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無可奉告」或者「遊戲語言」，《無》劇的創作者們終究還是對自我、對她們所使用的語言、對劇場有所期許，終究還是希望我們能不忘記現實的殘酷、和生命的缺口。因為，在一個大家都無法忍受「無可奉告」或「沉默」的社會裡，或許只有在劇場中，我們還能「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她們展示酷兒身分與現實生活的種種矛盾、荒謬及深刻的地方，透過對現實無懼地觀察和探求，把我們以為最平淡無奇的細節展現在舞台上，形成荒誕、苦澀，或像隱喻般更強烈的效果。她們的戲充滿了感情，充滿赤裸的觸動，也經常讓人感覺「鮮血淋漓」；其實，最優秀的創作必定比理論來得複雜，而且觀念更為前衛。
為了兼顧傳統與現代，創作上確須有所取捨。站在保存的立場，當然希望傳統風味越濃越好，但若站在延續發展的立場，則當中的優劣勝敗，相信大家已心知肚明。「唐山市皮影劇團」演出的改良與創新相當成功，畢竟，戲劇的生命來自於庶民生活，這與所謂（曲高和寡）的「藝術」是否有衝突與矛盾？相信只是見仁見智。
楊銘隆從崔莎．布朗的技巧中獲得自我身體的解放，並運用於舞作中，釋放内心的風景。動作收放之間，不慍不火、沈著有緻，尤其是那「突然的停住」、停住後再往下延續，既不顯得突兀或拖延，總是游刃於操控肢體與音樂之間的密縫。
她所特有的激越與委婉間相交錯的表達方式，逐步帶領聽衆從高潮迭起的第一樂章進而投入細緻内斂的慢板樂章，再從融合了幻想與俏皮的第二樂章切入狂放有力的終樂章。
《交際場》最耐人尋味的焦點之一，便是溫柔與殘酷、愛與暴力之間的關係，但我覺得最吸引人的是溫柔與暴力兩者間的曖昧轉折。
《交際場》裡的舞者扮演的是社交場合内的孤男寡女，也影射現實生活中，尋尋覓覓、不甘寂寞的男女，更是排練場上、面對鮑許呈現動作元素，任由她檢視、記錄和篩選的舞者。都是想保護自己，但是卻得展現自己、暴露弱點的一群人。
秋生與他既相惜又對立，秀蘭對他有歉疚也有真情，三人鼎足，勢均力敵；李金龍與原版男女主角愛怨情仇的糾葛難分，使得《彼》劇不只是移植《羅密歐與茱麗葉》，而是進一步地改編為本土原創新劇。
《彼岸花》的愛情背後，既要背負《羅密歐與茱麗葉》情節結構的壓力，又要背負探討「漳泉械鬥」的使命感，最後還要歸向「心靈重生、人間沒有淨土」的超脫思想，使得「彼岸」花色顏色紛呈，究竟「彼岸」要開出一朶什麼樣的花？訴求什麼樣的主題？
長久以來，有些專家學者以明華園擅長於舞台技術，將之歸類為「金光戲」。堅持「一桌二椅」的歌仔戲，必將遭時代淘汰；其實無論是傳統戲、金光戲，只要好看都是好戲。雖然《乘願再來》有其劇情不合理、前後風格不一、台語「離離落落」的缺點，但整體而言，仍算是令人感動、趣味十足的製作。
由於他是一位抒情鋼琴家，而能夠將柔美、細緻的音樂藉由漂亮的音色與詩人般的氣質作最細膩的表達，這正是蕭邦音樂中最獨特的韻味。
在第三樂章狂亂的死神之舞樂段後，大提琴在類似加護病房滴滴答答機器聲的陪伴下，似自我對談般地將樂曲靜靜地引向無垠的天際。
創立於一九九三年的廣芭沒有包袱，從充滿企圖心的舞碼，和年輕、富朝氣的舞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青年舞團所散發出來的精力和勇氣。
令人無法逃避的是，《愛情哇沙米》再度出現台灣歌舞劇中最嚴重的老問題──表演人才的缺乏和專業訓練的不足。另一方面，令人好奇的是，傳播媒體資金的投入，是否意味著台灣的歌舞劇有機會走向更專業、更國際化，也更商業行銷的演出規模？
第二代劇團以百老匯為基礎，卻走出了一條迴異於百老匯誇耀炫弄的動人情愫，這一點，也許是我們發展中文歌舞劇的過程中所應好好學習的。
滿堂觀衆聚集在國父紀念館内，為一睹舞壇超級巨星巴瑞辛尼可夫的舞台丰采。沒想到一晚不見其拿手的古典好戲，反而是平時略嫌冷門的後現代舞蹈。
「極限藝術」探索審美經驗的相對價値：畫作與雕塑不只是佔據空間的實體，也刻劃出畫廊中沒有被填滿的空間，原本是上下文的展場變成内容的一部分，《協奏曲》就有這個特點。
李雲迪在鋼琴上的特殊之處是，他在一般人尚未清楚明白自身意向的年齡時，已經能將彈琴為「樂」（ㄩㄝˋ）這件事與其人格特質結合，清楚自己的琴藝為何能說服聽者，並且相當了解自己在音樂中想說的是什麼；不論那是什麼，李雲迪起碼都做到「說出自己腦子裡有的、心裡有的、手上有的」；這正是一位演奏家的職業生命是否能延續的關鍵之一。
就歷史事件的呈現與詮釋而論，基本的因果邏輯是必要的；就戲劇的諧擬與批判而言，良好的品味與清楚的自覺也是絶對必要的。當這些嘲諷與諧擬脫離了時空條件的補充說明，就會缺少理智思辯的意味，只是勉強地從觀衆群裡壓榨出冷酷的、或甚至愚眛不明的笑聲。
編導企圖在劇中表達對愛情的想像與現實之間的失落感，卻讓人看見了他對劇場美學與形式表現的想像與實際呈現之間的落差。
這些元素在每段舞蹈裡營造出的視覺效果或者編舞者試圖表達的詩意，不過，對欣賞者而言，像是編舞者丟出了一片片舞台圖像，讓人自行拼貼或串連。
筆者對陳慕融一直保持夢幻的完美印象，然而當天在國家音樂廳的演出，技術、詮釋、台風各方面無一及格，甚至表現出心不在焉的輕忽態度，讓有心觀衆無法接受；以陳慕融這樣等級的獨奏家來說，也有負夏漢（Gil Shaham）當年所說「Robert Chen與我同等級」的美言。
結合多種媒體完成的音樂劇場作品中，音樂必須是主體，當以寫作音樂為出身的作曲家放棄他的媒體主導地位之時，就會落入《門》不上不下的困境。
「媒體」多不多，只是手段，關鍵在於能否提供不同的觀點。把三個苦命女人放在一起，聽完原已耳熟能詳的命運，再允她們復活，這，完全沒有「戲劇性」。所有的期待、所有的發展、所有的轉折，都在音樂上，在音樂風格的企圖上。這樣的戲，不過是提供了音樂成立的藉口。
文化經驗移植不易，各演出環節、整體配套思維等問題能夠有效果地處理解決，才能真正提昇本地表演藝術的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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