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音樂中沒有人,只剩了音樂本身,也不過就是一個優美的墳場罷了。正因班斯看見這個危機,他突然選擇了停止聆聽,這決定使習慣被聆聽的艾達突然被棄置於孤單的荒漠中,艾達先是錯愕、而後深深感受到寂寞,突然間,鋼琴對她來說就不再有意義了,因為她享受過專注地被聆聽的經驗後,便不再能滿足於在音樂中的自言自語。
她問我:「你演什麼人?」我說:「西毒歐陽峰,發瘋了!!」我問她像不像,她說:「不像!」我就演給她看一下,她高興地拍著手,笑著說「好像」,她高興了,我整理整理頭髮,也高興著,雖然觀眾只有一個,劇場也不大台上台下,充滿了和諧。
巡迴各地演出的鋼琴家,有如率領十指大軍的將領,每征服一地的聽眾,就像打贏了一場勝戰,然而,有時真正致命的,卻是一些無謂的樂評。
《就像在天堂》這部電影也暗示著,音樂終究不只是台上的事、不只是音樂本身的事,聆聽過程中的美感經驗,會不自覺地轉化成為一種人生哲學,潛移默化人格特質;而集體的聆聽經驗,還可能生發社會文化轉變,甚至會促成革命。
喝了好的酒,如沐春風,如坐春陽,我們還能怎麼去領會酒?領會愛?領會表演?沒有了真,沒有了付出的精神,對不起,什麼也沒有了。
台北的鋼琴家熱潮絕對是滾燙的,早在數年前,佛萊雪這位當今世界上最具傳奇性的鋼琴老師,當他以最哲學式的教學法開始大師研習班時,他凝視著坐在台北國家音樂廳裡的一片鋼琴家人海時,小心翼翼地問道:「你們全是鋼琴家嗎?」然後,他說:「可能,我該退休了!!」
這兩部電影,都描述了已徹底被世界邊緣化的族群,隨著鄉園中族群人數越來越少,文化也面臨著被遺忘的危機。而民謠音樂,正是文化記憶與保存的一種形式。電影中的兩位主角,隨著深入瞭解民謠,都發現他們得要進入他們的生活,他們不能旁觀採訪採集,因為這些民謠,全是跟生活緊緊結合的,也唯有跟他們一起生活,才能真正掌握民謠內在堅而不摧的生命力。
我默默地站在小紅楓旁邊,攝氏4℃左右,靜靜地看著它,能站上十幾二十分鐘,好看。結果我那個「家裡」的「山妻」,把它畫下來了,不在我們院裡,她把它種到黃山上去了,跟行雲流水住在一塊兒,這下子美極了,她還畫得活像它,乾淨有力,似有光氣得我說不出話來,心裡非常地佩服。
您知道,汽車雨刷的發明人是傳奇鋼琴家約瑟夫.霍夫曼嗎?還有抽水馬桶的發明人是《瘋狂的奧爾蘭多》的英譯者約翰.哈靈頓爵士嗎?
《歌劇魅影》,很有著《鐘樓怪人》的影子,勒胡自己也承認,他受《鐘樓怪人》啟迪甚深,這也意味,《歌劇魅影》是二十世紀現代主義開端之際,一陣子復古回返浪漫的風潮。這時的浪漫主義走過一百年的歲月,已從興盛到衰微,比之雨果時代的浪漫主義,多了許多近似頹廢的耽溺感傷,與脫離現實的奇情詭譎。
半夜,暴風圈在台北上空快樂狂奔,一會兒山上、一會兒地上地橫掃,爸爸媽媽還有六歲的我,奮不顧身地各頂住一扇門,薄薄的木板門一次一次地被風吹凹進來,我雖小,可是有大人在就不會怕,把自己的身體當成一根木棍斜頂著門,接受那一次又一次凹進來的風。
至今,當我回想那時的情景時,仍如惡夢般地難過至極,我坐在第59排,就在開始DO音,要回到再現部之前,愛麗絲腦海裡的旋律突然終止了,就像電影斷片似地,鋼琴家的頭腦斷電了,無法繼續彈奏。她坐在台上,凝固在鋼琴前不能動彈,如一尊石像似地寂靜。
在電影《舞國英雄》中,舞蹈,成為有創意的年輕人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表達,年輕人無法控制內在聲音地,渴望舞出新舞步,每一個新舞步,卻又自然而然地反抗了交際舞長年以來的既定公式與裁判霸權。
「人要立志」,沒人敢說這話不對,「立志做大事,不做大官」,這話更好,無懈可擊,可是真的能去做的人,為什麼那麼少?做得漂亮的就更少了。讀了萬卷書,行了萬里路,最後在國會裡,終於成為一個無用之人的人,倒不少。 立志的心,人皆有之,怎麼去做?分成哪些步驟?因為要「因人而異」,所以說法就廣泛了。大部分的書,都是說:只要有決心,一定有做到的一天等等。
今天,在英語系國家,「傳統郵差」送的信件,被稱為Snail Mail蝸牛郵件,因為它緩慢如蝸牛可是在台灣,所有外來文化都會被消化而自成一格,就連「蝸牛郵件」也不例外。
藝術家跟我們最不一樣的地方,不在於他的情感特別地豐富,其實相當有可能,我們的情感比某些個藝術家還要更豐富,只是,藝術家能找到以藝術形式規範出來的表達方式,表達出這些情感,讓情感不是封閉在自身,能爆發出一種創作能量,並取得觀眾或聽眾的共鳴。
馬丁.庫賽的《伍采克》版本是在一垃圾場展開,整個舞台化成一片塑膠垃圾場,頗有世紀末預言的味道。但這不讓人驚奇,他肯定不是第一個有這個構想的導演,但能讓垃圾場和《伍采克》戲劇精神結合在一起,靠的是他嫻熟的舞台佈局技巧,演員稱職的演出,而庫賽成功了。
站在一個經常容易表演出錯、年產量和年消耗量都很大的「電視劇」市場裡,作為一個演員,對「塔利班」,我最想知道的事情之一,是如何面對全世界,在電視上責難他們的人。
Franois-Rn Duchable這位早年經由魯賓斯坦提拔成名的鋼琴家,好似無期徒刑囚犯想逃獄一樣,嘗試逃離現代古典音樂市場的體制稱自己在台上就如孔雀一樣:「美麗而愚蠢」。
當父親帶比利去芭蕾學院考試,父親看到的是另一個世界:穿著芭蕾舞衣翩翩輕巧走路的少女、那全然陌生的古典音樂、節制優雅的肢體動作,當然,還有樓梯扶手上的精緻雕飾,這全然不是他們的世界,為了跨過這世界的門檻,父親與哥哥奉獻了他們的一生。
我幹嘛要提鬆不鬆的問題,因為看到太多我喜歡的好演員甚至好導演,不是為了鬆而鬆,就是過ㄍㄧㄥ,過ㄍㄧㄥ的演員,就算你的表演很鬆但是浮,就算你演得深,但是單,就算你演得「酷」,但是你過於期待觀眾掌聲;就算你收放自如,能深能淺,亦莊亦諧,但是外功的依戀,多過內功。
咖啡廳嫵媚地邀約我們停留於一種維也納式的溫馨中。然而,惡毒的咖啡豆可不允許如此。它們將靈魂引誘至一個幻想世界,並且沉浸在一個來自咖啡廳文化,充滿魅力、情感繃緊的虛幻能量中。
電影《紅色小提琴》,透過一把小提琴的流浪史,企圖探討:藝術真的是自由的嗎?怎樣能得到自由呢?電影觸碰到了藝術三百年斷代史,從巴洛克到現代。導演不曾讓小提琴留在修道院或土裡,卻讓小提琴不斷流浪,以入世受苦得到真理,也意味導演評斷藝術之有價值有意義,是在於它真正懂得人間之愛。但正因著入世,唯有掙脫媚俗,方能取得自由。
有人問余是之先生最喜歡《茶館》裡的「王掌櫃」,還是《龍鬚溝》裡的「程瘋子」?余先生微笑,淡淡地說:「程瘋子這角色很有意思,他是個知識分子,發瘋了,算是個『文』瘋子,在他眼裡,他不覺得自己瘋了,他覺得是全世界瘋了。」就講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我全可以體會了,體會到他在表演詮釋上的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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