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谦：说真的，我们家的餐桌还蛮无聊的吧？因为只有我们3个人，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情调，尤其我们两个人都是属于「任务导向」，觉得对这餐饭最大的尊敬，就是把它好好吃完。所以，我们在餐桌上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慢一点。」 真：「吃慢一点。」没有错（笑）。 还有一件事情，我已经跟你妈妈说好几次了，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没办法停下来，不要叫我去吃饭，我不用吃，可是她不会理会的啦，她也有她的规则。说是这样说，如果没有她，我大概连怎么好好生活都会忘记吧？ 谦：因为我们家就是真的这么不浪漫，我好像也很难想像，在欧洲那种晚上7、8点开吃，大家一路聊到深夜，还伴著红酒继续聊的感觉是什么。 真：这种经验我倒是有！某次去国外一位文化局长的家里住一晚，那个局长的专业是电影方面，儿子是摄影师，家中是一个大谷仓、外面全是麦田，看出去非常宽阔。晚上他的太太张罗菜色，一整桌料理，光是起司就有10多种选择，现场连蜡烛都点上了，非常讲究气氛。那天因为有翻译随同的关系，一来一往的对话进行得比较慢，也因此让晚餐吃得更久。 我一直觉得那顿晚餐好像是电影画面走进真实场景一样，很不现实，非常梦幻。 维系情感，又或者是冲突现场？ 谦：在我们家好像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齁？ 我们家的妈妈就会因为太过在乎餐桌上所有人的舒适程度，反而常常不在位置上。一下去热菜、一下又要去张罗小菜。所有人都快吃完以后，她还赶著要去切水果。若真的无菜可热，她也会忙著先去洗锅子、清理厨房。 倒是，话又说回来，从餐桌上的关系好像就可以看出每个家庭的相处方式，而且不可否认，餐桌就是家庭的社交所，如果气氛好的话情感就愈好，但反之，餐桌也有可能变成一个冲突现场。 真：所以，我很早就说过，吃饭的时候不要带著太多负面情绪上桌。 谦：可是真的好难喔。以我儿子来说，他的嘴巴是拿来讲话的，不是用来吃饭的。我以前还会担心他

这个暑假，我带著两个外甥在欧洲到处旅行：先沿著法国罗亚尔河沿岸骑了100多公里的单车，接受大自然洗礼。回到义大利之后，我们在艳阳高照的托斯卡尼居游，除了拜访文艺复兴发源地佛罗伦斯，也参加一年一度的浦契尼音乐节（Festival Puccini）：在大师生前最爱的塔湖别墅（Villa Puccini, Torre del Lago）附近举办；歌剧演出舞台面向著幽静的湖，四周环绕翠绿的山，沁凉如水的夜色里，我们聆听浦契尼生前最后一部作品《杜兰朵》。 和3千多个观众一起聆听浦契尼的作品，真的是一生难得的经验：「怎么这么好听？」大外甥听完最经典的咏叹调〈今夜无人能睡 Nessun dorma〉（编按：或译为「公主彻夜未眠」），忍不住赞叹；小外甥则是听到《杜兰朵》中的〈茉莉花〉旋律，感到十分亲切。音乐会结束后已是深夜，隔天我们说起外甥们第一次听全本歌剧的经验，而且是在浦契尼最喜欢的别墅旁，依著山光水色和靛蓝夜幕观赏大师的作品，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点，绝对是演出进行到第3幕 卡拉富王子抱著一颗勇敢的心和满腔热情，知道自己绝对能融化杜兰朵公主冰冷的心 美国男高音Gregory Kunde飙嗓唱到 all'alba vincer（黎明到来时，我将得胜），余音未止，全场掌声响起，那种集体的感动经验让人久久难忘。 「女高音和男高音都好会唱啊！」外甥衷心赞叹，演出过程中，我看著高挂的上弦月，不禁想到在罗亚尔河河岸骑车时，我们穿过一片古老森林，凉风习习，林中有清新的芬多精，我们大喊好舒服、好舒服艺术和大自然果然是人一生最好的朋友，在与美和天地亲近的过程中，孩子们深刻得到所谓的「敬畏经验」（awe experience）。 大脑科学家透过实验发现，拥有敬畏经验可以缓解负面情绪，减低生活和工作压力，进而提升日常幸福感：参加一场大型音乐会而得到心灵感动；在森林或旷野建行身心得到舒展；见是巨大的美丽却找不到言语来形容；抬头看银河忽然觉得自己宛若浩瀚时空中的一粒小灰尘；看到刚出生的小婴儿嚎啕大哭展现生命力，又或在告别式上领悟到肉身虽远去精神却长存这些都是敬

YC， 昨晚做了个梦，梦中又绕回老家双溪大年。我沿著从吉隆坡北上的南北大道走，疾步如飞，沿途经过岩石山岭环绕的地带，就知道路程过了一半，怡保到了，曾是主要生产锡矿的地方，早年有华人移工从广东、广西过来讨生活，客家人居多。小时候对怡保的印象，是有很多神秘的山洞庙宇，佛像在钟乳石的奇观间耸立，洞穴有风，吹拂著信仰的闪闪微光。我继续快步大走，到了可以拐弯到槟威大桥的路段，两侧皆是国际电子工厂，大桥两端覆盖著半导体产业地区，有「东方矽谷」之称的科技园区。老家有很多老朋友都在大桥另一端，槟岛的电子工厂上班。为了避免上下班的塞车时间，每天会提早两小时出发，开不到1小时的车程，到了公司，然后再晚两个小时下班回家，因为准时下班，也会在路程中塞车两小时，倒不如坐在冷气房，让时间渡过。 我继续往北走，脚程加速，仿若蜻蜓点水般，脚尖轻轻一踩就往前，终于来到双溪大年的南边出口，我顺著熟悉的方向前进，经过了峇甲亚兰工业区，兴盛的当年，曾经一度为地方的人们带来许多憧憬，相信这个乡镇即将跨越现代的门槛，摇身一变成都市。老朋友们毕业后原本都在这里上班，几年后却发现国际电子厂纷纷往竞争力更强的槟岛迁移，他们毫不犹豫跟了过去，我问过他们：「在这里工作不是更方便吗？靠近家，上下班都省时间。」他们笑笑：「一样的工作，一样的责任，薪水却有两倍差异，怎么不跑呢？为什么不跑呢？」我望向灰扑扑的工业区，不见往日光鲜璀璨，我明白，命运早就挥手往他方。 经过了大街的两排双层店屋，我来到了十字路口，不远处就是双溪大年的地标性建筑，12米高的时钟楼，是当年华人商家林连登资助，以纪念英国国王佐治五世在1910年至1936年的统治。据闻时钟楼下方曾有中英文铜牌，但在好几年前被偷走。我转向火车站走去，过去有条平交道，隔开了新街场和老街场，大街和二街等组成了繁华的新街场和市中心，我老家就在老街场。后来因为塞车问题日趋严峻，市政府在平交道上方盖了人行天桥，地面路段不再开放车辆通行，老街场和新街场无法直线往返，得从左右两侧拐弯再拐弯再拐弯才能抵达。有这么风水一说，原本如日中天的市镇自此掉头转向，新街场人流渐少，反倒是老街场热闹起来。而人行天桥因为盖得相当曲折，有不少死角，反倒让抢匪有机可乘，在那里待著当拦路虎。<

寻鬼之旅走遍各处，发现人比鬼累、人比鬼难，人的各色烦恼琳瑯满目，走到极致，人其实比鬼更加可怕，所以我们的鬼片是否应该聚焦「鬼的原材料」，也就是人的身上？我们兴奋觉得，这就是答案。然而现实的谆谆教训很快就来，比人更加可怕的，是钱。

前阵子在「穷剧场」私塾上了郭亮廷（阿亮）的「布莱希特导读」，应该是离开表演学院后最受启发的4堂课。这启发来得相当及时，去年10月从柏林回台后，德国剧场的余韵持续扰动我对于「诠释」与「共情」的种种困惑。 近年有感无论是文字或戏剧，长期渴望逼近写实、现实的努力最终换来一场徒劳。在AI生成填满日常的当下，这追求行动甚至成了一出荒谬剧。与其论述真实、写实、现实一切实相的不可企及，还不如回到诠释的源头，细究布莱希特的方法与手段能否给予有光的指引？ 「你不选择立场，立场也会来选择你」 第一堂课阿亮就提出「娱乐」两字已被商业市场彻底夺走。在串流的时代，刺激成了娱乐的同义词，阅听大众宛如脖子被绑一圈大饼的人，若全球断网几天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真的饿死自己。 布莱希特发展「间离╱疏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反复强调娱乐和批判思考并不互相矛盾，指出「批判的态度就是科学时代的娱乐」。娱乐等同的应该是「思考」而非刺激，与其利用制造幻觉的沉浸效果去扰动观众，建立情境让观众真正成为主动的过程更该被称之为娱乐才是。但现实是创作者们若把需要思辨的作品挂上娱乐性，搞不好会被骂误导观众，场馆恐怕也得面临一群失准的目标群众？说到最后，阿亮睁大眼睛喊著：「所以我们更要把『娱乐』两字的使用权夺回来！」 确实每次追完一出剧都累得两眼发直，还不如缓慢为自己做一顿饭来得放松（那又刚好是最接近灵感的时刻）。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保持距离，视野清明，但为何一进入叙事结构，就一股脑追求投入、共情各种「在里面」的效果？若使劲粗暴地把观众压在「里面」，最后势必还得执行某种职业道德式的安抚、交代把大家请出去吧？如同各种悲剧总是在诱发观众的恐惧与怜悯，布莱希特则主张戏剧不需要净化或升华，因此他的剧场用许多方法把观众的心留在「外面」。 认同、共情、移情愈趋廉价，因为不是我们在利用认同效应，而是认同效应在利用我们。平常看韩剧就有这种感觉来个特写、回忆、音乐一催，就是要逼你哭。所谓的套路就是最能成效的手段，但布莱希特认为呈现种种状态比推动故事更能达到放松娱乐的效果，因此必须阻断那些滑顺无摩擦力的套路

国光演出时遇见以前教过的老学生，真是老学生，从清华中文系毕业30多年了，而她竟记得当年我曾带她们到台北的剧场看京剧！ 这是作为老师最欣慰的一刻！ 我应该是第一个在大学开「当代戏曲」课程的老师。提起戏曲，一般就只是关汉卿、汤显祖、洪升、孔尚任，没人意识到还有「活著的人」在编戏曲。大学有「现代文学」课，包括小说、散文、诗，也有现代戏剧，但从没有现当代戏曲。我开这门课，当然不能只读文本，每次上课都抱著10几卷录影带当教材。其实它们是同一部戏，但因我并非全播，而是精挑片段，技术上就要先拷贝10来份，各自找出不同的起始点，上课时依序按编号播放讲解，所以这些戏我反复看过近百遍，烂熟烂熟，但「现场」仍是无可取代。1993年中国京剧院首次来台，名角大师云集，怎能不带学生亲临现场？那是没有高铁的时代，从新竹到台北是一段「旅程」，记得我好像还帮学生办了保险，戏码呢，当然精挑细选。 挑戏必须稳准狠，这是学生第一次进剧场，万一不喜欢就没第二次了。忍痛放弃《龙凤呈祥》、《群借华》、《凤还巢》、《霸王别姬》、《失空斩》，认准故事新鲜动人、表演可观的《春草闯堂》与《杨门女将》，事后证明我没选错，学生喜欢得不得了。 看完戏，我们持续讨论，学生都很兴奋，而我的情绪较复杂，我比年轻人多一层苍凉感慨。 《杨门女将》拍摄时演员都才20出头，看了近百遍的我，印在脑海中的是他们的青春容颜，而在台北剧场亲眼见到的穆桂英和佘老太君，都已超过60岁，看戏时情绪激荡，这40年辰光是谁偷走的？值得庆幸的是居然仍是原班人马，我一一在脑海中把他们的前后段人生相互比对，只是演到最后，采药老人出场，一看字幕，怎么不是毕英琦？录影带里的毕英琦呢？我焦急慌乱了多日，打听到结果，原来他30多岁就已病逝。得知的当下，我止不住爆哭，对方问：「妳认识他？」我怎会认识他？但他的采药老人陪伴我半生。 这层感慨，我没对年轻的学生说，而我没说的还有另一层，这么好看的戏竟都是在极端不自由、思想受箝制的时代编出来的。 我们都说政治不该干预创作，创作应享有全然的自由，我们说这是天理，但有天理吗？因此我特别尊敬在被监控的状态下端出好戏的创作者。本篇先从《杨门女将》说起。 《杨门女将》原本是扬州戏，范钧宏改编为京剧，杨家为远

后人痴迷流派，时常固执地活在「如果梅兰芳还活著就好了」的非现实臆想中；后学崇拜创派大家，容易堕入简单概括、浅显模拟的泥沼。未曾经历艺术面团被揉搓、被发酵、被蒸腾的完整经历，一味只想直接吃蒸熟的艺术馒头，「拿来主义」给自己戴上紧箍咒，束缚了艺术驰骋的臂膀。我觉得在传承的根基上，自体自量、自思自表的创意历程才是最美丽的艺术旅程。