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并不会有「戏长应该要多久」的思考，只能从一次次课堂作业的时间要求，渐渐累积对戏长的掌握，随著同时作为观众与创作者的经验逐渐累积，理解到情感与核心还是得仰赖技术的辅助才能呈现，而思考「长度」的同时，也同时引领思考整体的架构布局。 都是先去做了，才去看技巧类的专书，编剧也好导演也好剪接也好，做中学，毕竟没有自己走过一遭，光看技术书难以理解具体的流程，看完也可整体出符合自己习惯的方法，按照书上的方法不一定能做出成品，但得经历了一定的实务经验，才整理得出方法。 去年拍了短片，找了信任又仰赖的徐汉强导演担任剪接，剪接时我还无法决定最终时长，在监制宗翰跟汉强的指引下，了解了国际影展上，最严格的短片长度要求不超过15分钟（含演职人员表），金马影展往年都是60分钟，今年改成40分钟。15分钟是一个神奇的单位，《超棒影集这样写》提到，在20世纪初期，电影放映师每过 15 分钟，便必须起身更换一盘胶卷。某些编剧理论学家则根据过去此一做法，将电影诠释为8个 15 分钟的片段。有线电视时代，每一段戏有很明确的分隔，那就是广告破口，像是舞台剧分4幕，影集也有，依循著每13到15分钟由广告破口，将1集分为4幕，有时到5幕，或者4幕加上序场，剧本最重要的就是结构，时间如何被分配影响著结构。 与翠贝卡、日舞影展等美国指标性大影展有合作的「The Film Fund」电影发展基金，其网站简介了短片的时长，以及须包含的：一、先简单决定一个可以努力实现的预设短片长度，约为10分钟，10分钟刚好足以让观众了解角色个性、角色发展、故事情节。二、创作剧本时要了解电影最后透过剪接来呈现，原本计划的10分钟可能变成5分钟或15分钟，当下唯一要专注的是写出精采的故事。三、1页剧本1分钟（指的是美式剧本格式）。四、删减不必要的对话，短片篇幅有限，与核心无关的对话都得删除，如果自己做不到，请客观的第三方来协助你。五、比起对话，短片更不能容纳一些缺乏明确目的、没有办法推动情节的场次，1场大约1到3分钟，是以短片不要超过15场。六、短片可以以一个神秘性或戏剧性的结尾结束。 带著实际操作过的体感，回看之前的短片剧本，总共写了13场，在范围内，剪接时因对话与庞杂资讯较多，拿掉了一场，对话也经过裁剪拿掉重复资讯；不必要的场次不只后制，拍摄期也

他抹好浪子膏，才刚要出门，从门缝里望见母亲和继父对坐客厅，手里不停，做著几块钱一个家庭代工。明晃晃的日光灯下，他见母亲脂粉未擦，一张脸满是风霜，终于老成他快认不得的模样。飙车少年说，他站在那未开灯的房间里，隔著门缝，泪流不止，觉得妈妈怎么会突然老成这样。就在那几秒钟的片刻，飙车少年感觉时光飞逝，一下子长大许多

前阵子听了个座谈，由5位女性讲者讨论女性创作者在艺术圈的发展与被看见。问答环节，一位男性观众的发问把当日活动推到高潮。他说会去参考一些欣赏的艺术家，想像自己艺术生涯脉络的蓝图。大意就是会效仿某些前辈，而那些前辈都是男性。他不清楚女性创作者是否也会朝向标的发展自己的艺术脉络，假若女性标的也是女性，那过去优秀的女性艺术家若创作脉络都倾向迂回暧昧，是否会失去能提供后世仿效的效应。 他一问完，前排就有一位女性大喊：「阳具崇拜！」大家瞬间都笑开了（我坐太前面，无法看到发问者的表情）。其中一位讲者回应说，我们女性志不在建立阶级与典范。她分享在国外上过一个女教授的课，每次上完都有一种舒服的感觉。她回馈给教授，教授说，这就是我们女性可以提供的。 这句话微微敲中了我。我懂她口中的舒服经验，但那跟女性有关吗？当天刚好有一位参与过我的工作坊的朋友在场，会后还特别跑来说，上完我的课也都莫名觉得好舒服呢。我有些错愕，因为当时脑中正在检讨自己的课程设计似乎离舒适有一段距离。仔细思考，「让人感到舒服」从不被我视为一种正向追求的给予价值，在教学场域搞不好更倾向营造压力与纪律。譬如我曾极度抗拒表演教学上各种暖身好玩的团康游戏，任何游戏除非有跟理论、技术连结，否则好像都是在浪费时间。我总是试图传递具体、结构性的论述或方法，就算是分享感受，也企图在迷雾团块里指出一束光。 但随著教学经验慢慢累积，心态有些转变。过去那种一板一眼的「打底」方式，不过是自己学习惯用的手段，可能更多是为自己非专业背景的补偿效果。我的学生也几乎都是非科班，能相遇也是对表演有点兴趣，吓跑他们绝非我的目的。我常说，课程是让学员培养属于自己的观赏品味，让他们在漫漫人生中懂得如何用创作陪伴自己。「舒服」的关键不是在于工作、学习的相对量体厚度，而是场域中人与人关系的柔软张力。只要说到人际关系，阴性能量确实比阳性温柔有效。阴性是向内的力量，所以聚集、连结；阳性是向外覆盖、取代的能量，产生顺序与阶级。 最近看了有章艺术博物馆的展览「陈美玲」，再次呼应这种舒服。我在闷热的午后昏沈地抵达现场，随著作品眼前渐渐清朗，尽管性别与创作的关系并非绝对，但「陈美玲」就是我认为只有女性策得出来的展。「陈美玲」是女性的虚构集体（fictional collective category），最初

是年薪百万、是进入梦幻名校、是登上国际舞台？这些答案我们都耳熟能详，也在成长过程中曾无比向往，但那真的就是所谓的「成功」吗？还是，只是社会写给我们的剧本？有时候我会想，若成功只是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那最终到底是为了谁？那些我们努力追求的荣耀与赞叹，是否也在无意间，把自己的人生交给了旁人的眼光？ 对我来说，能够成功地完成一件事，并因为它让世界多一点美好，就已经是人生极大的喜乐。或许，这件事安静得很，不吵不闹，却深刻得难以动摇。这份「美好」，可能是舞台上的片刻光芒，也可能是课堂里学生的微笑，甚至是自己内心的平静。 在欧美生活多年后回到可爱的台湾，除了愈来愈珍惜在台湾的点点滴滴，同时也渐渐意识到：相较于欧洲，这里的人似乎更容易被旁人眼光影响。谁家的孩子考上台大医科、谁手上多了一个新款爱马仕，谁新买了一台保时捷这些「比较」看似无害，却一再让父母将孩子当作自己价值的延伸。孩子的成就，不再是梦想的实践，而是父母骄傲的投射。 我们太渴望「被看见」，却忘了「我们想让人看见什么？」从旁人称羡的千万年薪，到盲目锁定特定职业的梦想，多数家长终究抱著那心中难题：孩子学音乐能养活自己吗？这问题乍听之下很务实，但在AI猖獗、变动剧烈的下一个世代，孩子的梦想与人生，真能靠现在的价值观来预判吗？音乐产业里的确有许多无法被轻易量化的价值，但也别忘了：顶尖的演奏家，一场演出酬劳可能超过上班族一年的薪水；数位串流上的创作者，也可靠点阅量获利；更不用提录音师、配乐家、音乐治疗师、教育家、制作人、策展人与经纪人等音乐人，决非AI所能轻易取代。 每过一阵子，总会出现少子化影响音乐人口、大学术科联考报考人数骤减的报导。学界、业界总是人心惶惶，思考应对之策，是否把考试内容设置更为简单。但这样的逻辑，就像是在说：既然现在读书的人变少了，我们是不是应该把书都写得简单一点？或者说，博物馆参观的人次减少了，我们应该将《清明上河图》改为易懂的漫画展出？少子化既然是事实，那么事实上就是会有班级员额需要减少，或学校需要退场或减班减学生的机制。我常常觉得教学现场就像划龙舟一般。若只是为了维持量的表现，而多出了很多不愿意努力向前划的同伴，结果反而拖慢了真正努力前行者的节奏，失去了整体进步的可能。 但这可比喻之处实在

有一位国宝级的昆剧老艺术家曾经如此评价自己的作品：我经历的一些创作后来证明是失败的。实验本身有成功定会有失败，毫不新奇。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形象都是在不断实验琢磨中完成，正是有了观众的鼓励与宽容，艺术家才有勇气倾其一生心血，全心全意为每一出戏，观众与艺术家砥砺携手，护持我们一步一步走上舞台艺术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