的舞台上,背著你跳舞呢?背著你,不怕暴露自己的頑固和愚蠢,也不怕暴露出自己眞正的欲望。套用巴索里尼《夜長夢多》的一句台詞:「投懷送抱也好,逃跑也好,但千萬別撒謊。」這應該不必那麼難吧。
台灣的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我們也許該把它的運作方式和角色功能定位爲「三十年(或四十、五十年)後可以功成身退的文藝基金」。也就是說,它不必是一個百年不竭的財源,卻必須是一個在三、五十年之間能培養藝術界的自我成長、茁壯,乃至於進一步成爲扶植後起者的團體的關鍵角色。
當評論者自居獨大的位置,他的主觀性即超過了相對客觀的溝通基礎,而去曲解他人的作品;而同樣的是,當一個作者自居高於他要敍述的對象,他也就會遺忘了對象存在的具體情境,於是「過度呈現」遂無法避免,他會自居於上帝的位置,根據自己的秘思邏輯而編排想當然的「事實」,這已非「另一種詮釋」,而是「角色性格暗殺」。
國內的理論、和聲學、對位法彼此各自為政,不僅各科目之間缺少關聯,各科目的系統也常前後因人而異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的音樂理論、和聲學、對位法等科目的學習,成了紙上談兵的「寫作」遊戲。學生做作業時,能在心中先有某種特定音響,或先「聽見」各聲部進行的效果的,眞如鳳毛麟角。
在資訊發達、百家爭鳴的時代,政治已然開放,社會也呈多元化,批判時政需要的不只是勇氣與道德,還需要更多的藝術經驗與專業知識,一些不知反省、自以為是的政治嘲諷反而粗糙不堪。
預算是一種重要的政策工具,錢的流向通常也會引導藝術創作/表演的考量和民間相關文化產業的消長。而人事同樣是政策指標之一,不同的主管有不同的文化見解、行政資源(和包袱),也有不同的處事風格和經營能力,這都影響文化政策的走向。
雲門得到國內外廣泛支持的一大原因,正是林懷民努力以現代的技巧,表現了中國傳統的精神。雲門表演之成敗已有定論,我非專家,不敢置啄。但是我此次看到他們在舞台上那麼自然而自由的結合了現代西方與傳統中國的語彙,就感到欣慕不已,我相信外國的觀衆也會因此而感動吧!
實驗劇,有時使看戲的人知道他們實驗的是什麼,有時不知道,因爲製作人多半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點似乎看戲的人和製作者都領略到,就是企圖打破旣有的戲劇形式和成規的居心。這種只破不立的實驗劇應該叫做否定的實驗劇。
吳興國露出赤脚的一幕是有力的轉折,蒼白的肌膚讓我們一時覺得突兀,却又驚動無比:阿卡曼儂在觀衆眼前突然變得眞實無比。
以亞維農的戲劇節來說,一年主辦單位邀請的團體約有四十五個,而其他近四百個團體完全是自費。團體和當地將自己住家改爲表演場地的業主訂下契約,經過多年這些業主便開始組成了委員會。而街頭的表演更是在共同的社會互諒下舉行的即興表演藝術。在八月約一個月的戲劇節及其前後各半個月期間就讓當地居民賺足了一年所需的所有費用。
莫里哀的《僞君子》當中有一項著名的技巧:全劇的樞紐人物塔圖弗,直到戲演了一半才出現,這位衆人議論焦點的現身遂顯得雷霆萬鈞。人性本即如此:對缺席者倍加懸念。否則上帝爲何格外眷顧那隻走失的羔羊?
從微不足道之處,抽離出自己民族的記憶,抽離出人類共同的情愫,而後用藝術鍊金術將它錘擊成精緻的詩篇。它可以動人心,可以傳千古。「抽離」乃是一切藝術內在性裡的核心,它是創造。
好不容易近來有線電視從非法的地下第四台成爲合法頻道了,收得到的節目五花八門,股票、體育、電影、新知探索、購物,乃至於卡拉0K、電玩、講古都有專用頻道, 唯獨表演藝術,竟沒有一個頻道供它「表演」。
劇場活動原本就包含可能的「社區性」,無需特別強調,如果要標榜「社區劇場」,則代表它以「社區」爲主要考量,與一般劇場脚色不同,也與座落於社區的劇場,或到社區演出的劇場有所分別。
美國的國家藝術基金之所以失去社會的信任也有部分原因起於政策溝通的缺失。在爭議事件發生之際,國家藝術基金沒有適時處理危機,並對獎助對象的創作動機和方式提出說明,事後又迫於社會壓力,轉向藝術家個人或機構要求退讓,再度引起藝術界更大的反彈。
「電腦就是電腦,它可以發出聲音,當它的聲音出現時,我不希望人們說它『像』雙簧管、或它『像』小提琴,它應該就是電腦的聲音!它是電腦這個樂器所發出來的聲音!」齊伊文的這個觀念,在國內顯然仍是新鮮的!
沒有人敢說所有的前衛藝術都是有價値的,但是人人都明瞭如無前衛藝術,所有藝術的創作將成一潭死水。所謂鼓勵云者,恐怕在技術上也只能鼓勵產生前衛藝術的環境,而無法對某一項所謂的前衛藝術做直接的補助。
英國的《亞瑟王傳奇》由靑少年擔綱,劇情設計上只是一齣演給孩子們看的戲,卻努力照顧到人性的複雜面,多少反映了人物成長的背景與日後性格之間的關係,劇中的少年角色在命運的擺弄之下作出不得已的掙扎,即使像茉更一樣淪為邪惡的化身,也逼迫觀衆帶着歉意──不能或忘她個人悲劇的源由!
台灣的表演藝術行業、團體,在邁向成熟專業的獨立自主路上(包括創作方向)可說也在追求認同中。譬如大家常常在會議中談論,到底表演藝術在社會發展中眞正的意義在哪裡?這意義不僅是指藝術家或文建會的定義,而主要是對消費大衆及贊助者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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