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剛開始創作的時候，並不會有「戲長應該要多久」的思考，只能從一次次課堂作業的時間要求，漸漸累積對戲長的掌握，隨著同時作為觀眾與創作者的經驗逐漸累積，理解到情感與核心還是得仰賴技術的輔助才能呈現，而思考「長度」的同時，也同時引領思考整體的架構布局。 都是先去做了，才去看技巧類的專書，編劇也好導演也好剪接也好，做中學，畢竟沒有自己走過一遭，光看技術書難以理解具體的流程，看完也可整體出符合自己習慣的方法，按照書上的方法不一定能做出成品，但得經歷了一定的實務經驗，才整理得出方法。 去年拍了短片，找了信任又仰賴的徐漢強導演擔任剪接，剪接時我還無法決定最終時長，在監製宗翰跟漢強的指引下，了解了國際影展上，最嚴格的短片長度要求不超過15分鐘（含演職人員表），金馬影展往年都是60分鐘，今年改成40分鐘。15分鐘是一個神奇的單位，《超棒影集這樣寫》提到，在20世紀初期，電影放映師每過 15 分鐘，便必須起身更換一盤膠卷。某些編劇理論學家則根據過去此一做法，將電影詮釋為8個 15 分鐘的片段。有線電視時代，每一段戲有很明確的分隔，那就是廣告破口，像是舞台劇分4幕，影集也有，依循著每13到15分鐘由廣告破口，將1集分為4幕，有時到5幕，或者4幕加上序場，劇本最重要的就是結構，時間如何被分配影響著結構。 與翠貝卡、日舞影展等美國指標性大影展有合作的「The Film Fund」電影發展基金，其網站簡介了短片的時長，以及須包含的：一、先簡單決定一個可以努力實現的預設短片長度，約為10分鐘，10分鐘剛好足以讓觀眾了解角色個性、角色發展、故事情節。二、創作劇本時要了解電影最後透過剪接來呈現，原本計畫的10分鐘可能變成5分鐘或15分鐘，當下唯一要專注的是寫出精采的故事。三、1頁劇本1分鐘（指的是美式劇本格式）。四、刪減不必要的對話，短片篇幅有限，與核心無關的對話都得刪除，如果自己做不到，請客觀的第三方來協助你。五、比起對話，短片更不能容納一些缺乏明確目的、沒有辦法推動情節的場次，1場大約1到3分鐘，是以短片不要超過15場。六、短片可以以一個神秘性或戲劇性的結尾結束。 帶著實際操作過的體感，回看之前的短片劇本，總共寫了13場，在範圍內，剪接時因對話與龐雜資訊較多，拿掉了一場，對話也經過裁剪拿掉重複資訊；不必要的場次不只後製，拍攝期也

他抹好浪子膏，才剛要出門，從門縫裡望見母親和繼父對坐客廳，手裡不停，做著幾塊錢一個家庭代工。明晃晃的日光燈下，他見母親脂粉未擦，一張臉滿是風霜，終於老成他快認不得的模樣。飆車少年說，他站在那未開燈的房間裡，隔著門縫，淚流不止，覺得媽媽怎麼會突然老成這樣。就在那幾秒鐘的片刻，飆車少年感覺時光飛逝，一下子長大許多

前陣子聽了個座談，由5位女性講者討論女性創作者在藝術圈的發展與被看見。問答環節，一位男性觀眾的發問把當日活動推到高潮。他說會去參考一些欣賞的藝術家，想像自己藝術生涯脈絡的藍圖。大意就是會效仿某些前輩，而那些前輩都是男性。他不清楚女性創作者是否也會朝向標的發展自己的藝術脈絡，假若女性標的也是女性，那過去優秀的女性藝術家若創作脈絡都傾向迂迴曖昧，是否會失去能提供後世仿效的效應。 他一問完，前排就有一位女性大喊：「陽具崇拜！」大家瞬間都笑開了（我坐太前面，無法看到發問者的表情）。其中一位講者回應說，我們女性志不在建立階級與典範。她分享在國外上過一個女教授的課，每次上完都有一種舒服的感覺。她回饋給教授，教授說，這就是我們女性可以提供的。 這句話微微敲中了我。我懂她口中的舒服經驗，但那跟女性有關嗎？當天剛好有一位參與過我的工作坊的朋友在場，會後還特別跑來說，上完我的課也都莫名覺得好舒服呢。我有些錯愕，因為當時腦中正在檢討自己的課程設計似乎離舒適有一段距離。仔細思考，「讓人感到舒服」從不被我視為一種正向追求的給予價值，在教學場域搞不好更傾向營造壓力與紀律。譬如我曾極度抗拒表演教學上各種暖身好玩的團康遊戲，任何遊戲除非有跟理論、技術連結，否則好像都是在浪費時間。我總是試圖傳遞具體、結構性的論述或方法，就算是分享感受，也企圖在迷霧團塊裡指出一束光。 但隨著教學經驗慢慢累積，心態有些轉變。過去那種一板一眼的「打底」方式，不過是自己學習慣用的手段，可能更多是為自己非專業背景的補償效果。我的學生也幾乎都是非科班，能相遇也是對表演有點興趣，嚇跑他們絕非我的目的。我常說，課程是讓學員培養屬於自己的觀賞品味，讓他們在漫漫人生中懂得如何用創作陪伴自己。「舒服」的關鍵不是在於工作、學習的相對量體厚度，而是場域中人與人關係的柔軟張力。只要說到人際關係，陰性能量確實比陽性溫柔有效。陰性是向內的力量，所以聚集、連結；陽性是向外覆蓋、取代的能量，產生順序與階級。 最近看了有章藝術博物館的展覽「陳美玲」，再次呼應這種舒服。我在悶熱的午後昏沈地抵達現場，隨著作品眼前漸漸清朗，儘管性別與創作的關係並非絕對，但「陳美玲」就是我認為只有女性策得出來的展。「陳美玲」是女性的虛構集體（fictional collective category），最初

是年薪百萬、是進入夢幻名校、是登上國際舞台？這些答案我們都耳熟能詳，也在成長過程中曾無比嚮往，但那真的就是所謂的「成功」嗎？還是，只是社會寫給我們的劇本？有時候我會想，若成功只是活成別人期待的樣子，那最終到底是為了誰？那些我們努力追求的榮耀與讚嘆，是否也在無意間，把自己的人生交給了旁人的眼光？ 對我來說，能夠成功地完成一件事，並因為它讓世界多一點美好，就已經是人生極大的喜樂。或許，這件事安靜得很，不吵不鬧，卻深刻得難以動搖。這份「美好」，可能是舞台上的片刻光芒，也可能是課堂裡學生的微笑，甚至是自己內心的平靜。 在歐美生活多年後回到可愛的台灣，除了愈來愈珍惜在台灣的點點滴滴，同時也漸漸意識到：相較於歐洲，這裡的人似乎更容易被旁人眼光影響。誰家的孩子考上台大醫科、誰手上多了一個新款愛馬仕，誰新買了一台保時捷這些「比較」看似無害，卻一再讓父母將孩子當作自己價值的延伸。孩子的成就，不再是夢想的實踐，而是父母驕傲的投射。 我們太渴望「被看見」，卻忘了「我們想讓人看見什麼？」從旁人稱羨的千萬年薪，到盲目鎖定特定職業的夢想，多數家長終究抱著那心中難題：孩子學音樂能養活自己嗎？這問題乍聽之下很務實，但在AI猖獗、變動劇烈的下一個世代，孩子的夢想與人生，真能靠現在的價值觀來預判嗎？音樂產業裡的確有許多無法被輕易量化的價值，但也別忘了：頂尖的演奏家，一場演出酬勞可能超過上班族一年的薪水；數位串流上的創作者，也可靠點閱量獲利；更不用提錄音師、配樂家、音樂治療師、教育家、製作人、策展人與經紀人等音樂人，決非AI所能輕易取代。 每過一陣子，總會出現少子化影響音樂人口、大學術科聯考報考人數驟減的報導。學界、業界總是人心惶惶，思考應對之策，是否把考試內容設置更為簡單。但這樣的邏輯，就像是在說：既然現在讀書的人變少了，我們是不是應該把書都寫得簡單一點？或者說，博物館參觀的人次減少了，我們應該將《清明上河圖》改為易懂的漫畫展出？少子化既然是事實，那麼事實上就是會有班級員額需要減少，或學校需要退場或減班減學生的機制。我常常覺得教學現場就像划龍舟一般。若只是為了維持量的表現，而多出了很多不願意努力向前划的同伴，結果反而拖慢了真正努力前行者的節奏，失去了整體進步的可能。 但這可比喻之處實在

有一位國寶級的崑劇老藝術家曾經如此評價自己的作品：我經歷的一些創作後來證明是失敗的。實驗本身有成功定會有失敗，毫不新奇。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形象都是在不斷實驗琢磨中完成，正是有了觀眾的鼓勵與寬容，藝術家才有勇氣傾其一生心血，全心全意為每一齣戲，觀眾與藝術家砥礪攜手，護持我們一步一步走上舞台藝術的巔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